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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对《孙子兵法》的深刻影响
2018-9-21 来源: 作者: 韩朴明


 
    《易经》是一部探讨天道、地理、人事的伟大哲学著作,是我国文化宝库中最为古老的典籍,是中国哲学、科学和文化的源头活水,组成了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框架,成为六千多年伟大中华文明的象征。司马迁把它列为“群经之首”,是儒释道三教的宝典。按照传统的说法,《易经》的成书过程是“人更三圣(或四圣),世历三古”,即上古伏羲氏画八卦,中古周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下古孔子作十翼以解经。现代多数学者认为,尽管“人更四世”未必实有其人,“世历三古”却是大体上符合实际的。《易经》的成书是一个历时数千年的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孙子兵法》成书于两千五百年前,体大思精,学理丰瞻,为千古所敬仰,被誉为“兵学圣典”、“武经之首”、“百世谈兵之祖”、“世界第一兵书”。
   孙武生活于春秋后期,贵族家庭的出身,武将世家的传统,熏陶培养着一代英才。《易经》成书于西周初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比《孙子兵法》的成书早了五百年以上。据《左传》和《史记》记载,孙子的远祖与《易经》结缘,近祖也熟谙《易经》,《易经》对《孙子兵法》有深刻的影响。《易传》与《孙子兵法》产生在同一年代,也都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它们之间互有影响。就思维脉络和思维方法而言,《易经》与《孙子兵法》是一脉相通的。
    一、哲学上的影响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仅仅是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易经》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教科书。朱伯崑先生认为,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和丰富的智慧,在同西方文化接触之前,主要是通过对《周易》的研究和阐发,而得到锻炼和提高的。中国古代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几乎都是易学家。《易经》在哲学方面对《孙子兵法》有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上,诸如整体思维、相成思维、变异思维等。台湾著名兵学家钮先钟曾讲过,孙武著书“不仅教导读者如何做,而更企图教导他们如何想。”《易经》对孙武而言,同样具备这样的启迪。
    (一)、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及一切事物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认为构成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而且把每一个事物又各自视为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之间具有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
    整体思维在《易经》中有充分的体现。《易经》自身形式上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就卦象和爻象来说,卦象是由爻象组成的。八卦由 “—”阳爻,“--”阴爻三重构成,自成一个体系;六十四卦又有八单卦推衍而成,自成一个体系。《易经》卦象自身的逻辑结构是一个圆满的整体,不是一个残缺不全的 随意可以增减的符号形式。另外,八卦与六十四卦的爻象又是各卦之间的联系纽带,爻象的变化引起卦象的变化,由一个卦变成另外一个卦。卦象、爻象在《易经》中是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序卦传》把六十四卦看成是一个相反或相因的前后联系的因果系列。宇宙中先有天地,然后才生出了万物,因此象征天地的乾坤二卦,列在六十四卦之首。充满天地之中的是万物,所以乾坤二卦之后继以屯卦,“屯”是盈满的意思。屯又有万物初生的意义,所以屯卦之后是蒙卦;“萌”是萌生的意思。万物萌生需要营养,所以蒙卦之后继之以需卦;“需”是供给需求的意思。如此等等。《说卦传》写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一卦象征宇宙整体,一卦六爻分为三部分,成为“三才”,上两爻为天,下两爻为地,中两爻为人。这三部分各有其规定性,又互相联系,不可分离,导出了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的结论。
    《孙子兵法》通篇贯穿着类似的整体思维。《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影响最大的战略著作,它是从整体上、全局上审视战争、探索战争、谋划战争、把握战争规律的,力求从全局上把握战争,从整体上驾驭战争。正如温宗仁将军所言:“孙子的军事思维具有鲜明的总体性特征。它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军事家思考战争问题的思维局限,以无比宽阔的宏观视野审视战争,追求从全局和总体上把握战争。”陶汉章将军在《孙子兵法概论》中指出“孙子早在2500年前,就提出了一个与现时世界上统称的‘综合国力论’相类似的理论。他没有系统地归纳为几个问题,但从《孙子兵法》全篇所论述的论点,可以看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政治,二、经济,三、军事,四、外交,五、士气,六、人的能动性(即战略战术的运用)。他能在那个时候提出如此完整的理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不愧为‘兵法之父’。”通读《孙子兵法》可以明确,孙子对战争制约因素的分析,包括了敌我双方的多个层面,即包括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也意识到了国家的战争潜力,充分体现了综合谋胜、整体制胜的思维。《计篇》将战争的制胜因素概况为“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谋攻篇》提出“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五个方面,将制胜因素归纳延伸到战争指导、官兵关系、君臣关系等方面;《形篇》中又提出了“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的思想,认为敌对双方的国土面积决定双方的物资资源,双方的物资资源决定双方的兵力多寡,双方的兵力多寡决定双方的实力强弱,双方的实力强弱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用间篇》提出了“用间有五”,“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的综合用间思想。
    (二)、变易思维
    变易思维,是从变化的观点观察考察一切事物的思维方式。《易经》的特点在于:它是专讲变化的书,在它面前没有不变的事物。《易经》称之为“易”,也包涵变易的意义在其中。这个学说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日新之谓盛德”。谓事物的变易总是生生相续,新新不停,永无止境。《系辞传》称为“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每日更新才是天地最大的德行,生而又生不断有所创造,才称得上变易。由于阳变阴合,不主故常,所以世界永远处于运动和变化的过程,百川流动而不息,万物昌盛而不匮,日月光明而永放。惟其日新,方能富有一切。《系辞》还认为,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只有不断变易,才有出路,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序卦传》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事物的变化是没有穷尽终了的,《易经》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表示没有终了之意。其二,“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谓事物变化的根源在于其内部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系辞传》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刚柔、阖辟、天地、男女,都是指性质相反的两个方面、两种东西,总是处在相互推移的过程。对立的双方发展到了极点,再往前进便要向相反的方面回转。“亢龙有悔,不可久也”,这就是所谓的物极则反或物极必反。其三,“阴阳不测之谓神”。谓事物的变易神妙莫测,难以揣度。事物的变化一方面有规律可循,有规律则有确定性,这叫做“常”,易学也称为“道”,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变数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叫做“神”,即《系辞传》所说的“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这神乃神妙不测之意,是说阴阳变易无固定的方向和体制,难以预料,即“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宗旨是反对以固定不变的模式观察事物的变化。
    《孙子兵法》将变易思维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大致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因利而变。孙子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以获取利益作为战争终极目的,并以利益取向将战争动因与战争动机统一起来的伟大军事思想家。《军争篇》一针见血地指出:“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明确地把获取利益作为战争的根本动力和最终目的,把谋利、逐利、获利作为谋胜的逻辑起点。《火攻篇》明确指出,“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就是说,战争中的一行一动,都要看一看利在何处、察一察益在何方,有利可图的行动方可以考虑,无益可求得行动则一律免谈,绝对不能做赔本的买卖。这才是“安国全军之道”。二是因利而制权。在《计篇》中,孙子讲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明确要求将帅们要根据对我是否有利而灵活实施权变,在变中创造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在《九地篇》中又进一步重申:“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三是以变求胜。《势篇》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奇正相生”源于阴阳互变。与《易经》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比,恰是一哲一兵对以源一流,一阴一阳对一奇一正,一吉一凶对一胜一负,交相辉映,如出一辙。四是以诡谋变。孙子尚智,他提出的为将五德,以智为首。“兵者,诡道也。”是孙子最著名的论断之一。他在《计篇》中总结归纳了“诡道十二法”,精粹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他要求战争指导者和作战指挥员超越一般的战争成规和常法,根据敌我双方和战场的不同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和战术,以误导、削弱对手,夺取和控制战场主动权,创造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五是因敌制变。在《虚实篇》,孙子写道:“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九地篇》中,孙子提出了“践墨随敌,以决战事”的重要思想,要求必须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敌人,作战行动既要遵循战争的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和既定的作战计划,又要随时适应敌情的调整变化而采取应对之策。在《火攻篇》中提出,“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意思是说,凡是火攻,必须根据以下五种火攻引起的变化而灵活处置;军队都必须掌握这五种火攻方法的变化,等待放火的时日条件具备时再进行火攻。《孙子兵法》虑变、知变、应变的意识、理念与要求,在此彰显。
    (三)相成思维
    相成思维,是指相辅相承的思维方式,也即用相互相系、相互依赖、相济相补的观点去看待对立的两个方面或对立的两种事物的思维方式,也称“相反相成”。这种思维方式的深刻意义,是指世界上任何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或两个亊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中一个事物或方面与另一个事物或方面是对立的,但又以对立面或对立事物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或前提,对立双方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事物)。正如《系辞》所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就是指对立统一是亊物的常态。首先,《易经》的基本符号是 “—”阳爻和“--”阴爻,是《易经》八卦、六十四卦的基本要素,二者相互对立,又是不可分割、独立存在。其次,八卦和六十四卦皆是成双成对的,如八卦中的乾与坤相对,震与艮相对,坎与离相对,巽与兑相对;六十四卦中的泰与否相对,既济与未济相对等等。以上相对之卦,不但在卦象上相对立,而且在卦象所表征的亊物上也相对立,但是这种对立本身又包含了相互补充、相互接济、合成一体,有共同发挥作用的意义。如乾与坤,它们的每一爻皆是相对的立,而就所表征事物而言,前为天,后为地,前呈刚性,后呈柔性,这都是对立。然而天有四季,风、雷,雨、露去滋润万物生长,地以水土养育万物,因此,独天不生,独地不成,天地相互配合才能使万物萌生。其三,《易传》把《易经》中相成思维进行概括使其理论化。例如,坤卦的《文言》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泰卦《彖传》“天地交而万物通”,都是把天地、动静视之为统一体。《系辞》把这一现象归纳成“一阴一阳之谓道”,意为对立两个方面,既相推移,又相辅助,不可偏废,是大自然之事物所遵循的共同法则,也是自然界一切事物繁衍生息的原因。
    孙子充分展示了相成思维的魅力与活力,从而为《孙子兵法》注入了闪耀着理性光辉的辩证基因。《孙子兵法》中揭示了85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辩证概念,使用这些概念作辩证的判断与论述多达260次之多。如敌与我、彼与己、利与害、正与奇、虚与实、迂与直、阴与阳、智与力、攻与守、勇与怯、分与合、安与危、赏与罚、文与武、远与近、内与外、贵与贱、胜与败、朝与暮、乱与治、死与生、存与亡、强与弱、众与寡、动与静、取与予、喜与怒、劳与逸、饱与饥、久与速,等等。《九变篇》讲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军争篇》提出“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作战篇》论述“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九地篇》揭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都凸显出孙子辩证的思维、超常的慧眼、过人的胆识。诚如魏占武十几年前在原版《孙子势哲学》中所言,《孙子兵法》既是中国古代一部不朽的军事著作,又是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孙子既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又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在中国历代著名哲学家名册上,孙武的名字应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
    二、军事上的影响
    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指出:“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其理一也。”路秀儒认为,《孙子兵法》的许多作战思想、用兵方法,在《周易》的64卦384爻中都有精微的表述,能找到它的原形。比如,《孙子兵法》继承了《易经》“不富以其邻”和“富以其邻”的“合交”思想,提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继承了《易经》“自我致寇,敬慎不败”的思想,提出了“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继承了《易经》“即鹿无虞”的思想,提出“穷寇勿迫”,等等。下面再列举几个方面。
    (一)、“天下和平”与“安国全军”
    咸卦《彖传》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下和平是《易经》提出的理想政治蓝图,从全国来说,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不起分裂,不起冲突;从世界来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不起战争,天下和平。《易经》既济卦九三爻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强调不要轻起战端。《孙子兵法》核心思想之一是慎战,不可专恃武力;强调用政治、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不要轻易诉诸武力;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征战原则,以达到“安国全军”的战略目的;还强调战争对经济和社会的严重影响,告诫统治者不可轻易言兵。孙子用兵的理想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不经过直接或激烈的交战而使敌人屈服于我方的意志,既保全了我方又保全了敌方。胜利的最高标准不是赢得战争而是慑止战争、赢得和平。
    (二)、“神武不杀”与“不战而屈人之兵”
    《易经》推崇“神武而不杀”,在《易·系辞上》曰:“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于此?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乎?”圣人洗濯其心,外用其功而内藏于心,与百姓同其吉凶忧患;其神奇能探究未来,其睿智能洞彻古往。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啊?也就只有古代那些聪明睿智、神武而不用刑杀的圣明君主吧。“神武不杀”讲的是在治国领域以德威、智术治理天下,而不靠刑戮杀伐。孙子在用兵领域讲究“屈人之兵而非战”,明确反对轻易攻杀,与《易经》“神武而不杀”一脉相承。《孙子兵法》之《谋攻篇》写道:“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并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三)、“安不忘危”与“存亡之道”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易经》通篇是忧患之作。《易·系辞下》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忧患一词的最早出处。忧,是担忧,忧虑;患,是祸患。《易·系辞下》还说道:“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要求平安时不忘危险,生存时想到灭亡,治理时谨防祸乱。要时时“思患而预防之”(《既济·象》)。《易经》教导人们善于防微杜渐,就像坤卦所言:“履霜,坚冰至”,消除祸患于萌芽状态。乾卦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说,君子不仅要整天自强不息,勤奋谨慎;而且一天到晚都要心存警惕,好像有危险发生一样,才能免除灾祸,顺利发展。豫卦卦辞为“利建侯行师”,意为在愉悦的情境下,常存警戒之心,早做准备,才能利于行军作战。萃卦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居安思危、备战以戒不虞的重要性。《系辞下》指出,“要“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要“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夬卦九二爻辞曰:“惕号,莫夜有戎,勿恤。”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即使敌人黑夜来偷袭,也不必忧虑。《孙子兵法》作为军事经典,把战争、军事视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在《谋攻篇》,孙子写道:“以虞待不虞者胜”;在《九变篇》,孙子指出:“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又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强调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才能做到有备无患。
    (四)、“小人勿用”与“为将五德”
    《易经》讲治大事者要具备“三德”:德、知、力:“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系辞下》)假若德不配位,不仁;知不胜任,不智;力不达标,,不勇,肯定不能成大事。师卦卦辞曰:“师贞,丈人、吉,无咎,”是谓庄严持重之人守正统兵可获吉祥,没有灾祸,师出有名方可正辞伐罪,将领得人方可指挥若定。师卦上六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是说国君下令赏功,分封诸侯大夫,不能重用无才无德的小人。《孙子兵法·作战篇》讲道:“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选将是否得人,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百姓命运幸福。《计篇》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被称为“为将五德”。《易经》三德与《孙子兵法》为将五德重合了三条。孙子还强调信和严,体现了对统兵将领的特殊要求。
    (五)、阴阳之变与“兵者诡道”
    霍印章在《辩证和谐的基因,孙子兵法的灵魂—再论〈孙子〉源于〈周易〉》一文中写道:“《周易》之所以称为‘易’,最大的特点是‘穷则变,变则通’。阴可以变为阳,阳也可以变为阴。在阴阳互变中克阴者必阳,克阳者必阴。因此,在知彼知己的前提下,孙子提出了‘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论断。这个论断的实质,就是按照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利用各种阴谋诡计的手段去克敌制胜,从而创造出大量出神入化、变幻莫测、奇妙无穷的战法。如《计篇》的诡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可以说条条都是相反相成,句句都是阴谋诡计。再如,《形篇》的‘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势篇》的‘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虚实篇》的‘致人而不致于人’,‘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军争篇》的‘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后人发,先人至’;《九变篇》的‘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地篇》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相反相成的诡诈之术,堪称为孙子用兵之道的灵魂。这一思想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孙子的诡道制胜在兵学发展史上相对于上古的行军作战严守军礼是一个突破,也是军事学上的一个进步。
    (六)关于严明军纪
    军队出征作战,行军打仗,必须有高度严明的纪律。有纪律的军队,就无往不胜,否则就是凶兆。师卦初六说:“师出以律。否藏凶。”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孙子兵法》在《计篇》强调法令的作用,将“法”列为判断一支军队能否取胜的“五事”之一:“故经之以事,校之以计,而所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还指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强调了严明军纪对战争胜负的关键作用。在《九变篇》,孙子指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训导与执纪、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起来,以增强执纪的有效性。
    冯友兰先生临终之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易经》是群经之首,兵经之源,《孙子兵法》闪耀着《易经》的哲学光辉。南怀瑾在《中国文化五讲》中写道:“自唐虞世南有言:‘不读《易》,不可为将相。’于是有用世之志、济世之才者,尤孜孜有索于《易》矣。”邱复兴写道:“唯其懂《孙子兵法》,才能懂中国文化。”《易经》与《孙子兵法》是经典中的经典,哲学中的哲学,智慧中的智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作为后学者,让我们孜孜以求,循着先哲们的智慧之路,去探索人生,开拓未来吧!
 
 
 
    参考文献:
1、朱伯崑主编:《易学基础教程》 九州出版社  2011
2、韩荣钧:《神机庙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6
3、路秀儒:《向孙子兵法学思维》 黄河出版社 2013
4、姜国柱:《<周易>与兵法》 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
5、刘长林:《中国象科学观》学苑出版社 2016
6、霍印章:《辨证和谐的基因 孙子兵法的灵魂》2010
7、史少博:《<周易>的启迪》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
8、薛德钧:《<易>解<孙子兵法>》济南出版社 2012
9、任运忠:《周易文化导读》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5
10、赵承凤:《群经之首武经之源——谈谈<易经>中的兵学思想》 2014
11、魏占武:《孙子势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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