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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及启示
2015-7-17 来源: 作者:济南军区理论讲师团 陈福汉 吴都强


内容摘要:抗战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着眼时代特点和历史条件,主动适应新的形势任务要求,积极谋求创新发展,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对开展新形势下的政治工作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抗日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以来创建的优良传统基础上,积极适应新的形势任务要求,锐意创新发展,日渐系统化理论化,逐步走向成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对发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学习贯彻习主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精神,真正树立起政治工作威信,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历史条件
    (一)严峻复杂的斗争环境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赋予了时代课题。抗日战争爆发,使中国革命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变:战争性质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党的根本政策由推翻国民党政权转变为建立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这使我军政治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政治工作对象呈现前所未有的广泛性,既要做好我军、友军的政治工作,也要做好民主人士、人民群众的政治工作,还要做好国民党、伪军的政治工作,同时还要瓦解敌军,积极做好日军的政治工作,等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标榜抗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其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和消灭我党我军的企图,先后3次发动包括皖南事变在内的反共高潮,我军在敌后抗日战场上始终处于敌、伪、顽夹击的复杂局势之中。不仅如此,统一战线内的各个阶级及其政党在如何抗日、谁领导抗日、以及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上的对立和分歧也是非常严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我军摆脱了过去狭小、孤立的处境,在全国取得了合法地位,但同时也给外界的各种不良因素侵袭和腐蚀我军带来了便利条件。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环境,我军政治工作必须紧跟时代要求,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在坚决维护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持既联合又斗争,斗而不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标一致,共同对敌,夺取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
    (二)建军以来的丰富实践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积累了历史经验。建军以来,在长期而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军政治工作经历了从没有军队到创建和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锻炼,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锻炼,经历了同旧军阀、国民党、日军作战的锻炼,经历了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配合的斗争锻炼,经历了以武力反帝反封建实现革命、实行战争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锻炼。丰富的斗争经验使我军政治工作从萌芽走向成熟。特别是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有效解决了党对军队领导制度的问题,初步确立了军队的民主制度和新型官兵关系;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原则,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政治工作历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里程碑,对以后的政治工作开展有着深远影响;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谭政《报告》)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建军以来我军政治工作经验,深刻阐明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任务和方法,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又一历史性文献,是我军政治工作丰富发展并达到成熟的重要标志。以上丰富的斗争实践及其形成的基本思想和制度机制,对抗战时期有效开展我军政治工作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正确理论指导。抗战展开后,面对日军侵略和国民党反共交织共存的严峻形势,为进一步解决好中国革命斗争的理论指导问题,毛泽东深入研究哲学和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结汲取我党我军创建以来取得的丰富实践经验,紧密结合当时的形势任务,相继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样式—袭击》《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名著,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已经不是战争的个别问题和个别论点,而是对无产阶级的战争观与方法论,以及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全面深入阐述,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已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关于我军政治工作也有许多精辟经典的理论概括,提出和阐述了有关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指导方针。这些来自实践的理论成就,不仅构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科学知识体系,而且又反过来直接指导抗战时期我军政治工作实践,推动和促进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
    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
    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特点的需要,我军政治工作坚持独立自主,勇于开拓创新,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获得了许多生动活泼的新发展新创造。
    (一)坚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1937年,为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于红军改编换装这一历史性转变,有些官兵对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出现了种种模糊认识,有的认为红军接受改编就是向国民党投降,有的认为红军改编后与国民党没有本质区别了,甚至有的认为共产党对改编后的部队没有办法领导了。特别是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官兵思想造成严重混乱。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1]这种独立性的集中表现,就是“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2]为此,党中央规定“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坚决纠正了新军阀主义倾向;决定在团以上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并颁发条例,对军政委员会的职权组织作出明确规定;纠正一度迁就国民党而削弱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针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右倾错误,突出强调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党性原则;在调整抗日根据地各组织间关系中,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等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保证了红军番号有变但性质没变,仍然是人民的军队,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
    (二)概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按照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目标,正确处理军内外各方面关系的基本思想,在我军建军初期就提出了。而明确完整地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概括为我军政治工作处理军内外关系的三个基本原则,则是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首次提出的。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讲演中指出:“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3]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做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4]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的科学概括,不仅总结了我军创建十年来政治工作思想理论,反映了我军进步的阶级本质和强大的政治优势,而且为我军处理内外关系规定了最高准则,直接指导着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实践。针对有些干部缺乏高度的爱兵观点、群众观点,管理教育方法存在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惩办主义问题,开展尊干爱兵运动增进了官兵团结;针对有些部队对党对政府尊重不够,对人民群众爱护不够问题,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促进了军民一致;针对日伪军特点,创立敌后武工队,分化伪军组织,建立日朝反战同盟,创造了瓦解敌军的丰富形式。
    (三)规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针对抗战时期一些同志片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的任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谭政《报告》指出:“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与当前的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报告》强调我军的基本任务是“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为战争、生产和群众工作而斗争”;针对一些同志把我军任务看作只是单纯对敌作战的思想倾向,还强调“自然,作战是被放在第一位。在战争时期,其他一切都是服从于战争的。但是,如果放弃后二项工作,就不适合于我们的环境”,科学揭示了军队政治工作与军队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三大任务在内战时期是作战、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抗战时期把筹款的方式改为军队自己进行生产,基本内容并未改变,仍要坚持执行。因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来教育部队,不断提高指战员的革命觉悟,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内外的坚强团结和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保证我军三大任务及由此产生的各项具体任务的完成,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
    (四)诠释了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抗战初期,红军的改编使部队思想面临着大转变,需要向广大指战员反复深入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抗战以后,部队不断扩大,大批新的成分涌入部队,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被带入和侵袭进来,出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对部队产生一些影响甚至有的还很严重。对此,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5],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6]谭政《报告》在总结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并明确了思想教育的重点是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推动自我反省自动改正、改造思想的武器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在以上理论的指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清除了我们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不健康的思想毒瘤,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历史证明,善于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五)确立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总方针。总结我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谭政《报告》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确立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并进一步论证:“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为着实现军队的三大任务,过去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在军党关系上,“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在军队内部关系上,“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关系”;在军政、军民关系上,军队方面坚决实行自我批评,从事生产自给,减轻民众负担;在敌我关系上,“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总方针提出后,为达到各方面的团结一致,我军十分重视教育广大干部战士把阶级的立场与民族的立场统一起来,既不为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放松阶级的警觉性,又不为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摩擦与挑衅而放弃对日斗争和统一战线的根本政策,正确地进行团结友军工作和开展反顽斗争,使我军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六)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土地革命时期,左倾错误曾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推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进行“党内斗争”,借杀、错判、损害了一批优秀干部,给党的干部队伍和根据地建设及党的各项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和纠正了左倾错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强调指出任人唯贤的路线是“正派的路线”,“应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7]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关心、爱护、识别、使用干部的原则和方法,标志着党的科学而完整的干部路线正式形成。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认识到干部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回答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需要什么样的干部、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干部队伍,以及如何使用干部的问题,促进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规范化建设,提高了纯洁性战斗力,保证了我们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七)强调了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作风。谭政《报告》对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作风的强调,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和批判教条主义的不良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谭政《报告》把教条主义不良作风归纳为形式主义、平均主义、重号召不重组织、孤立主义四大毛病,并从原则的高度逐条分析批判了其实质和危害。强调指出:“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它同党的作风、革命军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报告》在批判的同时,又总结概括了延安整风以来我军政治工作作风建设的新鲜经验:反对形式主义,就要强调联系实际,注重实效,照顾特点,因地制宜;反对平均主义,就要强调工作抓中心,抓重点,抓典型;反对空喊主义,就要强调在一般号召之后,要抓组织实行,抓经验总结,抓具体指挥;反对孤立主义,就要强调政治工作面向群众做,发动大家做,依靠群众智慧和力量推动工作进步。从总体上概括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挥相结合。”强调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作风,对抗战期间我军纠偏正向、由小变大、以弱胜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八)改革了政治工作重点是基层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谈到政治工作的改革,谭政《报告》认为,对我军几十年政治工作的传统作风,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错误的东西,应该予以摒弃;正确的要继续坚持,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发展。根据上述思想,谭政《报告》专题论述了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改革问题,指出总的原则是:“凡属便利于组织和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借以完成一定任务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便应当充分利用之;如果某种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不便利于组织与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完成一定任务的,就不应当采用,已经采用的就应当废止,而代以新的东西”。依据上述原则,重点对连队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作了十六项改革的决定。通过创新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有力推动了抗战时期政治工作健康发展。
    三、几点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在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我军站在努力实现强军目标、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深化改革的新起点上,政治工作面临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任务发生深刻变化。但抗战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实践经验,对我们今天开创政治工作新局面、更好地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服务保证作用仍有重要启示。
    (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压力和挑战,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抗战时期,共产党克服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挑战,始终坚持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了我军赢得最后胜利。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面临着新的严峻的挑战与压力。从外部讲,境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军愈演愈烈,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拓展到文化、外交、宗教领域,由军内人员转向军人与家属、子女及部队职工并重,利用无处不在的网络、小报、零售书刊和手机短信,大肆炒作自由、民主、人权、宗教、民族等议题,并纠合“藏独”“东突”“法轮功”邪教组织内应外合,妄图“化”掉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内部看,官兵成分结构更加复杂多元,一些同志由于对党史军史知之不深、缺乏严格的党性锻炼,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缺乏真诚的情感认同和坚定的思想基础,看不清敌对势力分化西化我的险恶用心,搞不清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信息化战争中精干的指挥体制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对强化军魂意识影响巨大;军队使命任务拓展更加艰巨繁重,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不像过去打仗那样阵线分明,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的矛盾问题错综复杂,对强化军魂意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对此,我们必须要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始终保持很强的战略定力,围绕解决好坚定政治信念、模范践行宗旨、强化使命意识、加强党性修养、增强纪律观念问题,坚持强化理论武装,严格制度落实,建立建强组织,公正选人用人,着力提高官兵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自信、政治自觉和实际能力,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听党话跟党走。
    (二)无论在什么样的复杂形势和环境中,都必须保持我军在思想政治上的坚定性和纯洁性。抗战时期,我军之所以能在极为严酷的斗争形势下,打败不可一世的日本,挫败国民党的反共行径,坚定纯洁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关键。这启示我们,保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定性纯洁性是胜利之基,任何时候放松不得。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尖锐激烈,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由一般的价值强灌发展为软性渗透、曲线引导,由直接的煽动闹事发展为文化包装、借题炒作,由传统的利诱发展为因势利导、潜移默化,潜伏性、隐蔽性、迷惑性、破坏性更强。特别是信息网络的充分开放和高度自由,被敌对势力视为封不住、禁不止、打不断,屡试不爽的利器,大肆制造网络谣言,报道虚假新闻,丑化部队形象,给部队带来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的负效应。我军多数青年官兵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处于成型期,理性思维和价值判断能力相对较弱,如不及时加强正面引导,容易被侵蚀动摇,带来思想困惑和消极影响,而且危害不仅在当下、更在未来,绝不可低估。我们必须积极占领部队思想阵地、文化阵地、舆论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和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官兵,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官兵自觉做到铸牢军魂、不忘政治“警戒线”,坚定信念、不逾人生“基本线”,防微杜渐、不越道德“是非线”,明法知度、不触法纪“高压线”,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本色。
    (三)无论战争样式和我军组织形式怎样发展变化,都必须坚持和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地位作用。1934年2月,王稼祥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8]1944年3月,毛泽东在审定谭政《报告》时增写了“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抗战时期,我军坚持把政治工作贯穿始终,很好地发挥了服务保证作用。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削弱了政治工作,什么时候我军革命和建设就必然遭受损失。当前,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的迅猛发展和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大量使用,信息化战争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战争形态。适应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深化将要实质性启动,我军组织形式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无论战争样式和我军组织形式怎样发展变化,人始终是制胜主因。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这就决定了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付。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牢牢把握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切实增强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有效性,坚决突破在传统军事体系下形成的落后观念和利益格局,积极推进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不断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下大力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和政治工作的威信这四个带根本性的东西在全军牢固立起来,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努力开创我军政治工作新局面。
    (四)无论官兵思想和信息网络技术怎样变化,都必须坚持面对面、心贴心做思想工作的根本方法,都必须把政工干部的以身作则放在第一位。抗战期间,我军深入开展了全民思想政治教育运动,重点是进行面对面的思想教育、说服解释和宣传动员工作,各级军政首长深入基层一线部队现身说法,言传身教,成效显著。实践启示我们:面对面、心贴心做思想工作最管用、最实用、最有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热点敏感问题频发,多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碰撞,各种噪音杂音此起彼伏,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多,网络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给官兵思想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不容忽视。目前,尽管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丰富创新了思想工作的形式、方法和手段,但都不能代替面对面、心贴心这个根本方法。只有在面对面、心贴心做思想工作中,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官兵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精神文化需求,才能真正抓住官兵的活思想,找到穴位、把准脉搏,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抗战时期,党的领袖与普通官兵生死相依、情同手足;我军指挥员一马当先,冲锋在前。有的仗下来,党团员伤亡人数占到伤亡总数的25%,甚至50%。可以说,当时我军打仗打的是干部和党团员。正是党员领导干部模范带头的强大感召力,凝聚部队形成了无穷的战斗力。新形势下,由于长期和平环境的影响,有些政工干部滋生了特权思想和享乐主义,习惯于严于律人,宽于待己,严重影响了政治工作威信。抗战时期政工干部的事迹启示我们:政工干部按照“五好”干部标准,既要努力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成为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行家里手,更要以身作则、模范带头,把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统一起来,使自身的先进性在平时能看出来,示范作用在关键时刻能豁出去,这样才能使官兵真正口服心服,引导他们争做“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发挥好政治工作的号召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0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93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9页
[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35页。
[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
[8]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三册,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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