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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以孙子兵法指导抗日战争举隅
2015-6-4 来源: 作者:吴名岗


摘  要:1938年,毛泽东主席运用《孙子兵法》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三篇具有重大影响的军事战略文章。论述了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游击战略和“集中大力,打击小部”的游击战原则。列举了中国和日本国情的四条基本事实,经之以四,“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得出了经过持久战后,中国必胜的结论,并以此为据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还反复论述了各种欺骗敌人的“诡道”方法。强调“避实击虚”,坚决避免睹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坚持持久战以战胜敌人的抗日战略。
关键词:出其不意;分合为变;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知彼知己;持久战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7年前的1938年,毛泽东主席运用《孙子兵法》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三篇具有重大影响的军事战略文章,指导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今天,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是怎样运用孙子兵法指导中国军队战胜强大的日报帝国主义的,不但给人以鼓舞,也给人以力量,为我们战胜敌人,战胜各种困难提供强大的正能量。
    1936年红军长征一到陕北,毛泽东就抓紧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让叶剑英、刘鼎两同志为他在西安买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战略书籍。9月26日致电刘鼎:“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同年10月22日致信叶剑英、刘鼎:“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毛泽东同志早就熟悉《孙子兵法》,他在《矛盾论》中就说:“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一类的著作。”无论是从《矛盾论》还是《论持久战》等三篇文章的内容看,还是从有关史料所提供的证据看,毛泽东研究过《孙子兵法》是客观事实,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创造性的运用孙子兵法也是客观事实。
    一、“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游击战略
    《孙子兵法·计篇》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校释》)
    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第四章中说:“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这都是和正规战不同的地方。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战分散兵力。”
    “出敌不意”就是“出其不意”。毛主席这里反复使用“出其不意”正是对孙子兵法的运用。所谓“袭击”,所谓“秘密和神速”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只有“出其不意”才能“攻其无备”。只有“秘密和神速”的袭击,才能保障“出敌不意”。如果让敌人探知我们的袭击计划,那就不可能“出敌不意”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队主要是靠这种“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秘密袭击方式消灭日军的。毛主席在论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时说:在敌人数路进攻时“这种围攻是容易打破的。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战。我之部署应是以次要兵力箝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敌人虽强,经过多次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于追击敌人时继续袭击,再行削弱他。”这里三次提到“袭击”,“袭击”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次要兵力箝制敌之数路”,在战场上,这“次要部队”则表现为“主要部队”,表现为“正兵”,让敌人认为这些“次要部队”就是我们的主力,不然是无法箝制“敌之数路”的。而“主要兵力”则秘密行动,让敌人根本不知道,这样才能“袭击”成功。在敌人撤退时,本来担任箝制敌人的“次要部队”也可以适时转化为“袭击”敌人之一部的主力部队。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不仅是把孙子的战法应用于抗日游击战争,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出其 不意地袭击敌人”的基本战法以战略的地位,先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了游击战之战略地位和游击战的基本方法,后又在十一月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说:“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他又说:“游击战虽在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毛主席还说:“古代也有游击战争。”对其所指,我们不得而知,但绝对不会是指农民起义中的“流寇主义”。事实上,在公元前512年,孙武指导的吴王阖庐、伍子胥等的对楚战争就是非常出色的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吴军先是在今安徽省的舒城“拔舒”,杀吴亡将掩余,后出楚军不意,直奔今江苏省宿迁县司吾城“执锺吾子”——因其曾收留吴国亡将烛庸,然后突然围困在今安徽泗县的徐国,最后拿下烛庸占据的在今河南省沈丘县的“养城”。吴军灭两国,克四城,使用的完全是“出其不意”的游击战法。
    强调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抗战之初,共产党只有数万军队,大量正规军都是国民党军队。毛主席说:“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对游击战的战略定位也是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实际的。
    中国的广大游击队指挥员和战士,对毛主席运用孙子兵法关于游击战的论述,是心领神会的,对异国作战的日军展开了无数花样翻新出敌不意的袭击,使游击队不断壮大,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壮大,八年中由四万人发展到百万大军。以抗日游击战为素材创作的电影《地道战》,京剧《平原作战》等许多优秀作品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游击队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成功战例。真实战例更是不胜枚举。
    二、“分合为变”:“集中大力,打击敌小部”的游击战原则
    《孙子兵法·军争篇》说:“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分是分散,合是集中。打仗就是一种以分散和集中为基本形式的组织工作,分既指对我方军队的分散,更指分散、分解敌人,合主要指我方兵力集中。孙子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所与战者约矣。”
    孙子这里说的“专”是专一、集中,亦即“合”。按照孙子的方法,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甚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通过“分合之变”,能形成“我专而敌分”的局面,从而“以众击寡”战胜敌人。这是战胜敌人和一切困难的基本方法。
    毛主席说:“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箝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需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击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这里讲了游击队因任务不同而“分散”或“集中”,强调了“消灭敌人”时,必须集中,力戒临时分散兵力。“集中大力,打击小部”就是孙子说的“我专而敌分”。在当时日军的个人素质和武器都优于我游击队的情况下,只有“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以我方之绝对优势才能消灭敌人,夺取武器,壮大我军。他说:“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他还说,游击战“用兵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时,须注意(一)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一则便于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则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二)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办法等。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谓‘化零为整’的办法,集中兵力并不是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箝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这是毛主席对孙子:兵“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事思想的创造性应用,为抗日游击队怎样分合指明了要点。
    毛主席在论述游击队灵活的转移、变换兵力时说:“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停、夜间行动等。”这里说的“象流水和疾风”就是孙子说的:“其疾如风”。“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就是孙子说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毛主席学习孙子“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的军事思想,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集中大力,打击小部”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成为我军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竭力倡导和传播这一战胜敌人的方法,而且在其一生中都反复使用这一方法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
    三、“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批驳 “亡国论” 和 “速胜论”
    抗日战争进行了十个月之后,全国许多人对战争的进程和最终结局都没有数,既有悲观的亡国论,又有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这篇六万字长论的论据是中国和日本实际的力量对比,论述的方法就是孙子的“知彼知己”,就是“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其结论则是中日双方经持久战之后,中国必胜。
    为了进行战略决策,孙子提出了从五个方面计算、对比彼己双方的力量,以预测战争胜败的思想。他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毛泽东也对中日双方从四个方面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对比,从而得出了经过持久战后中国必胜的结论。
    他分析说:日本方面:
    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
    中国方面:
    第一,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和野蛮的。……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
第二,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第三,日本国度比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
    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
    第五,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得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
    第六,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
    毛主席是“经之以四,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这里谈得是战略问题,所以有些不同于孙子的“五计”。第二条实际是道的比较,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无道的,不但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也遭到了日本人民的反对。毛主席很注意日本国内人民的反对对战争的影响,他说:“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士兵”都有利于我们战胜敌人。第四条的国际援助也产生于第二条,使日本得到的国际援助不如中国广多。应当指出,第三条是“地”的问题,不过不是讲地形对战役或战斗的作用,而是讲孙子说得“地生度,度生量”之“地”。地生人、生物,人生财,人出兵。日本地小,所以“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中国地大,所以“物博、人多、兵多”。四条中只有第一条日本占据优势,但这第一条是现实的,所以中国不能速胜,只有第一条改变后,中国才能胜利。后三条,日本都处劣势,而且其劣势随着战争的持续,将日益在这三方面显现,所以其最终必然失败,中国必然胜利。毛主席以这些“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事实论证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光有以上事实还难以让有些历史常识的“亡国论”者服气,他们会因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这样的亡国史实而心存疑虑。毛主席又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时代特点: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他说:“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绝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胜利。”与“亡国论”不同,“速胜论”者忘记了中日对比的第一条,即现实的日本强,中国弱,或夸大了脱离现实的真实情况,或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如台儿庄战役之后的“速胜论”。在抗战初期,敌强我弱是基本的现实,所以“速胜”是不可能的。“速胜论”不利于抗日战争的顺利开展。
    毛泽东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证了“持久战”,其根据是可信的,其论证是足以服人的。
    不难看出,毛主席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批驳,所使用的方法正是孙子“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计算方法。千变万化的抗日战争最终证明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正确,也证明了《孙子兵法》之现代应用的可行性,怪不得毛主席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四、“论持久战”是“知彼知己”的必然结论
    看到“持久战”这三个字,一些了解《孙子兵法》的同志可能就会想到孙子主张速战,反对持久的论述。孙子说:“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这段话是就战争的巨大消耗,“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这一情况说的,而且是就有战争主导权的一方说的。如果仅以孙子的这段话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对照,似乎持久战是违背《孙子兵法》的。但“论持久战”却是在“知彼知己”基础上,以《孙子兵法》指导抗日战争的必然结论。
    我们知道,按照孙子的观点,我方的战略战术均需依照敌方的情况而决定。孙子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为什么有时“围之”,有时“攻之”,有时“逃之”?这是由敌我之力量对比决定的。之所以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在遵守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才会没有失败的危险。如果明知敌人强大,我方弱小,还要坚持正面对敌,那么“小敵之堅,大敌之禽也”,那就等着失败吧!孙子又说“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为之神。”所谓“因敌变化”其一是说因应不同的敌人,其二是说因应已经变化了的敌人,总之是一定要根据面对的现实的敌情采取相应的战略战术才能胜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完全是按照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实际力量对比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二三四条)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实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的看问题。事情是现实敌强我弱的程度悬殊太大。”因此不能形式的以“一比三”认为我方可以速胜。
    孙子主张速决战,是对有战争主导权的一方讲的。出于被动的被侵略方在战争之初是不会有主导权的。你想速战,想把日本鬼子一天赶出中国,办得到吗?所以这个“持久战”很重要的是有当时日本的强大决定的。毛泽东是很赞成孙子的速决战的,在具体的战斗战役中,我方只要有一定程度的主导权的,就会采取“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他说:“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抗日战争,不是我们不想速决战,而是在强大的日本侵略者面前,我们根本无法速决取胜。“持久战”是毛泽东依据客观实际,依据孙子兵法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面对敌强我弱的巨大悬殊,每个真正懂军事,懂孙子兵法的人都会作出持久战的选择。孙膑是孙武的后代,他不但继承了其祖上的《孙子兵法》,还依据变化了的战争实际,创作了《孙膑兵法》。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孙膑的方法也是“持久战”。
    《孙膑兵法·威王问》载:田忌曰:“敌众且武,必战有道乎?”
     孙子曰:“有。埤垒广志,严正辑众,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
田忌问孙子:“锥行者何也?雁行者何也?篡卒力者何也?劲弩趋发者何也?飘风之阵者何也?众卒者何也?”
    孙子曰:“锥行者,所以冲坚毁锐也。雁行者,所以触侧应  也。篡卒力士者,所以绝阵取将也。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
    在“敌众且武”,又不得“避之”,而“必战”之时,孙膑的办法是:“必以为久”,“甘战持久”。霍印章先生评此说:“孙膑同田忌的对话,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持久作战的思想。当田忌问在“敌众且武”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战胜敌人的时候,孙膑回答说:‘埤垒广志,严正辑众,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这显然是战略上持久作战的思想。所谓‘必以为久’,就是说,在时间上必须经历一个持久的阶段,才能达到上述转变敌强己弱的形势和出奇制胜的目的。这一持久作战的思想,是对当时战争实践的正确总结,是对孙子兵法的重要补充和发展。”霍先生对孙膑持久战思想的评价是正确的。
    毛主席在1938年没能读到《孙膑兵法》,《孙膑兵法》是1972年才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重见天日的。毛泽东在面对“敌众且武”的日本侵略军时与孙膑得出了相同的“持久战”的结论。时隔两千余年,竟相契合,这是很有意思的。毛泽东和孙膑同为《孙子兵法》的继承者和创造者,他们共同的持久战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沿着孙氏之道前行的必然结果。深刻理解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可以看出《孙子兵法》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巨大指导作用。
    毛泽东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毛主席承认战争有“盖然性”,即不“确实性”,这主要是战争行动要保密和双方都会因敌变化而不断变化所致。但认为战争“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战争是可以认识的。从而论证了孙子“知彼知己”的科学性。如果战争是不可认识的,那就不可能做到“知彼知己”,做到也没有用。这是毛主席对《孙子兵法》的理论充实。失败,不是因为战争和战争行动不可认识,而是对彼己的无知或知之不够和决策错误。
    五、“兵者,诡道也”,欺骗敌人,造成其“错觉和不意”
    毛泽东说:“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的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这里所论,显然是对孙子“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通俗化解说。值得注意的是,要欺骗敌人,须注意“民众条件”,如果民众条件优越,是和我们的抗日军队一条心的,那么欺骗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就可以让日军“变成瞎子和聋子”。
    在《乘敌之隙的可能性》一节中又说:日军“将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孔隙,给予了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以上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例如声东击西之类,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所谓“兵者诡道”,就是我方有意识的造成敌人的错觉。毛主席反复谈到这一点,可见他不仅对此明了于心,而且很重视把它教给别人,教给全国的抗日军队以消灭日本侵略军。同时,明乎此,也要提防敌人有意识的造成我们的错误,防止中了敌人的计谋。
    六、“避实击虚”,根本避免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
    战争是实际力量的较量,是实打实,硬碰硬的。在战场上只有强胜弱,而没有弱胜强。所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都是在局部上以强胜弱之后,扭转局面而取胜的。所以孙子再三强调要“避实击虚”,“避实击虚”就是以强胜弱。他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又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避免与强敌直接对战,保存我军有生力量,使之逐渐壮大,最后战胜敌人,这是我们采取持久战的原因所在。
抗战之初,日军对中国军队具有绝对优势,在此强弱对比下,如果进行战略决战,中国无异于自取灭亡。“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持久战就要尽量避免在没有把握打胜仗的情况下与敌人死拼,“避实而击虚”是每一战都必须坚持的,只有打弱敌,只有以多胜少才是基本的战法。
    “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睹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他的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避免与敌人作敌强我弱的战略决战,正是在战略上“避实而击虚”,是对《孙子兵法》在战略上的正确运用。
    在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新四军,运用孙子兵法打了无数胜仗,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军,证明了毛泽东运用孙子兵法之正确。现在,我们学习毛泽东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再与那些想遏制中国的敌对国家打一场谋求和平的持久战,避免与其进行战略决战,同样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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