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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先师孔子及其兵学思想
2014-7-4 来源: 作者:赵承凤


    在去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三个月后,他在山东曲阜考察时又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的加以对待,有扬弃的予以继承。”随之,习主席在视察济南军区部队时还指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我们民族魂,活跃着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激昂着铿锵的节奏,洋溢着阳刚之美。”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以其闪耀着人文精神的思想学说、博大的仁爱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的思想学说不仅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主体地位,而且还对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东方各国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形成了“孔子文化圈”,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不仅如此,孔子的思想学说也影响到了西方各国,受到世界各国思想家、政治家、学者的尊敬和推崇。至20世纪初,全世界有孔庙3000座之多。1988年1月,70多位诺贝尔奖组织人及获奖者在巴黎聚会,瑞士1970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在演讲时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无独有偶,前不久,中央新闻联播报道了一条新闻,在中法建交50周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之际,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揭晓,《论语》获在法国最有影响十部中国书籍之首,第二部是《孙子兵法》,第三部是《道德经》,第四部是《易经》。因此,我今天就以《至圣先师孔子及其兵学思想》为题,讲一讲自己的一些学习感悟。
    一、简要介绍一下孔子的光辉一生和伟大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去世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武士,以勇力闻于诸侯。由于多次荣立战功,因而被鲁国国君委任为陬邑宰,相当于现代的乡镇长。叔梁纥先娶鲁国施家的女儿,施氏连生九女,却未能为叔梁纥生下儿子。继施氏之后,叔梁纥还曾纳过一个妾,这个妾为叔梁纥生下一个儿子。由于这个儿子腿有残疾,跛足,按照当时的礼制,不能做孔氏合格的继承人。于是,年逾六十的叔梁纥便向居住在鲁都曲阜之东约六十里的尼丘山(后因避“圣”讳,改称尼山)东麓的颜氏求婚,以求生子。颜父便把小女儿颜征在许配给叔梁纥为妻。鲁襄公二十二年,叔梁纥与颜征在生了个男孩。由于是在尼丘山祈祷求子后所生,因而取名为丘,字仲尼。
    孔子的少年时期是很不幸的。三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了。由于家境衰落,家庭关系复杂,母亲颜征在便带领年幼的孔子离开陬邑,迁居到鲁国都城曲阜阙里谋生。孤儿寡母在阙里相依为命,生活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在母亲颜征在博大母爱的关爱下和含辛茹苦的抚养下,孔子在艰辛的生活历练中一天天长大。艰难困苦的生活磨炼了少年孔子的意志,增长了他的见识和才干。孔子十七岁时,母亲颜征在与世长辞,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孔子开始了自己独立谋生的艰难历程。艰难的生存环境锻炼了孔子的倔强性格,世态炎凉激发了孔子发愤自强的潜在能力。为了生存下去,尚未成年的孔子就开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以便养活自己。他后来回忆起人生经历时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起初他还当过吹鼓手,曾给季孙氏家当过管理仓库账目的“委吏”,做过管理牧场牲畜的“乘田”,也就是说,他少年时期所从事的多是当时被认为“鄙贱”的职事。孔子办事极为认真,做委吏时,他把账目理得清清楚楚;做乘田时,使牛羊茁壮成长。孔子青少年时期“多能鄙事”的经历,既锻炼了他的意志和才干,使他多才多艺,又使他深切领略了人生艰难和民间疾苦,形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
应该承认,孔子的一生栖栖遑遑,穷困与挫折常伴左右,怀抱理想四处碰壁,壮志未酬,遗憾而终。从世俗的意义上说,孔子的一生不是很成功的一生,然而正是这个别样人生,才成就了孔子的伟大思想学说,才赢得了身后两千多年无数人的赞誉和景仰,才奠定了孔子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无以伦比的历史地位。
    下面,我集中讲一下孔子的四大历史贡献。
    一是创办私学,传承六艺。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在后世被誉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可以说,孔子是一位极为成功的教育家。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由贵族阶级垄断。春秋末期,贵族教育没落,官府收藏的典籍文献开始散落民间,在官学中任教的人也流散到平民中去。作为下层的“士”,孔子适应了春秋时代学术下移的历史潮流,首先在真正意义上树起“私学”旗帜,广收门徒,培养了三千弟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限制,使得文化下移,平民子弟甚至贱民也可以受到教育,学习文化知识,教育得以日渐普及,对春秋战国时代士人阶层的出现起到了催化作用,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繁荣。孔子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30岁左右开始办学到37岁去齐国求仕之前,这七八年时间是孔子教育的奠基时期;第二阶段,自37岁从齐国返鲁到55岁周游列国之前,共计十八年时间,这十八年中孔子虽有四年多做官,但并没有停止招生讲学,这是孔子教育事业大发展阶段;第三阶段,周游列国十四年,这是孔子出国讲学、游学、带留学生阶段,这一阶段使儒学走出了鲁国,传经布道,扬名天下;第四阶段,从周游列国结束后返回鲁国到去世,五年时间,删订六经,整理教义,是提高升华阶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教授弟子不是单一学文化,而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全面发展。因此,他的学生既有出仕入相的,也有成为出色将帅的。不仅如此,他所创立的“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垂泽后世,至今仍为人们所奉行。
    二是创立儒学,开宗启元。
    孔子在继承尧、舜、禹三代文明尤其是周代礼乐的基础上,集上古文化之大成,以创造性的转化立场创立儒学体系,开万世文明之新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创立起以“礼”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学说,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学说,以“中庸”为核心的思想方法学说和以“易”(阴阳变化)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从而创立起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儒家学派。儒学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正统,其影响不仅波及东亚,形成了儒教文化圈,而且远播欧洲,成为人类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几个大的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是删订六经,结集经典。
    儒家所尊崇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这些经典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渐衍生出的所谓“十三经”等经典体系,是中华文明的大经大传,是华夏民族共同的价值体系,是文化生命的精粹、文化传统的结晶,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制度构建、行为习惯、社会生活皆有既深且远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伦理、道德、法律、宗教、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可以说,“六经”之于中华文明的影响与地位,就如《圣经》之于基督教文明、《古兰经》之于阿拉伯文明的影响与地位一样。而“六经”之形成与孔子有着莫大的干系,“六经”文本在孔子之前尽管已经存在,也逐渐有了重要典籍的地位,但“六经”之形成和传承后世却要始于孔子。
    我上次讲《易经》中的兵学思想时曾提到,《易经》是孔子在周游列国后期,在今河南卫辉至济源这个地方寻找到的,68岁回到曲阜后,一边讲学,一边研究《周易》。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传》,其中《要篇》记载了孔子晚年研究《周易》的情况,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从而才有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典故。试想,没有孔子反复寻访找到《周易》,没有如司马迁所说的“孔子晚而喜《易》作《易传》,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等十翼,《易经》可能早就失传了,很难保存传承下来。因此,有学者将孔子整理“六经”,与印度佛家经典之结集相提并论,誉为“世界文化史上之重大事业”,故有学者指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孔子者,中国纯粹之古典学家也”。孔子整理、编订、传承“六经”,集中国古文化之大成,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贡献,功德无量。
    四是周游列国,布道天下。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为了实现和宣传自己的仁政礼治理想,55岁的孔子率领弟子们离开了鲁国。在此期间,孔子带领弟子们先后游历了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大小七个国家,行程近万里,历尽了千难万险,多次碰壁,常遭冷遇,但他百折不回,从不灰心。他一边周游列国,一边利用一切机会讲学论道,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周游列国,是孔子伟大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其意义至少有三点:一是他开了中国乃至世界出门游学、出国留学之先河。二是在周游列国中,他丰富了人生阅历,开阔了思想视野,扩大了知识积累,增添了文化气象,儒学之所以具有开放性、与时俱进的特质,与孔子四处游学,广搜典籍,博览群书,有密切联系。三是在与各国君王的问政与交谈中不断完善、丰富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为政理念,而且在各国传经布道,使儒学走出齐鲁,名扬天下,从而奠定了后来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和正统地位。司马迁曾说过: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进一步说明了孔子周游列国的重要意义。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决定了孔子思想的历史地位。正如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家柳诒徵先生所言:“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 ,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成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故虽老子与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时,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可以并论。”
    总之,孔子思想为中华民族构筑了精神家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他站在当时历史的制高点上,深刻反思历史,思索现实,形成了他系统的思想学说。孔子心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他孜孜以求的是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为此,孔子十分关注社会与自然,也关注人心与人生。他主张从调适自我、完善人格出发,以和睦家庭、均衡社会、平治天下。孔子有克己成仁忍辱载道的气质,有融合百家、汇通兼容的气度,他希望人们明德向善、仁爱和谐、修己安人,提升境界,达至天人合一,物我共益,以位天地,以育万物。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体大思精,作为一种实践之学,在两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深刻影响着中国、东亚,甚至远播海外,对全人类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越来越大。
孔子主张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希望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呵护珍惜,合理利用,方能延续我们这个不堪重负的地球对人类的承载。
    孔子提倡人以为本,仁者爱人。这种宝贵的理念可以缓解现代人的焦虑与困惑,引导我们关注人的生命价值,提升人的道德境界,让我们内心深处的爱从自己的亲人向外扩充、推广,爱心弥漫开来,让爱充满世界,洋溢全球。
    孔子倡导和而不同,求同异存。世界本来就丰富多彩,人类的文化亦是多元共存。因此,学会尊重他人、尊重异己的文化和宗教,学会对话与沟通,使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得以相互交流,互利共赢。这个世界才会更加美好,更加富有魅力!
    孔子强调开放包容,与时俱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新的时代,古老的儒学也将立足于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以全球性的视野进行思考,与世界上的所有优秀思想相互学习和吸纳,以丰富和完善自我,焕发无穷的生机与活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从轴心时代走来的孔子儒学,是此后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许多贤达俊杰已经意识到,只有我们放下现代人的虚骄和狂妄,平心静气并抱着一定的温情与敬意,回望遥远的古代贤哲----不管是孔子还是苏格拉底,不管是佛陀还是耶稣,这些人类思想范式的奠定者,总会毫不吝啬的回馈我们智慧的灵光。对于中国而言,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成为新时代的新文化、新思想的肥沃土壤和不竭源泉。对于世界而言,孔子的智慧也将提供一种不可多得的新鲜色彩和异调音符,这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将有利于全球时代多元文化的良性发展,这也是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办越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的发展需要儒学,世界的发展也需要儒学。儒学属于中国,儒学也属于全球。
    二、重点谈一谈孔子的兵学思想。
    孔子虽不是一位军事家,一生也从未参加或指挥过战争,但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对当时的军事活动也予以关注并阐述了一系列非常精辟的思想观点,孔子的军事思想集中反映在《论语》、《孔子家语》等典籍中。孔子的兵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九个方面。
    (一)主张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
    孔子在中国史上最早提出“慎战”的观点。《论语·述而第七》说:“子之所慎,齐、战、疾。”这个“齐”字意指斋戒,可见孔子对斋戒、战争和疾病是持慎重态度的。孔子的一生崇尚礼仪,并为维护周王朝的政治制度而奔走讲学。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反对诸侯之间武力相争,不可失礼而轻举战事。他的这一看法言简意赅,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军事史上,第二个提出“慎战”思想的人是兵圣孙武,他在《孙子兵法·计篇》开明宗义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并在《火攻篇》再次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在这段话中,孙子特别讲到“明君慎之”和“良将警之”。老子《道德经》中也有“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这些论述虽然都有“慎战”之意,但都没有明确提出“慎战”的语言与思想。因此,我们考证,孔子是最早提出慎战思想的人,孙子是最系统、最明确提出慎战思想的人。
    (二)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孔子在担任大司寇期间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便是辅佐鲁定公在齐鲁“夹谷之会”中取得外交斗争的重大胜利。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国君商定要在齐国的夹谷(今山东莱芜)举行一次重要的双边会谈。齐国作为东方大国,为了与晋楚两国抗衡,便试图通过会谈拉拢鲁国,并试图在会见时以武力劫持鲁定公,以迫使鲁国屈从齐国。鲁国想利用这一时机讨还几年前被叛臣阳虎送给齐国的汶阳之田。按照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惯例,这样重大的外交活动应由执政的卿大夫担任相礼,而鲁国在这次“夹谷之会”中却破例让孔子担任相礼之责,主要是因为孔子明礼,且与齐景公打过交道,熟悉齐国的情况。孔子在临行之前作出了深谋远略的部署,他对鲁定公说:“听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代诸侯出国,必定要有军事长官率军护驾。这次与齐国会盟请国君带领左右司马同行。”于是,鲁定公根据孔子的建议安排两位将军率领军队随行。两国国君与随行官员按预定的日期来到夹谷,宾主相见后,两国国君登上盟坛,行礼会盟。随后,齐国傧相便以用地方舞乐为两君助兴的名义,安排一群被齐国降服的莱人手执各种兵器拥至坛下,图谋劫持鲁定公。孔子见事不妙,急切地登上台阶,一面行礼,一面厉声责问齐景公。齐景公自知理亏,且见鲁国已安排军队随同定公前来,因而便挥手示意撤去莱人舞队。齐国傧相见劫持鲁君的阴谋未能得逞,便又安排一群庸俗不堪的侏儒小丑到坛前嬉戏吵闹,试图以此来侮辱鲁定公。孔子再次登上台阶严词质问齐景公,责以非礼。齐景公无奈,只得下令杀掉这些侏儒小丑。齐国试图劫持、侮辱鲁君的目的均未达到,最后又在盟约上做文章。在签署盟约之前,齐国官员未经鲁国同意,在盟约上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齐师出境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意思是说,如果齐国军队出国作战时,鲁国不派出兵车三百乘随同作战,就要像盟约中规定的那样进行惩罚。孔子发现后便临机应变,针锋相对地也在盟约上加了一段话:“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意思是说,如果齐国不归还我们鲁国被齐国侵占的汶阳之田,同样要像盟约中规定的那样进行惩罚。汶阳之田本属于鲁国,阳虎叛乱失败投奔齐国时,把这些土地送给齐国。现在两国既已言归于好,齐国便无理由继续占领,如果不归还鲁国,则要承担破坏盟约的罪名,于是齐国只好答应归还汶阳之田。
    孔子在夹谷会盟中深谋远虑,随机应变,机智勇敢,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利益,取得一切外交胜利,赢得了比较安全的国际环境。这次成功的外交活动是孔子政治活动中最出彩的一页,极大的提高了孔子的声望。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被鲁国朝廷委任“摄相事”,即以司寇的身份管理鲁国的朝政。孔子说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也成为历朝历代文韬武略、治国治军的名言。
    (三)主张“足食、足兵、民信”。
    孔子非常重视军备,他把“足食”、“足兵”、“民信”列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项基本措施。《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问答表明:其一,孔子认为国家如能做到粮食、军备充足,人民就能信任了。显然,孔子是把“足食”、“足兵”作为“民信之”的必要前提条件来看待的。其二,是关于信、食、兵三者的关系,孔子把“民信”置于立国之首,把“足食”、“足兵”看成是第二位的;其三,孔子强调“民无信不立”,认为只要百姓对官府有信心,国家便会安定。其四,尽管孔子提出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应该“去兵”,但孔子把“足兵”作为立国的三项条件之一,说明了他对军事问题的重视。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与《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其意相同。
    (四)主张将帅必须足智好谋。
    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必须具有足智好谋的素质。《论语·述而》记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路问道:老师如果让您统帅三军作战,那么你找谁协助?孔子回答说:凭徒手打老虎,赤双脚过大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是不要他跟随和协助的。我要找的,一定是遇事谨慎,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
    在这里,孔子赞成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反对那种空手打虎枉送性命的有勇无谋者。孔子这个话,很有针对性。子路就是这样的人,他刚强勇武,但有勇无谋,孔子为此多次提醒过他。子路随孔子去卫国时,被任为卫国大夫孔悝的蒲邑(今河南长垣)宰。孔子听说卫国发生动乱,说:“柴也其来,由也死矣。”意谓高柴大概能活着回来,子路肯定死了。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是直呼其名。此时,卫国发生内乱,这时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高柴都在卫国做官,高柴劝子路逃难,子路不肯,战死。子路有勇无谋,还是吃亏,让孔子言中了。当时,他以“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义气挺身入险,冠缨被击断时,依然不忘“君子死而冠不免”的礼仪,在重结缨带时被杀,并被剁成肉块。在《论语》里,记有子路的言行38次,子路缺少孔子思想中权变谋略和处事谨慎的作风,孔子看重的是遇事谨慎、周密思考而能干成事情的人。在《孔子家语·文本》里还记有孔子这样三句话:“巧而好度必功,勇而好同必胜,智而好谋必成。”意思是说,机巧而善于运作的人,一定能成功;勇敢而喜欢与人合作的人,一定能胜利;有智慧而会谋划的人,一定能成大事。《孙子兵法·谋攻篇》曰:“上兵伐谋”,《三国演义》21回里说:“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这与孔子讲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虑无失策,举无败功”其理相通,其意相同。
    (五)主张不可少教而戎,应教而后战。
    重视“文教”是孔子的主导方面,但他也强调“武教”,认为要民众替统治者作战,首先要实施军事教育。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意思是说,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孔子还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在军事教育的内容方面,孔子主张教之以六艺中的两项,即射、御。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其争也君子。”
    孔子本身身材魁梧,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考古认为,先秦一尺约合现今0.66尺,以此推算孔子的身高应当在1.91米,再加上士可以配剑,而孔子又以佩剑为荣,表明他不但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而且是位威风凛凛的武士,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孔子画像都是高大威严,身佩长剑。孔子在青少年时代,就在六艺方面很有成就。《礼记·射义》里这样记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也就是人们争相观看,可见其射艺之精到。在“御”方面更是非同小可,《论语·子罕》里的一条记载就很说明问题:有次孔子听别人议论自己,虽然博学但缺少成名之强项。于是孔子选择了执御,也就是以驾驭战车来展示自己的高超技艺,并令人大开眼界。
    自古孔门多将才。从孔子第子作战成绩中,就可以看出孔子军事教育的积极效果。如公元前483年的齐鲁之战中,孔子的弟子冉有任季氏将帅与齐作战获胜,战后季康子曾问冉有:“子之于军旅,之乎性之乎?”冉有回答说:“学之于孔子。”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吴起,就是孔子弟子曾子、子夏的学生,可谓是孔门中的再传弟子。这些事例也表明孔子先教后战的军事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军事教育的发展与深入。
    (六)主张“临难用诈,足以却敌”。
    《孙子兵法·计篇》曰:“兵者,诡道也”,并在《军争篇》进一步指出:“兵以诈立”。在战争中,为了达到合理的目的,孔子是赞成并且明确提出“临难用诈”的。据《吕氏春秋·义赏》记载,孔子说:“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意思是:面临危机使用诈术,足可以使敌人退却;回国后尊崇贤者,足可以酬报善德。文公虽不能做到自始至终以德行来要求自己,但也可以称霸天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春秋时五霸之一。孔子讲这段话有个背景: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准备和楚国打仗,采用了他舅舅咎犯的诈术计谋,在城濮(今河南范县西南一带)打败了楚军。晋国大夫雍季当时不同意咎犯的诈术,对文公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天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天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认为这不是长久的办法。晋文公打了胜仗后行赏,雍季首位,他身边人员不解,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事关百世之利,而咎犯之言,却是一时之用,怎能把一时之用放在百世之利的前头呢?”孔子听后,很是赞赏,说了前面这段话。在《韩非子·难一》篇中,叙述了城濮战争经过后,记载的孔子对此的观点是:“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孔子这段话肯定了战争中用诈术和政治上讲信用统一了起来。
    孔子讲权变,是为了现实合理的需要,而根据具体情况临时采取的违反平常法则的措施,但却从根本上又不违反常规。据明代冯梦龙《智慧全集》记载,在周游列国的路上,孔子带着子贡多人前往卫国,经过蒲地时,被蒲人团团围住,他们对孔子说:“只要不去卫国,我们就让你平安离去。”迫于眼前形势,孔子只好与蒲人订下了不去卫国的盟约。孔子等人出了东门后,却立即转往卫国,子贡问孔子:“订下的盟约,可以不遵守吗?”孔子说:“要盟也,神不听。”意谓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订的盟约,神明是可以不听的。这表明孔子认为宣传王道主张是大信,对蒲人的承诺是小信。事急用奇,大信是不受小信所约束的。所以他说:“信近于义,言可覆也”,意谓信约合乎义的要求,才可以付诸实行。
    孔子既讲过“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又提出“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礼记·礼运》)强调要善于识别诈术,去掉欺诈。据考证,孔子提出的“临难用诈”,与孙子提出的“兵以诈立”在时间上相差不大。
    (七)主张“我战则克”的大无畏精神。
    《左传》中有一句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指祭祀与战争是国家的两件大事。对这两件大事,孔子非常重视,而且态度非常明确,孔子说:“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礼记·礼器》)这句话充分展示了孔子不干则已,干就干成;不战则已,战无不克的大无畏精神。他在《论语·子罕》篇中讲的两句话更是掷地有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意指“三军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夺”,进一步表达了孔子的勇气和豪气,充分展示了孔子“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志在必得精神。孔子一生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精神。孔子一生五次出任官事,每次都是“我战则克”,显现了他临大事而不乱且有勇有谋有主见的治国治军才能。
    (八)主张“以众攻寡而无不消也”。
    “以众击寡”、“以十攻一”,这是兵圣孙武的用兵要则,而这一名言孔子也曾讲过。
楚公子15岁做了楚相。孔子听到这事,有些不以为然,就派人前去观察,那人回来后,说:“楚公子的屋廊下有25个俊士,屋堂上有25个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汤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说苑·尊贤》)意谓集中25个老人的智慧,就胜过成汤和周武王的智慧;集中25个俊士的力量,就胜过彭祖的力量。以此来治理天下,一定可以免于祸患了。孔子进而说到:“以众攻寡而无不消也”,意谓以众攻少,没有攻不下来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组合产生力量,形成优势,就能战胜个体所不能战胜的外物,产生个体所不能产生的效益,这也就是孔子常讲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道理。而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以众攻寡,才能产生万众一心、排山倒海、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之势,这与孙子讲的“以众击寡”、“以十攻一”不谋而合。
    (九)主张“子帅以正”、“其身正不令而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意指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接着孔子又进一步强调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些论述,既是为政之要,又是为将之德。《孙子兵法》有云:“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抓住了这个“正”字,就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孔子的兵学思想还有一些,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见义不为,无勇也”,“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等等,因时间关系,就不详细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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