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之成书大致在战国与汉初之间，其部分思想早在春秋末期或已形成。两者有着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和语境，可能会存在互相影响的情况。
一 关于《易传》的成书
（一）《易传》主要反映了孔子的思想
《易传》专指古代解释《周易》的十篇论文，又称《十翼》，即《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十篇。关于《易传》的作者，早先多认为是孔子所作。孔颖达谓：“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
[1]关于孔子作《易传》，自欧阳修始，一直遭致怀疑。童书业谓：“《易传》非孔子所著，近人亦已论定。”
[2]但近来的出土材料，证明孔子与《易传》的作成确有关系，学界多认为至少部分《易传》的内容与孔子有关，或即是孔子所作。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的《要》篇，记载孔子同子贡的问答，说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
[3]。并且孔子还自陈：“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
[4]李学勤认为，这句话口吻和《孟子》所载孔子所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很类似的
[5]。“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是因为他对《春秋》作了笔削，所以他与《易》的关系也一定不限于是个读者，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他所作的，只能是解释经文的《易传》。”
[6]用出土材料证明孔子是《易传》部分内容的作者是十分有力的。李学勤还说：“《易传》的主体结构形成应和《论语》处于差不多的年代，其与孔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7]这也说明《易传》的成书时间和《论语》相差不会太远。
（二）《十翼》的成书时间有先后
由于《易传》的作者不能全部确定，其成书时间也说法不一。容肇祖谓：“至于最早使用‘易传’一词的，如果《战国策》是可以依据的史料，那么与齐宣王同时的颜斶（音chù）就曾经提到过。《齐策四》记他的话：‘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从之。’这表明‘易传’之名在战国中期已经出现。”
[8]《战国策》所引《易传》文句今本已无，类似的有“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
[9]。有人认为《易传》的全部完成要晚至西汉。戴琏璋谓：“《彖》、《象》两传早于《文言》、《系辞》，……《彖》、《象》、《文言》、《系辞》四传在西汉以前已经写成……至于《说卦传》，它的前三章出现在帛书《系辞》中，至少这一部分与《系辞》是同时作品，……后八章有可能写于秦汉之际，《史记·孔子世家》既已提到它，那么最迟也当成篇于武帝时代。《序卦》、《杂卦》两传的时代比较难以推断，……不过其中卦象及对偶感应的观念都与其它五传类似，写成的时代大概也不会与其它五传相差太远。”
[10]大致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与秦汉之间。
有学者指出，春秋时期的解卦模式与秦汉之后不同。“在《左传》中，不见举称爻题，也不见用爻位解释卦象或引申卦义。《彖传》是目前所知最早利用爻位阐释卦辞或卦名的，用了中位、当位、应位等不同的体例，其后的《象传》充分吸收了此点，并有所扩充，《文言》、《系辞》、《说卦》也都涉及了爻位。”
[11]这也说明《易传》的许多内容是在《左传》成书之后产生的。郑万耕谓：“至于传统的取象说和卦德说，即以某种物象之名名卦，如乾取象于天，坤取象于地，云雷为屯，天地交为泰；获认为卦象代表事物之理，取其义理为一卦之名，如乾卦纯阳，主刚健，故取名为乾。皆追求卦名同卦象之间的必然联系，赋予卦象更多的含义，则是春秋战国时人的附会，体现了后人的理论思维，并非《周易》所本有。”
[12]《周易》原书是质朴的，没有太多的意涵，经过春秋、战国这个学术黄金时代的洗礼，《周易》的意义、内涵丰富了、扩展了，其成果即萃聚在《易传》里面。《易传》使原本占筮之书的《周易》成为深蕴哲理的文本，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粹元典。
朱伯昆认为，《易传》大致是在战国至汉初陆续形成的：《彖传》形成于战国中期至末期；《象传》、《文言》、《说卦》形成于战国后期；《系辞》应在《彖传》、《象传》之后形成，大致在战国后期；《序卦》在战国末年；《杂卦》更晚至汉代。
[13]屈万里认为：“至少彖、象、系辞、说卦、文言，是传自先秦的。”
[14] “象传虽没见于先秦人引述，而《荀子·大略篇》说咸卦，则和《咸彖传》几乎相同。从这些迹象看来，彖象传应当是战国以来的作品；再从司马迁父子学易的源流看来，这二传的作成，也不会晚到秦汉时代。”
[15]大致认为《易传》是战国前后的作品。鲁惟一认为：“它们可能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二世纪初，其中《序卦》可能例外，它看来形成于东汉”
[16][i]。综合起来看，《易传》之成书大致在战国与汉初之间，其部分思想早在春秋末期或已形成，《彖》、《象》、《文言》、《系辞》应较早，《说卦》、《序卦》靠后一些，最晚的是杂卦。孔子对《周易》的解释被后儒所整理，大多保存在《易传》里。
二 《易传》与《孙子兵法》的关系
《易传》与《孙子兵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首先遇到一个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孙子兵法》的定本成书像《论语》一样，是后学记述其先师言论并给予归纳整理的结果，时间应在战国初期。《易传》的成书则拖了相当的时间，其早不会超过春秋战国之交，其晚则到西汉初年。总的来看，两者有着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和语境，可能会存在互相影响的情况。
（一）关于战争的起源问题
《易传》对战争的起源问题作了揭示。《序卦传》：“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
[17]认为战争出师来自于争讼、纠纷。“姚配中曰：淮南子云：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饕餮之人，残贼天地，圣人乃讨强暴夷险除秽，兵之所由来者远矣。”
[18]认为对生存条件的争夺导致了战争。《序卦传》：“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19]人物众多必有所协同比附。“韩伯曰：众起而不比，则争无息。必相亲比而后得安宁。”
[20]认为对芸芸大众不进行安抚亲比则战争不息，得不到安宁。孙子是职业军事家，对司空见惯的战争已见怪不怪，也没有兴趣讨论什么战争起源问题。故劈头就揭出用兵的重要：“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21]（《孙子·计篇》）直截了当地指出用兵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二）关于人的品格、能力方面的要求
《易传》讲治大事者要具备“三德”：德、知、力：“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22]假如德、知、力都没能够充分发展，肯定不能成大事。张浚曰：“无知则不足以应变，无力则不足以镇浮。若夫德之不立，虽有知力亦无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以治矣。”
[23]把“德”的建立看成是第一位的。马其昶曰：“德薄谓不仁，知小谓不知，力少谓不勇。”
[24]马其昶提炼的“仁”、“知”、“勇”三德与孙子的为将“五德”重合三条。《易传》三德适用于所有场合，而《孙子兵法》是战争领域的专书。《孙子·计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25]（《计篇》）与素有儒家传统的《易传》首重“德”不同，《孙子》把用兵之“智”看成是第一位的，有德无智决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对于将领的要求，孙子还强调了“信”、“严”二字，更体现了军事领域的严整特性和对一个统兵将领的特殊要求。
（三）“神武不杀”与“不战而屈人之兵”异曲同工
朱伯昆指出了《孙子兵法》在推崇神妙不测上对《易传》的承袭：“《易传》中的‘神’，其义不一。一是指天神，鬼神，神灵……二是指变化神速……三是指思想上有深刻的领悟……四是指事物的变化，神妙莫测。最后一种含意，在先秦的典籍中，较早见于《孙武兵法》：‘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是说，因形势的变化而取胜，其用兵神妙莫测。……《系辞》说的‘阴阳不测’之‘神’，同《孙子》和《荀子》中的说法是一致的。”
[26]《孙子兵法》对神妙莫测的领会运用与《易传》异曲同工。用兵达到“神妙不测”的水平，指挥者也就达到了用兵的哲学境界、艺术境界。
《易传》推崇“神武而不杀”：“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27]圣人洗濯其心，外用其功而内藏于心，与百姓同其吉凶忧患；其神奇能探究未来，其睿智能洞彻古往。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啊？也就只有那些古代聪明睿智、神武而不用刑杀的圣明君主吧。神武指尚武而能布德示威，在《周易》中专指古圣贤王。《周易正义》谓：“古之聪明睿知神武之君，谓伏羲等，用此《易》道能威服天下，而不用刑杀而畏服之也。”
[28]谓以圣人之聪慧、圣人之德威，勿用武而能使天下井井有条、安居乐业。刘沅谓：“神武不杀，禁患于无形。”
[29]“神武而不杀”讲的是在治国领域以德威、智术治理天下，而不用刑戮杀伐。孙子讲论的是在用兵领域“屈人之兵而非战”。《孙子·谋攻篇》谓：“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30]“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
[31]（《谋攻篇》）孙子在这里明确反对攻杀，讲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与《易传》的“神武而不杀”遥相呼应。
（四）都有教养与惩戒相统一的思想
《易传》讲求教养人民、申明法令、令行禁止。《系辞》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32]项安世曰：“理财，谓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辞，谓殊贵贱，明取与，辨名实。禁民为非，谓宪禁令，致刑罚，以齐其不可导者。盖养之教之而后齐之。”
[33]一要保障人民生活，二要严明法纪，敢犯禁者必处以刑罚，使社会得以平稳运行。《系辞》还说：“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屦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34]于事之初严加惩戒而不致犯重大过错，即是对其的恩惠、关怀。刘沅曰：“威之所以福之，故屦校灭趾戒于初，而无再犯之咎。”
[35]对人民严加管教，一有错误的苗头，就给予惩处，实是保护了人民。孙子讲论对待士卒要“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即养之、教之，用法令整齐之，与《易传》的“养之教之而后齐之”同一模式。《孙子·行军篇》谓：“卒未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36]士卒还没有亲附就施行惩罚，他们就会不服气，不服气就很难使用。士卒已经亲附，如果法令不行，也不能用来作战。所以，要用温厚宽仁使他们亲和统一，用军纪军法使他们步武统一，这样必能无往不取。平素严格执行军令，管教士卒，士卒就能养成服从的习惯；平素从来不严格执行军令，教养士卒，士卒就会养成不服从的习惯。平时命令能贯彻执行的，表明将帅同士卒之间相处融洽。由于孙子所处的是军事的环境，更强调令行禁止、违令必罚的方面。
（五）都有对治乱危亡的清醒认识 《易传》讲到警备、备战的思想：“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37]刘沅曰：“（豫卦）坤为阖户，互艮为门阙，重门象。震动善鸣，有声之木，柝象。艮为阍人，坎为夜，又艮为手，击柝象。坎为盗，暴客象。豫，逸也，备也。恐逸豫，故豫备也。……兑金离火相见，杀机，故取威天下象。”
[38]层层把守，严加戒备，以防寇盗。马振彪：“震动于外而国有备，此出威所以利行师也。”
[39]有警于外，内必加强战备，不让强徒、敌人有隙可乘。孙子亦非常强调战备，《孙子·谋攻篇》：“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
[40]有充分的战备就可以打败疏忽、麻痹、无所准备的敌人。
《易传》对治乱危亡有清醒的认识：“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包桑。”
[41]提醒人们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孙子对国家的危亡时刻在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42]（《孙子·计篇》）“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43]（《孙子·作战篇》）并强调慎重发动战争以安国全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44]（《孙子·火攻篇》）孙子对治乱危亡的关系的认识正与《易传》相同：“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
[45]（《孙子·势篇》）
（六）《易传》作者的军事意识
《易传》作者还有意以军事意识解释《周易》。《系辞下传》：“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46]以“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的思想大致应产生于战国时代。来知德曰：“坎为弓矢，离为戈兵，又水火相息，皆有征伐之意。”
[47]《说卦传》：“坎……为弓轮。”
[48]“刘沅曰：……矫揉，谓以刚物纳于陷中，矫曲使直，揉直使曲。弓中劲则善发，轮中劲则善运，又皆矫揉所成之物也。”
[49]“（坎）为盗。”
[50]刘沅曰：“刚强伏于阴中，故为盗。”
[51]《说卦传》：“离……为甲胄……为戈兵。”“虞翻曰：外实中虚之象。在上胄，在下甲。”
[52]“刘沅曰：……甲胄外坚，戈兵上锐，外刚上炎之象。”
[53]八卦的取象寓有较多的军事内容，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军事生活的面貌。
《易传》的以言辞观人与《孙子兵法》的相敌三十二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对人的心理有了相当的研究：《系辞下传》：“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54]从语言透视其背后的心理与行为。《孙子·行军篇》：“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
[55]孙子也是从语言、形貌上寻求其背后隐藏的军事信息。
《易传》与《孙子兵法》产生的时代相差不会很远，有着差不多共同的背景和语境，两者表达的军事思想也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两者不是同一领域的著作。《孙子兵法》作为兵学盛典，体现了更高的专业特色；《易传》虽不乏军事思想的火花，其哲学特色和普适意义则更加鲜明。
[1] 孔颖达：《周易正义·序·第六论夫子十翼》，崇祯四年（1631年）毛晋汲古阁十三经注疏本。
[2] 童书业：《童书业著作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6页。
[3] 刘彬：《帛书<要篇>校释》，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5] 《孟子·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1页。
[6] 李学勤：《关于<周易>的十个向题》，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7]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8] 王博：《易传通论》，中国书店2003年版，第24页。
[9] 马振彪：《周易学说》，花城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10] 戴琏璋：《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11] 王化平：《帛书易传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3页。
[12] 郑万耕：《易学源流》，沈阳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13] 朱伯昆：《易学哲学史》第一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0页。
[14] 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315页。
[15] 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第314页。
[16] ［英］鲁惟一著；李学勤等译：《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17]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页。
[18] 马振彪：《周易学说》，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760页。
[19]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页。
[20] 马振彪：《周易学说》，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760页。
[22] 《系辞下传》，马振彪：《周易学说》，第696页。
[26] 朱伯昆：《易学哲学史》第一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27]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56页。
[28]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卷七，第38页，崇祯四年（1631年）毛晋汲古阁本。
[29] 马振彪：《周易学说》，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667页。
[30] 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32] 《系辞下传》，马振彪：《周易学说》，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681页。
[33] 《系辞下传》，马振彪：《周易学说》，第681页。
[34] 《系辞下传》，马振彪：《周易学说》，第694页。
[35] 《系辞下传》，马振彪：《周易学说》，第694页。
[36] 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第164～165页。
[37] 《系辞下传》，马振彪：《周易学说》，第687页。
[38] 马振彪：《周易学说》，第687～688页。
[40] 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41] 《系辞下传》，马振彪：《周易学说》，第695页。
[42] 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46] 《系辞下传》，马振彪：《周易学说》，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页。
[54] 《系辞下传》，马振彪：《周易学说》，第719页。
[55] 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