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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子兵法》看南京保卫战失败的原因
2015-7-13 来源: 作者: 孫修福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不断侵占中国领土,侵占东三省后,向华北推进,同时又进攻上海。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陷落后,南京即处于危险状态,它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本应得到全力保卫。然而,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消极、片面甚至是投降的抗战路线,南京保卫战却失败得很惨,其原因就在于很多地方违背了兵学经典《孙子兵法》。本文试图以《孙子兵法》为镜,分析其为什么会失败,总结其血的教训:“消极防御,被动挨打。”让悲剧不再重演,在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复活的今天,特别有其现实意义。
    一、南京保卫战概况
    南京保卫战开始于1937年11月下旬,结束于12月上旬。1937年12月,蒋介石在淞沪会战失败的情况下,以南京原守备部队和部分自上海撤退的部队为基础,又调集武汉的第2军团徐源泉和云南第60军卢汉部队(未抵达南京),共13个师、15个团,约15万官兵,内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桂永清部、第74军俞济时部、第71军王敬久部、第72军孫元良部等,组成南京保卫战的部队。他任命南京卫戍区司令长官唐生智为总指挥,并要求“各部队长官要在唐长官的指挥之下,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克尽革命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唐生智更是多次表示并下令各部队要“与南京共存亡”。
    中国当时有最精锐的四支德国武器装备部队——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都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此战,中国军队数量虽然基本上与日军相当,但多为淞沪战场下来的疲惫之师,所以当时以装备和部队素质,其战斗力应只有日军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以第88师为例,已经先后补充了五次新兵,人员素质下降很大,而日军为了攻占中国的首都已经杀红了眼。以这样实力对比,战败不算意外,但很多部队的损失并不在战场上,是很可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负责防守渡江撤退通道挹江门的第36师没有及时接到撤退命令,因此对到达防地的友军一律视作逃兵。第36师和其他部队甚至相互射击,自相践踏,造成更大的混乱和无谓的伤亡。出城后的部队也完全失去建制,撤退到下关的部队,大部分都损失掉了。此战除第36师因为比较靠近后方保存了部分部队以外,其他部队基本损失殆尽。
    南京保卫战并非没有与日军进行抗击,还是进行了一系列有机组合的战斗。自12月4日以后,历经了淳化镇、杨坊山、紫金山、光华门、雨花台、赛公桥、中华门等主要战斗。这些战斗的伤亡,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日军首先向光华门发起攻击,守卫光华门的是最具战斗力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该部进行了顽强抵抗,光华门坚不可摧,日军无计可施。后因汉奸为日本人提供情报,守军教导总队的辎重营营部设在当时南京第一公园内。于是日本飞机对辎重营营部连续进行狂轰滥炸,每天从早到晚轰炸不停,硝烟弥漫、弹片四飞,公园的地皮几乎被炸翻了过。战斗十分惨烈,日军曾一度占领光华门,但又被教导总队夺回。南京保卫战中,日军突破中华门战斗也值得一提。日军气势汹汹的坦克并未能突破中华门,遭到第88师的顽强抵抗,他们用37毫米反坦克炮进行反击,日军损失惨重。第88师在南京保卫战中坚守雨花台一战,这也是这支精锐部队全军覆没的一战,真正做到了“不成功便成仁”。从12月9日至12日,在3天激战中,日军伤亡人数多达7200余人,仍然没有能够侵占南京城。
    作为南京卫戍司令、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官的唐生智,是一位很不称职的指挥官。《孙氏兵法》要求“将军之事,静以幽”,他完全没做到。12日上午还在命令各部队死守,但到下午7时,不知何故忽然又下令总撤退,自己也于当晚8时乘坐特别为他保留的最后一条小汽艇北渡长江逃走。唐生智的带头出逃引起了南京守城军的哗然,军心随之涣散,失去了战斗力,驻守南京城的10万大军就这样散了。由于命令传达极为仓促,有些长官如第87师师长沈发藻,虽然“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是一员虎将,但此时也干脆逃跑了。许多机关和部队根本没接到撤退命令,发现情况不对,纷纷蜂拥渡江,这是南京各部在撤退中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
    13日凌晨,日军发现曾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忽然全部撤退,喜出望外,他们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冲入南京城内,南京城终于不攻自破。日军进城后,便进行了惨无人道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的南京军民达30万之多。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二、南京保卫战失败的原因
    (一)客观上的问题
    1、敌强我弱
    南京保卫战实际进行中,敌强我弱的对比悬殊。日本攻击南京的华中方面军,其所属9个师团,除第101师团留沪作警备部队外,其余8个师团及国崎支队,都多少不等地投入南京战役。这些进攻南京的部队,虽然只有10万人左右,但大多数是训练有素的老兵。作战时又是陆海空密切配合,且有新式坦克、大炮等重武器装备。在攻击南京期间,日本除由国内、台湾、朝鲜等地机场出动飞机参加作战外,还有由左贺治率领的上海派遣军的第3飞行团,下辖独立飞行第4、第6、第10、第11、第15中队及由长谷川清司令官率领的舰队,以舰艇和飞机,支持了陆军对南京的攻击。
    中国方面虽有13个建制师及15个建制团,约15万人参加保卫战,但军队构成庞杂,作战手段落后。另外,在全部守军中,刚入伍的新兵占38%。有的新兵战斗前从未摸过枪,根本不懂射击的要领。部队开到阵地后,不得不一边筑工事,一边学习射击。这样,实际能直接同敌人进行厮杀战斗的兵力只占60%。(谭道平:《南京保卫战史话》,东南文化事业出版社,1946年,第93-95页、第49页。)还有,如南京保卫战的指挥者、南京卫戍区司令长官唐生智在战后的总结中所说:“新补士兵过多,上下之间多不认识,因之各级掌握难以准确,尤以战机紧迫,战况剧烈时,一退不易复进,一溃不可收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2册第224页,台湾)这样一支守军,既缺乏必要的训练,又缺少武器装备,怎么能打胜仗?
    投入保卫战的特种部队,只有炮兵第8团的第15榴炮营、炮兵第10团的新15榴炮营,以及战车防御炮8门、轻战车10辆和大小高射炮27门。与日本的先进武器相比,显得太落后、太微不足道了。
    中国的空军力量本来就十分薄弱,至1937年12月在南京复廓、城垣展开激战时,中国战机几乎已损失殆尽,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中国海军力量同样十分薄弱,投入南京保卫战的海军主力舰艇,一部分被日本飞机炸毁,一部分已撤至长江西段,对南京保卫战根本起不到支援的作用。
    既然是敌强我弱,采取守的战术是对的。正如《孙子兵法》指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但是,守也应该采取有效的战术。《孙子兵法》告诉我们:“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同时《孙子兵法》还告诉我们:“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守是被动的,不能一味地死守,有机会还要主动进攻。只有不放过进攻敌人的机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一些部队的一线指挥官明白《孙子兵法》的道理,提出主动出击敌人的计划,但多遭否决,而未能付诸实施。由于南京保卫战总指挥官唐生智违背了《孙子兵法》的教诲,只采取死守战术,而不采取主动进攻的错误战略思想,并将这种错误思想贯彻保卫战的始终,致使中国10万大军虽经一周的流血牺牲却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当然也就不能坚守更长的时间,只坚守了不到半月,创历史上保卫战时间之短之记录。
    2、南京地形不利死守
   《孙子兵法》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就地形而言,南京虽说有“虎踞龙蟠”的美称,地形险要。如果敌人从北面来,有第一道屏障长江天险;即使敌人过了长江天险,还有紫金山、幕府山、狮子山等第二道屏障,尤其是在紫金山上架大炮,很能有效地消灭敌人。由于南京保卫战的指挥者没能利用南京周边地区茅山这个有利地形,部署有效兵力将日军阻挡在南京城的外围,以致日军已兵临城下。
    就南京保卫战而言,因为敌人是自陆地来,即从南面来,这样南京就背临长江,只剩下城墙一道屏障,则是难守易攻的不利地形。但是,南京城墙很坚固,它高20米、厚13米,一般的山炮无法击破,亦有藏兵洞,而且还有瓮城,按道理敌人是很难攻下的。很显然,守城的指挥者没有很好地利用这样有利条件。作为一位优秀的战役指挥者,如果他熟读并很好地运用《孙子兵法》,就能变不利为有利。《孙子兵法》告诉我们:“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既然背面是长江,那就应该采取背水一战的战术,进行有效的反击,将敌人击退,将其赶出南京城。总之,南京保卫战的指挥者不是高明的指挥者,不是称职的指挥者。
    (二)主观上的问题
    1、国民党政府的消极、片面甚至是投降的抗战路线
    既然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消极、片面甚至是投降的抗战路线,当然也就谈不上如何应用《孙子兵法》了,其路线就决定了南京保卫战肯定是失败的。
    《孙子兵法》讲:“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而国民党的抗战路线是消极、片面甚至是投降的,与广大民众的意愿不一致,自然要失败。
    国民党当局当时虽然迫于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形和受到西安事变的推动,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其所执行的路线,仍然是一条不发动人民群众的消极、片面甚至是投降的抗战路线。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相反对德国的调停却抱着一定程度的幻想,对和谈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37年12月初,日军侵占南京前,曾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 Trautmann)做调停人,向国民党政府转达日本七项和谈条件,蒋介石对“和谈”条件很感兴趣,并希望日本能“恢复战前状态”。他认为:“日本的七项条件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他再次会见陶德曼时表示:“中国愿意接受日本的七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3页、120页)国民党政府一些高级将领,如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等,也赞同蒋介石的这一态度;早已准备向日本投降的汪精卫更是极力赞同,并不遗余力地鼓吹。在12月6日召集的第54次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上,讨论和谈问题时,他力主接受日本所提所有条件。这样,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唐生智执行的是蒋介石的投降路线。当然,最高长官意志,下级军官只能无条件服从。正如第2军团军团长徐源泉慨叹道:“盖防御而不取攻势,鲜有能达目的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档案,“第二军团增援南京战斗详报”)下级军官能看出问题所在,作为在日本上过军校的蒋介石不可能不懂这样的防御部署存在问题。这不能不使人们怀疑蒋介石的抵抗政策。事实证明,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不是早于1937年11月20日就撤离南京,迁都重庆了吗?因而导致1937年12月13日,日军轻易侵占南京城,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南京军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
    2、南京保卫战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单纯防御、被动应战
    《孙子兵法》指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南京保卫战的指挥者所采取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防守,而且是消极防守。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82页。)《孙子兵法》还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孙子兵法》同时还指出:“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仅仅死守是不行的,还要不放过主动进攻、击败敌人的机会。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战果,就是改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很显然,首都南京保卫战,不能只是死守,要做好有效的真正的防御和进攻。日军从上海方向来,苏、锡、常都应该做好积极防御,作为首都屏障的南京周边地区,特别是南京南边的金坛、溧水、溧阳等地,更是要加强防御并主动进攻,只有主动进攻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这些应该做的事国民党军事当局都没有做,结果是日军从上海到南京长驱直入,兵临城下,几乎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战斗,苏、锡、常及作为南京周边屏障的几个县即被日军顺利攻占。
    另外,国民党军事当局在兵力部署方面也存在严重缺陷。《孙子兵法》讲:“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运兵计谋,为不可测。”而在南京保卫战中,南京卫戍区司令长官唐生智根据最高司令官蒋介石的指令,将守城的主力部队7个军和1个教导总队,按照外围和复廓两个层次部署,各部队防地很宽,缺乏纵深配合。如第2军团的2个师驻防尧化门,分散在正面数十里的防御线上,地境太宽。这种部阵方式显得处处都很薄弱,只能坐以受攻,而无力出击。犯了《孙子兵法》“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之大忌。12月8日,唐生智又决定将一线部队全部退守复廓阵地,对阵地的防守作了调整。9日,日军撒下“劝降书”后,南京保卫战指挥部下令,要求各部队应“与阵地共存亡”,“尽力固守”。然而,到了11日,蒋介石连发“真侍参”和“真戍侍参”二电,却命令部队撤退。没办法,“将受命于君”。唐生智根据蒋介石指示,不得不于12日下午部署了全军的撤退。撤退在战争中是常有的事,但撤退的目的要清楚。毛泽东教导我们:“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90页。)就是说退却首先是为了保存自己,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消灭敌人。若退却而不能保存自己,则不如不退却而同敌人拼消耗,甚至与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南京保卫战的撤退又是指挥无方。
    3、再则,南京保卫战的组织指挥上存在严重失误。《孙子兵法》强调指挥者的作用:“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指挥者要审时度势,虽然不能做到使敌人必定被战胜,最起码要做到自己不会被战胜。南京保卫战的指挥者恰恰缺乏这种意识。又由于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军队组织松散无力,导致指挥者的命令失灵。整个战役过程中,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这是由于下级军官对于整个战役的部署有不同的看法所造成的。整个守卫部队思想没有统一,步调不能一致。正如南京卫戍军指挥机关在总结此次战役经验教训时所说:“各级指挥官对上级命令多不重视,尤其不按指定之时间履行任务,是为最大之弊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档案,“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12月12日,当守城战斗进入紧张阶段时,第72军一部擅自由雨花台撤至城内,直奔挹江门,准备撤退;第74军也曾搭浮桥,准备由三汊河向下关撤退。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能打胜仗吗?必然导致南京保卫战的失败。
    4、南京保卫战的组织指挥上的严重失误,还表现在撤退的具体部署上,唐生智存在严重的随意性。他作为防守南京的最高指挥官,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应该了如指掌,应当早就准备好从南京撤退的预案。而他及各级军官思想上好像都没有一个渐进的由守变退的准备。根据国防最高会议的书面撤退命令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即除卫戍司令部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第36师、第2军团渡江外,其余部队均需作正面突围。但唐生智在开会部署撤退时,又突然口头同意第87师、88师、74军与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样一来,就大大超过了下关轮渡的运输能力,根本无法实施。因此,导致大量官兵滞留江边,无法撤退,造成了远远超过了在守城战斗中伤亡的数字。
    但是,这次撤退中,却有两支部队得以较为成功的突围。第一支,是邓龙光的第83军(附叶肇第66军一部),按照撤退的计划,各部主力应该向东方日军来犯方向突围,而这支广东部队奉命打掩护,最后从下关方向撤退。但是,军长邓龙光看到各部已经混乱不堪,自己的部队根本不可能到达掩护阵地,即使到了也无从掩护,于是果断率部按照撤退计划的方向突围。
    12月12日夜,邓龙光率部和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才得以突出重围,到达安徽屯溪休整。虽然突围了,但损失是惨重的。仅将级军官就阵亡了三名,分别是第159师少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少将参谋长司徒非、第156师少将参谋长姚中英。其中,罗策群师长是在突破日军战线时率先冲锋战死的,冲锋时对部下高呼:“弟兄们,跟我来,勿要做衰仔呀!”
    当时能够成功突围的,还有另一支部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虎贲——第74军(也就是张灵甫整编第74师的前身)。关于第74军的突围,中国方面的记载比较简单,只是提到该军的两个师中,第58师一部大约是12日下午随军长俞济时渡江撤离的,第51师则是王耀武率领经过一夜抢渡,撤出了约五千人,武器损失殆尽。然而,在日军纪录中,留在包围圈中的第74军残部,并没有坐以待毙。该部残存的六千余部队,在第二天向西侧突围,与日军展开激战后,终于得以突围成功。
这两支部队的成功突围,主要是其指挥官的正确指挥,但唐生智多少也起点作用。应该说唐生智毕竟是保定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在他没有失去勇气和理智的时候,制定的指挥计划还是比较有水平的。日军当时对南京是钳形攻势,除了雨花台等强攻的点以外,空隙是存在的,从这些地方突围,的确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南京保卫战,虽然就双方所投入的兵力和持续的时间而言,只是一次中等规模的战役,但由于南京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又是日军借以胁迫中国投降的攻击重点,加之南京守军的英勇抵抗、拼搏,牺牲惨烈。南京保卫战是一次失败的战役,但对于任何一次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来说,估计它的价值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其本身的性质;其一方的胜负、得失,只能从属于这一性质,并发挥影响作用。虽然南京保卫战失败了,但作为中国抗战初期的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战役,还是载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荣史册。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并没有因南京保卫战的失败而失色,日本侵略者也没有因占领南京而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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