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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兵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2018-9-21 来源: 作者:时光


 
    《易经》和兵经《孙子兵法》作为中华民族上古先秦时代产生的两部经典著作,在人类历史上乃至当今人类社会始终散发着璀璨光芒。《易经》和《孙子兵法》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社会演变和历史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随着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进程推进,《易经》和《孙子兵法》又将在现代人类社会发挥更大影响。
   研究《易经》和《孙子兵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正本清源,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认识中国上古先秦经典以及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更好的把握人类智慧经典的精髓实质。智慧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更好的运用经典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解决现在和将来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下面从《易经》和《孙子兵法》的的产生和历史流变着手探寻这两部中国上古先秦经典的渊源,并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角度分析上古智慧对当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借鉴意义。
   《易经》的产生和历史流变。
   关于《易经》的产生,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经历了上古到先秦时期的伏羲画卦阶段,文王演《周易》阶段,孔子写易传阶段,此三世而成书。
   伏羲画卦阶段,制造了一套可以囊括一切的符号系统。伏羲一画而开天,制造了阴、阳两个符号。“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一思想体现在《孙子兵法》中,就是始计篇中表述的“因势利导,阴阳幻化,方能虚实不定。”易有太极而生两仪。阴阳两个符号,虽已囊括一切,但并没有带入时空概念,于是阴阳继续演化为太阴,少阳,少阴,太阳。在阴阳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中间过渡阶段,从单纯的动量升级为向量。在这四个向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化为“一乾、二兑、三离、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八个卦象。正所谓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所以《周易》的基础是阴阳,基于阴阳可以推衍出更精细的层次划分,而这衍生的规则正是二进制。阴阳的0次方是混沌太极。1次方是两仪。2次方是四象,3次方是八卦。6次方是64卦。伏羲画卦制造出一个囊括一切的符号系统,有助于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可以有效的帮助人们通过这个符号系统来对客观世界进行表述和指认。另外,这一套符号系统又并非单纯的序列,其中还蕴含了事物运动的方向性,阶段性,规律性。在一个系统中,每个个体相对于整体都有它的独特意义。所以不论八卦还是64卦,每一卦都有自身的名称和意义,每一爻又有自己的意义,这是一种整体的思维。
   《易经》的基础是阴阳,讲的是变化之道。最复杂、最庞大、最捉摸不定的事物,必是基于最简单、最微小、最稳固的东西。就像Ai人工智能计算机是基于最简单的2进制0101。人是碳基生命,理论上完全可以产生硅基生命,不论基于什么载体,这个规律是恒久不变的。现代计算机的产生是基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西方数学二进制的产生是否源于《易经》的原型启发暂且不论,但所揭示的规律是一致的。在《易经》的这一层面东方隐学中是否做过深入研究暂不考据,在显学中《易经》是被人们作为卜筮之书来运用的。遂有文王演《周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伏羲时代到周文王时代,人类关注的主题决定了《易经》的发展演变方向。连山易,归藏易,《周易》,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易经》版本。前两者已遗失,难于考证。《周易》倒是较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主要研究的版本。
   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但《周易》的编写肯定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着手了。历史上,从伏羲时代到周文王时代,人们对于未知的事物总是充满了敬畏和恐惧,表现在行为上注重祭祀占卜。从后来出土的甲骨文记载来看,每逢像战争这样的大事,是必要进行占卜以测吉凶的。《易经》作为卜筮之书,必然承载着巫祝解读占卜结果的使命。于是到周文王时期,人们给诸卦进行了系统的组织、诠释和解读。而每一个卦象的命名,乃至每一个爻辞的命名、解读,又都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泰卦》六五:帝乙归妹”、“《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等等当时的典故。所以要在这一层面读透《易经》,需要对相关历史进行详细研究。所谓智慧,是人经验教训的总结。从上古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人们在生产斗争实践中,把无数次的经验教训用凝练的字句记述了下来,于是产生卦辞爻辞。一句“群龙无首吉”可能是用成百上千个生命的教训换来的。久而久之,《易经》从最初的符号系统发展为人们用于卜筮的工具,在单纯用于卜筮的基础上发展为内容丰富的哲学经典。
   到春秋时期,孔子韦编三绝撰写《十翼》,即解读《周易》的十篇哲理文章,后世称之为《易传》。孔子在其晚年对《周易》一书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手不释卷,潜心反复研读,致使编连竹简的牛皮绳子断了多次,“韦编三绝”。在《论语·述而》中有记载:“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了《帛书《周易》》,其《要》篇中也有类似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上述史籍文献和出土文物记载,均证明了孔子与《易》一书结缘较晚,同时表明了孔子对《易》推崇备至之程度和执着研读之精神。
   将《易传》纳入《周易》之中,则是在汉朝。被尊称为《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易经》的传播不仅极大地发展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形成深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且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晚年喜好研读《易》之原因,主要因为当时卜筮活动为典型的政府行为。据《尚书·洪范》记载,周初武王曾向商王族遗老箕子访求治国之道,箕子提出治国安民的“洪范九畴”,即大法九类,其中第七类就是“明用稽疑”,意思是敬用卜筮考疑制度。《礼记·曲礼下》中记载:“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土、大卜,典司六典。”大卜,为掌管六种典礼制度的天官之一。《周礼·大卜》中记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由此可知,在西周前期,《易》被统治集团上层所垄断,即由天子的卜官所掌控,负责预测君国大事、自然灾异、行军制敌、祭祀活动安排等,卜筮行为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周初大分封时,由于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鲁,鲁国得到西周王室较多的赏赐,成为拥有文献典籍最多的国家,从而使鲁国成为当时天下的礼乐文化中心。所以晋使韩宣子在鲁能见到《易》,自然在情理之中,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为生活在鲁国统治中心的孔子后来涉足《易》奠定了地利基础。晋使韩宣子赴鲁考察其文献典籍时(公元前540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年仅12岁,其涉足《易》,大约在公元前496年,即55岁左右。时值春秋末期,列国纷争,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周王朝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易》不再被统治集团上层卜官、史官等少数人所垄断,而开始流入民间,《易》一书遂成为士阶层即知识分子阅读研究的对象。《易传》就是孔子在这一时期研读《易》而取得的丰硕成果,从而为人类留下了珍贵的哲学思想文化遗产。  
   《孙子兵法》作者孙武,也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齐国贵族出身,他的贵族身份使他可以有机会接受到更多上古经典智慧熏陶,孙武自幼聪明好学,长大后军事才能过人。孙武出生在这样一个祖辈都精通军事的世袭贵族家庭里,。《左传宣公十二年》书中记载“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 (禁止暴力、消除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百姓、团结民众、增加财富)武德,就是从武、用武、尚武之德性,包含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品质等。故孙武的名字里包含了长辈对他的美好寄托。在孙武的著作《孙子兵法》中,深刻的体现出了系统化思维,整体化思维,辩证思维的《易经》思想。
   孙子深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曰"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战争是关系国家存亡、人民生死的大事,必须高度重视开战之前的谋划。这其中蕴含着对关系社稷安危的战争问题必须谨慎处之,以及没有认真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不能随意兴师开战的慎战思想。《孙子兵法》有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提出决定战争成败的“五事、七计”,是运用《易经》整体化全局观思维,从军事谋略全局的高度论述了作战的基本要领。“道、天、地、将、法”五事的归纳与提出,体现了《易经》文化中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辩证统一思想。其中“道”的概念,强调战争的正义性。这正是《易经》中的军事战争观体现。《易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跳出了单纯军事观,最早提出了打仗要讲正义,要取得人民拥护的思想。《易经》的《师卦》曰:“师。贞。丈人吉。无咎”。《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这是从阴阳转化的角度,提出重要因素“民心”、“正义”对于战争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将”的概念强调打仗要用好将领。因此除了正义,将领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当战略问题解决之后,干部问题就是首要问题。《易经》的《师卦》六五爻曰:“田有禽。利执言。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说,“‘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长子”就是“丈人”,由他们带兵,指挥打仗,指挥员要在军中与士兵们在一起,了解军心,生死与共,而不是远离士兵,遥控指挥,让士兵们去送死,自己享受胜利果实。九二爻所云,“在师中,无咎”。带兵切不可用“小人”用无知的人,如果用了“弟子”就是根本不会打仗的无德小人或无知少年,如赵括之类,则会“舆尸”而归。孟子曾说过梁惠王不爱人民,也不爱儿子,就是说他打仗不用能征善战的将军,而是派他的根本不懂军事的太子作统帅,结果儿子送命。古人的用人观与现在不同,主张用老成持重的人更妥当,《诗经》就有“老夫灌灌,小子蹻蹻”之语,盖持重者依计而行,而骄纵者因慢而失。
   《孙子兵法》强调“法”的概念。强调军队必须有纪律。《师卦》初六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象》云,“‘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是很难取得战争胜利的。诸葛亮长江说过,“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诸葛亮集。兵制》)。至到毛主席还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孙子兵法》强调“天、地”的概念,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易经》的核心概念正是强调事物发展的“时、中、位”,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地方决策会不同,结果也会不同。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空在不同的阶段,所采取的策略也应不同。这表现在卦象上则是六爻用“初、二、三、四、五、上”涵盖事物发展的六个阶段,又以内卦外卦两大划界,还体现为天地人三因素的融合,又以“乘承比应错综复杂”来描述事物发展运动的普遍规律。
   《易经》中的系统化思维、整体化思维、辩证统一思维和事物的运动发展观,在《孙子兵法》各章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孙子兵法的特色正是以《易经》为代表的东方智慧的完美体现,蕴含了天人合一思想、中庸思想。《易经》重点在于讲述事物等一般发展规律。《孙子兵法》则是一本专门的军事思想著作。《孙子兵法》中体现出的洁净精微的易学思想,让孙武在撰写战争理论的时候,使他的战争理论更像是一门艺术。所以《孙子兵法》在国外也被翻译为Art of war(战争的艺术)。深谙《孙子兵法》之道的毛泽东在军事才能方面也被他的对手蒋介石称为高超的艺术。这正是东方文化高度智慧的体现。
   东西方文化的基点不同。西方文化,尤其自宗教改革之后强调个性乃至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力量角逐对立。通过消灭他人,以占有资源。观念体现在行为上表现为对异族的无情杀戮,如:安格鲁萨克逊人对印第安人的灭族。而东方文明自古以来的观念则有“天下大同”的理想和“修齐治平”的理念,体现在行为上则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天下之民归心焉。”如:周初兴灭国,封商朝后裔于宋地(孔子既为商朝后裔);继绝世,承继绝祀的世族;提拔隐逸的人才,授之官爵。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他的著作《展望21世纪》中说了这样的话: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代,而且还是人类咎由自取的结果。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九七二年。二十世纪这位最知名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智者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汤恩比博士主要从历史文明的角度剖析了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弊端所在。马克思重点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预言了资本主义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任何政治经济规则的建立需要足够的文化土壤。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能在中华民族存亡之际,以革命党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与其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几曾遗失的真正中华文明精神的复活。《周易》革卦有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救民于水火。
   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责任担当,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于人类工业化时代,曾经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弭正是由于时代变迁的冲击。中国共产党扎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故能屹立不倒,八风不动,为全人类留下一线希望。
   中国共产党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努力探索并践行中华文明关于构建大同世界的宏伟蓝图。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的多极化、经济的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世界各国正抓紧调整各自发展战略,推动变革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同时,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很大。在复杂具体的矛盾中应对各种危机时要做到兵经所讲的“知己知彼”。《周易》说:“终日亁乾,与时偕行。”告诫人们在观念和行动上要与时代一起进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好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中华文明智慧的体现。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易经》 姬昌、孔丘等著
2、  《孙子兵法》  孙武著
3、  《春秋左氏传》 左丘明著
4、  《道德经》 老子著
5、  《中庸》  子思著
6、  《大学》 曾参著
7、  《礼记》 戴圣著
8、  《历史研究》  [英] 阿诺尔德·J·汤因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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