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从战略角度出发，把国家的生死存亡和战争的胜负归结为“道、天、地、将、法”五大要素，称之为“五事”，并将其中的“道”作为五事中的首要因素（1）。从孙武自己对“道”字的解释，来审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可进一步证明“得道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2），根据地蓬勃发展壮大，并和全国人民一道取得抗战胜利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孙子对“道”赋予了全新的理念
春秋时期对“道”字含义有：道路；道家；说话；姓氏：方式、方法；技艺；规律、法则、事理；思想、学说、世界观、人生观；治理、引导、疏通、疏导、教导、安抚、利民措施等。《孙子兵法》中出现的很多“道”字含义基本上与春秋“道”字的通常含义是一致的。
所谓孙子对“道”字赋予了全新的理念，是指孙子对《计篇》之“道、天、地、将、法”中“道”字的自我解释。此处之“道”，历史上大多注家的解释都不十分吻合孙子的原意，而是和春秋时“道”字的通常含义相同。
孙武自己对“道”字的解释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3）。显然这一解释与春秋通常对“道”的解释是有区别的。
从语法上说，孙子释“道”采用的是自问自答：“道者”，是孙子自己设问；“令民与上……”是孙子自己所答。因此，“道”字的语法内容是一目了然的。
在上述《计篇》释“道”一句中，“令”字在此作使、致使解。“民”，指国君以下的所有臣民，包括官员和广大人民，正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谈；“上”，可作两种解释，一是专指国君，二是指各层面的主要负责人；“意”，解为意志、意愿、（人）心、心愿、志向等；“故”，作因此、所以解；“之”特指前面说的“上”；“危”，前人有作危亡、危难解，也有作“疑”解，“不畏危”可解为不怕危亡、危难，也可解为不疑，即没有二心。
由上述字义，我们显而易见的是，《计篇》之“道”表达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令民与上同意也”。二层意思是“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前者说明所谓“道”就是指“民与上”同心同德、在思想上意愿一致；后者说的是“民与上”在行动上的生死与共。这种思想和行动合在一起，就是孙子完整的“道”的概念。换句话说，单有思想意愿上的“同意”是不够的，还要具备行动上的“同生死”。这就是孙武“道”的本质内涵。
孙子“道”的完整表述应该是：（国君，尊长）能使属下的臣民与他同心、同意愿；而臣民能够和国君（尊长）同生共死，不怕危难（没有二心）。）——这就是“道”。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从哲学意义来说，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属于支配地位的，它决定着后者的存在和发展。因此，这个表述所含的两层意思之间不是同位语，而是有因果关系的。“民与上同意”是因，“同生死”是果。国君和臣民不能实现同心，就绝不可能有战前“同生死”的决心和战争中的“同生死”。换言之，战前的“同生死”决心和战争中“同生死”的壮烈行为，完全是平素积淀的国君和臣民同心同意的必然。君民意愿一致是民与君生死与共的前提，民与君生死与共是君民意愿一致的必然结果。前者是个情感积累的过程，后者是情感集中释放的过程。前者的主体是“上”，后者的主体是“民”。两个过程是紧密相连的，但却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这是孙子在“道”理念上的一大创新。
春秋时期有的把利于民事称为“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救灾、恤邻，道也”。有了利于民事的行为，但能否达到使民和主政者同心同德，同生死共患难，是不确定的。只有你的利于民事的行为，能够导致民众和你同心同德，才能达到同生死共患难。这是衡量是否合乎“道”的根本标准，后来的《孙子十家注》中人们的认识进了一步：贾林认为“将能以道为心，与人同利共患”，这里把“道”理解为“人心”和同利益共患难；王晳曰“道，谓主有道，能得民心也”，这里直接而明确说明“道”就是“能得民心”。所谓“主有道”，其实质是说，要创造出有“道”的局面，国君是决定因素（5）。这与孙子“七计”中“主孰有道”的提法是一致的。当代学者关锋认为“道”是政府的“道”，“上下一致，万众一心，是制胜的首要之道”。
后来人的解释基本合乎孙子的本意，即“道”就是得民心，万众一心是克敌制胜的根本。说明孙子是“道”字新理念的最早赋予者。在今天“上”字指领导者和执政者。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所采取的一整套、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党与人民同心同德、同甘共苦，真正做到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干群一致，党群一致，上下一致，全体一致，真正体现了孙子所说“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真正体现了孙子所论“道”的本质内涵。
二、得“道”多助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孙子之道的新理念，本质含义就是上下同心同德、同生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直至最后取得抗战的胜利，从《孙子·计篇》之“道”的新理念来审视，完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感化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敬仰，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和中国共产党心连心、同心同德。这是中外任何政党所无法企及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由小到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即抗日战争是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个路线代表了全国人民和全民族的利益，也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中共提出了得民心、合民意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而将全面抗战路线具体化。这是有“道”的路线基础。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洛川会议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决定。这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一个有“道”的方针导向。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同甘共苦，血肉相连，同生死共患难，赢得了民心，得到人民由衷地拥护，使抗日民主根据地从建立，到发展，到壮大，自始至终得到了人民的坚决支持，形成了孙子所谓“上下同意”，造成了有“道”的局面。
还在平型关战役之前，毛泽东就提出八路军应“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1938年1月10日，八路军在河北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会议，成立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我党独立自主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接着又开辟了平西、冀中、冀东根据地，使晋察冀边区更加扩大了。
1938年3月，八路军120师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8月又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不久，大青山区和晋西北区统一为晋绥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八路军129师奠定了晋冀豫（太行区、太岳区）根据地。接着挺进冀鲁豫大平原建立了冀鲁豫（冀南区和冀鲁豫区）根据地。后又建立了统一的晋冀鲁豫根据地。
1938年5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掖县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一起创立了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山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年秋，山东全省的抗日武装发展到9个支队，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为以后的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8年7月，新四军开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二年上半年又开辟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3个县。11月在完成了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了边区各级人民政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陕甘宁边区成了全国抗日的中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延安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为抗战造成了有“道”的后方基地。
由于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实行了一系列的抗日民主政策，使根据地和人民抗日武装得到迅猛发展。到1940年7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已由抗战初期的4.5万人发展到近50万人，根据地人口近一亿。其中晋察冀边区辖两个主任公署、9个专署、108个县政权，面积80万平方里，人口2500万，成为地跨五省、分为三个区的华北最大解放区；晋绥边区也成立了晋西北军区司令部和晋西北行政公署，扩展了大青山根据地，拥有人口322万，总面积33.1平方里；晋冀鲁豫边区发展到以太行山为中心，包括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四区的根据地，并在1940年8月建立了统一的边区行政联合办事处，次年成立了边区政府，辖有人口1800万，总面积31.5万平方里；山东解放区有70多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山东区最高行政机关——山东战时行动委员会，全区辖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等五块根据地，拥有人口2900万，总面积60万平方里；在华中1939年到1940年底，建立起苏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鄂豫边等根据地和苏北解放区，打开了华中抗日新局面，拥有人口6000万，总面积120万平方里；在华南自1939年春开始，广东东江地区，抗日武装力量遍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建立了以淡水为中心的根据地，拥有人口450万，总面积6万平方里，后组成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6）。
这期间，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正如孙武论“道”所说，“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军队和人民血肉相连、同生死共患难，在和敌伪的斗争中巩固扩大了解放区，取得了伟大的战绩。仅华北战场1938年6月到1940年5月就毙伤日军125695人，伪军60486人；俘日军1400人、伪军38214人；日军投诚31人、伪军反正32293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的日军占在华日军的半数以上，抗击了全部的伪军（7）。
这仅仅是抗战爆发后两年多而出现的抗日民主政权蓬勃发展局面。
到抗日战争的后期的1945年，抗日根据地拥有人口9550万人，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自卫军1000万人。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冀热辽、山东、苏北、苏中、苏浙皖、浙东、淮北、淮南、皖中、河南、鄂豫皖、湘鄂、东江、海南共19个解放区（8）19个解放区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跨全国20个省的一部或大部，从而给敌人以致命的威胁。这些都是有道的后方基地的扩大，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努力所取得的。
三、实行有“道”的措施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怎样实现有“道”，孙子没有具体说明。但孙子却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衡量有“道”和得“道”的两条标准：一条是领导者和百姓能达到“同意”，即同心同意；第二条是百姓和领导者能够“同生死”，共患难。
中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就是要认真彻底地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9）。
为了建设一个党群、军民同心同德的有“道”局面，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采取了很多有利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抗战的措施。这些措施是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这些措施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必然体现。
一是加强政权建设，在政治上造成有“道”局面。从全局出发，经过民主选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即统一战线政权。这个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们的政权。它在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在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中的名额各占三分之一。这个原则建立起来的政权，在政治上代表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政治需求。这样就造成了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的局面，造成了根据地政治上的团结和谐局面。绝大多数的人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密切的党群关系。
二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作风建设，为广大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夯实有“道”的联系纽带。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自我约束的四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并通过共产党内部的整风运动，使这些作风制度化、常规化，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发扬光大优良传统。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希望，造成了人民和共产党血肉相连，形成了党和群众的鱼水之情。
三是实行减租减息政策，造成有“道”的经济基础。“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抗日的积极性”(10)。农民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战的主力军，要充分地发动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则必须在经济上给农民以能看得见、体会得到的切身经济上的关怀，农民要有饭吃有衣穿，才能真心实意地去抗日。减租减息就是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通过减租减息，在政治上确立了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改造了地主把持的基层政权，使解放区民主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在经济上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使农民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抗日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农民切身体会到共产党是真正造福于民的，
四是在根据地广泛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抗的群众运动，造成有“道”的社会氛围。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强了解放区军民的团结，使党政军和人民处处打成一片，军民关系、党群关系、军政关系进一步密切和谐。
五是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实行有“道”的行政政策。庞大的战争机构，加重了边区群众的经济负担。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加强地方部队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使部队精干和增强战斗力；简政，就是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达到政府精干、效能、节约和避免官僚主义。通过精兵简政，党政军脱产人员大大减少，军费开支大大减少，人民群众的负担大大减轻，部队和机关的作风大大改进，政府机构更适应敌后抗日斗争。
六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增强根据地有“道”局面的物质基础。解放区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涵盖了根据地公私工业、农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在农村军队和机关必须进行生产，逐步做到粮食和工业品全部、大部或一部分自给。同时要帮助和组织人民发展生产，建立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合作社变工队等，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的困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大生产运动克服了解放区的物质困难，使解放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和繁荣，增加了军民的收入，改善了军民生活，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强了广大人民的胜利信心，更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八年抗战，从孙子论“道”的角度审视，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获得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使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血肉相连，创造出古今中外少见的有“道”局面。得道多助，有道局面的形成，使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由小到大、蓬勃发展，最后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八年抗战中，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12万5千余次，消灭日伪军171万4千余人，人民军队主力发展到10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解放区人口由150万人发展到一亿多（11）。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注释：
（1）（3）（4）（5）《诸子集成·孙子十家注·孙子兵法·计篇》，第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
（2）《孟子·公孙丑下》
（6）（7）（8）（11）胡华《中国革命是讲义·下》，545页,556页，6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
（9）毛泽东《论持久战》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10)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