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计篇》中一句话的理解

刘金海

 

    【摘要】对“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一句话的解读，存有“我视情决定别人去留”和“我视情决定自己去留”两种观点，并由此派生了一些折中、妥协的观点。笔者从《孙子兵法》整体风格、史载孙武言行、著述时间过程三个方面入手分析，认为此处应是“我视情决定别人去留”。

    《孙子兵法》虽然仅有了了6000余字，思想内涵却博大精深。语言简洁、精炼而又智慧深邃、宏大，给人们学习、研究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因此对一些内容的解读和翻译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屡见不鲜。《计篇》中一句“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就是很典型的一例。目前，笔者能见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解读：

    一、截然不同的两种基本观点

    观点一：“我为主导，我做决定”。即我是老板，由我来视情决定别人的去留。例如：

    1、扈光珉的《武圣孙子》翻译为：“带兵作战的将领如果相信、听从我所说的条件和判断，用兵作战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那么就留作将帅；如果不相信和不听从我的判断，用兵作战就一定会失败，就挥之不用。”^⑴

    2、陈昆福、吕强、陈亮所著《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论》翻译为：“将领听从我的计策，任用他必胜，我就留下他；将领不听从我的计策，任用他必败，我就辞退他。”^⑵文武编著的《孙子兵法活学活用》的翻译与此翻译完全相同^⑶。

    3、吴如嵩所著《孙子兵法新说》翻译为：“将军听从我的计谋，用他打仗必定胜利，我就留用他；将军不听从我的计谋，用他打仗必定失败，我就撤换他。”^⑷

    4、姚有志、阎启英主编的《中华三经》翻译为：“将军听从我的计谋，打仗必定胜利，我就留用他；将军不听从我的计谋，用他打仗必定失败，我就撤换他。”^⑸

    观点二：“我为从属，但也有主动权”。即我来求职，要看别人态度如何，决定我的去留。例如：

    1、张秀香、赵英秀主编的《孙武•乐安•广饶》翻译为：“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一定失败，我就离去。”^⑹

    2、儿童启蒙文库《孙子兵法》翻译为：“若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打仗就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假如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打仗就必败无疑，我就离去。”^⑺

    3、国学书院系列《图说天下•孙子兵法》翻译为：“如果国君听从我的计谋，作战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作战一定失败，我就离去。”^⑻

    4、张德勤、石宝江所著《细品<孙子>》翻译为：“如果听从我的谋划，作战就会赢得胜利，那么我就留下来辅佐君王统兵作战；如果不听从我的谋划，作战必将招致失败，那么我就离开君王您另寻出路。”^⑼

    二、派生的调和、兼顾观点

    派生一：充分注意到了上述两种观点，并从“将”字的词性入手作了分析、比较，分析的思路、观点虽然有些不同，但最后认同的是“观点二”，同时也默认“观点一”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

    1、黄朴民、孙建民、高润浩编著的《孙子兵法解读》注释为：“将，助动词，读作jiàng，表示假设，意为假如、倘若。《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令尹将必来辱，为惠已甚。’一说，将在这里当作名词解释，即将（jiàng）领。两说相较，应以前说为善。……”译文中翻译为：“若能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一定会取胜，我就留下；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打仗必败无疑，我就告辞离去。”^⑽

    2、黄朴民、高润浩所撰《孙子兵法详解》注释为：“将，助动词，读作“江”（jiāng），表示假设，意为假如、如果。……如此，则本句意为：如果能听从、采纳我的计谋。十家注多作此解。又一说，‘将’在这里当作名词解，读作“匠”（jiàng），即将领。两说相较，当以前说为善。”^⑾

    3、刘春志、刘思起所著《<孙子兵法>教本》注释为：“一读将（jiàng），指将领，意为将领听从我的计谋。另读将（jiāng），作助动词使用，意为如果听从我的计谋。此处为激国君采纳正确决策语，拟以后说为是。”译文中翻译为：“因此，如果国君能采纳我的决策，这样出兵作战就一定能胜利，我就留任听命；如果国君不能采纳我的决策，盲目出兵作战就一定必败无疑，我就弃官而去。”^⑿

    4、魏占武所著《孙子势哲学》注释为：“将,学术界有两种解释,一说认为将是助词（读为jiāng），表示假设，即如果、假如之意；另一说认为将是名词（读为jiàng），即将帅。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更好些，因为：第一，孙子在撰写此兵法时，并非是将帅，而是在向有决策权的将帅或君主推荐自己的主张，把将作为名词体现了孙子与将帅的关系；第二，从语法方面看，将作为名词，作为主语。”译文中翻译为：“如果将帅（君主）能够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一定能胜利，我就留在这里任职；如果将帅（君主）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就必定失败，我就离去。”^⒀

    派生二：尊重上述两种观点，承认其均有合理性，采用了两说并存、并用的处理方式。例如：

孙远方主编的《孙子兵法概论》注解为：“一说，“将”作为“听”的助动词，读作“江”（jiāng），表示假设，意为假如、如果。这样本句意为：如果能听从、采纳我的计谋。又一说，“将”在这里当做名词解，读作“匠”（jiàng），即将领。这样本句意为：将领们能听从我的计谋。”该书的译文是这样的：“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它指挥作战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用兵打仗一定失败，我就离去（也可理解为：如果将帅听从我的计谋，按照计划行动，作战就会取得胜利，我就让他继续作为将帅，领兵作战；如果将帅不听从我的计谋，不按照计划行动，作战就会失败，就不让他再担任将帅）。”^⒁

    派生三：注意到了上述两种观点，并进行了一些揣度、分析，倾向于认同“观点一”；默认“观点二”有一定合理性，但似乎又有质疑；同时又拓展思路，推测出了一种新的见解。例如：

李零所著《兵以诈立》是这样进行分析的：“一种解释是，这段话是孙子对吴王讲的话，他说，如果你肯接受我的计，我就留下来；不肯接受我的计，我就走人。‘将’是虚词，表示假想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就是要挟的口吻。一种解释是，这段话是国君对将帅或主将对裨将说的话，就是说，如果将帅或裨将肯执行我的计，我就留用他；不肯执行我的计，我就撤掉他，‘将’可以是实词，指将帅或裨将。”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说敌人是否中计，中就留下来，与敌周旋；不中，就赶紧撤离。”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作者鲜明地表示自己的观点：“中间一种，可能较大。”^⒂

    三、笔者的观点及理由

    笔者认为：①“观点二”在解读时超出了《孙子兵法》本身的内容，因而结论存在偏颇；②因“派生一”、“派生二”都偏向了偏颇的“观点二”，笔者不认同此两种观点；③“派生三”进行了一些拓展性推测、判断和分析，笔者较为欣赏；④笔者坚定地认为“观点一”最为科学、合理，最接近《孙子兵法》的本意。主要理由如下：

    （一）“观点一”这种解读方法符合《孙子兵法》通篇整体风格。

    首先是文本的语法风格。此处的“将”字是名词、做主语，符合整个《孙子兵法》的语法风格。“将”在《孙子兵法》中出现过50余次，包括前面带“故”、“夫”等虚词以及“良将”、“上将”、“贤将”、“将军”等与其他词组合的情况，出现在句首、也就是应该是主语所处位置的共26次，其中除《九地篇》中的一处“将军”之“将”意为“统帅、统领”的意思外，其他的地方均是作为名词、作为主语使用的。单独挑出《计篇》中此处的两个“将”字，认为它是虚词、是助动词，这不是站在《孙子兵法》通篇、全局的高度去认识问题、判断是非，而有断章取义之嫌。

    其次是《孙子兵法》流露出的精神、气魄。《孙子兵法》乃“帝王之书”，通篇散发出一种驾驭全局的“霸”气。“观点一”的解读结果与这种“霸”气是一脉相承的。而如果按照“观点二”的解读去推测，孙武就失去了“大家”的风范，没有了“霸”气，给人们一种祈求哀怜、希望寄人篱下的感觉，看上去像是个投机分子。

    （二）只有像“观点一”这样解读，才能证明孙武的言行是一致的。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载“吴宫教战”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演练伊始，“鼓之右，妇人大笑”，三令五申后“鼓之左，妇人复大笑”，此时孙武欲“斩左右队长”，而阖闾却传令阻止，但孙武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斩立决，“用其次为队长”，再鼓之时，妇人“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此时此地，孙武并未因阖闾没“听”自己的、并且还出面阻挠自己决策实施而终止演练，更没有因此离阖闾而去，而是在此后辅佐他成就了一番事业。起初的左右两队队长不听自己的号令，没达到演练目的，印证了“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的观点。关键时刻，虽然遇到了来自阖闾的阻止，孙武并没有放弃演练，更没有自己离“不听吾计”的两名队长及所率队伍而去，而是对不听者果断地采取了“去之”的措施。重新任命的队长听从指挥后，演练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

    “信”，是《孙子兵法》所说的为将五德之一。教育别人“信”，自身必须首先“信”。孙武不可能在著作中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所以“吴宫教战”中孙武的“行”，应该与《孙子兵法》中自己的“言”是一致的。在这里，孙武既没有因为上级——阖闾阻挠（即“不听”）而自己离去，也没有因下级——两名队长“不听”而自己离去。“吴宫教战”就是“观点一”最精彩的现场版，是“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一句最经典、最完美的场景再现，孙武的高大形象也就跃然纸上。而如果按“观点二”的理解、翻译思路去对照，孙武就成了言行不一、自欺欺人的“两面派”了，但孙武在人们心目中不应该是这样的。

    （三）《孙子兵法》应是作者的独立著述，不应凭空想象出来一个能左右作者前途命运的主宰。

赵金炎所撰《<孙子兵法>是齐文化的结晶》一文^⒃认为：《孙子兵法》是在作者奔吴之前完成的，是“明之吴越，言之于齐”，即在齐国著述而成，奔吴献给吴王后公开面世的。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兵法残简内容证实了这一点；李世俊、杨先举、覃家瑞、任继愈、孙开泰、田昌五、逄振镐、李学勤、于敬民、刘春志、刘思起、李零、王德敏、王子今、田旭东、李金海等学者、专家的著述里，也都主张或认同这一观点^⒄。既然是自己无拘无束的独立创作，就应该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就不应存有激将、推荐等主观目的和等级、尊卑、礼制等客观条框的限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印证了此观点：孙子“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焉，……’”请注意，这里阖闾是“观”之，而不是听之、问之、请教之；阖闾的行为对象是孙子所著的《兵法》，而不是孙武本人。可以想象：《兵法》是阖闾自己看的，是他自己的一种个人行为，并不是他和孙子之间相互问答、或者一讲一听、或者相互切磋等形式的互动行为。同时，《孙子兵法》是个人的学术著作，不是活动实录、奏章、纪要、问答、纪实等类的文体，没必要修饰、雕琢，“宜理”而不“宜雅”，“尚实”而不“欲丽”。^⒅其间不应该存在什么“激国君采纳正确决策”、“在向有决策权的将帅或君主推荐自己的主张”等主观意识在里面。在前面的引文里还可以看出，李零先生也质疑这种“要挟口吻”。笔者之所以不认同“观点二”，就是持论者凭空在作者背后想象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却似乎能左右作者命运的主导者，因此导致了误读和曲解。

    即将收笔之时，笔者却又想“画蛇添足”——在郭化若、李零、黄朴民、杨丙安、陈彭等专家、学者的著述里，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地提出：当年孙武呈献给阖闾的《兵法》，与今天所见到的《孙子兵法》不是一回事。今天见到的《孙子兵法》基于孙武的思想，但成书有一个过程，是在后人不断增益添附基础上形成的，是集体智慧，不是一人一时之作^⒆。果真如此的话，在解读和翻译时就更没有必要妄加想象，在原著之外添加上作者用以激将国君、推荐主张等额外情节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