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一、兵經與易經研究，乃以孫子兵法代表兵經；以「群經之首」的易經代表中華文化，藉以突顯研究主題，並用以集中研究智慧。
二、從“中國” 的“中”字，由「負陰而抱陽」的“太極圖”演變而來，及易繫詞：「一陰一陽之謂道」，與「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論出「太極」乃陰陽和合而成之「中道」。
三、孫子兵經，乃是哲學、科學、兵學三結合的著作，兵經當然也是“群經”之一；故其哲學基礎自然基於易經。其科學在推理判斷方面，自與其辯證哲學相結合。至於兵學則完全以中華傳統文化為背景，以中道與仁道的儒家思想，貫輸在其戰略思維理則中。
四、易經講天道、人道、地道。但以“人道”在中間，乃能贊天地萬物之化育。人者仁也（孔子）人本哲學也就是仁本哲學。儒家的三達德為「智、仁、勇」，乃以仁為核心。孫子的武德「智、信、仁、勇、嚴」也以仁為核心，故孫子與易經均講求「天人合一」之道。
一、前言
本文以「兵經與易經」為題，屬於本屆論壇主題「孫子兵法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個子題。“兵經”乃“兵家”之經典，又稱“武經”、或“兵書”，而孫子兵法常被視為兵經、武經、或兵書之代表。例如劉勰「文心雕龍」有「孫子兵經，辭如珠玉」；宋編“武經七書”將孫子兵法列為首篇；孫中山先生在其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第一講中說：「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孫子）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
易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始源」
[1]。所謂「群經之首」，不只是儒家的六經等經典之首，而是九流十家，所有經典之首。道家甚至把它奉為主要經典，把太極圖奉為道家標誌。孫子兵法代表兵經，當然也在群經之列。易經又是「中國哲學思想的總源頭」
[2]那麼孫子的「軍事哲學」（軍事辯證哲學），自然也是源自易經。
現在再從「中華文化」或「中國」的“中”字的造字演變，來看易經在中華文化中的關鍵地位。依說文解字，對於“中”字的造字，大約有三種說法：一是由「負陰而抱陽」的「太極圖」演變而來；二是出自滿弓待射的意理；三是由中軍與指揮之旗幟形象而來。後兩種都沒有歷史文化的涵義，本文特取第一種說法，來說明易經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關鍵地位。
太極與陰陽相生之理，為我國解釋宇宙的基本理則。而“中”即為太極圖形的演化，時代化與文字化，經由石鼓、鐘鼎、甲骨。大小篆、隸書，逐代演化，至漢朝而成為漢字之“中”。
繫辭上傳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又云：「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是則“太極”乃陰陽“和合”而成“道”。上文之“中”，與此處之“道”，和合而為“中道”
[3]。故中華傳統文化即為“中道文化”。朱子追記程子之言曰：「中者天下之正道」－中道。柳貽徵在其《中國文化史》＜洪水後的中國＞中說：「中道就是中國命名之由來。」此言，我們可演繹為：行中道的國家謂之中國；行中道的人民謂之中國人。
二、中華傳統文化以易經為代表
中華文化加「傳統」二字，乃表示從伏羲畫八卦開始，是為中華文化（易經）之起源。＜易繫辭下傳＞第一章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在文字未發明之前，以 （陰）、 （陽）兩個符號，始作八卦。初為陰、陽兩儀。繼發展為四象圖。故易繫辭上傳說：「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圖包括少陽 、少陰 、太陽 、太陰 ，以極其變，順應天時地利。伏羲氏之八卦，到四象為止我們稱之為「原易」。周文王被囚在羑里，推廣易理，所畫的後天八卦，和所定的六十四重卦位序已完全不是伏羲四圖的本來面目。隨後周公在每卦之下作「繫辭」，孔子作傳（十翼），乃形成一部完整的周易。所以易經是集合中華民族歷代先聖，如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其中周易的四聖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經過或多或少的經驗累積和智慧發明，加以增刪修補的集體創作，而傳承至今
[4]。
以上是從易經之始創與發展而言者，若從前節「中華文化即為“中道文化”」來論“傳統”，那就應分析“中道”的“道統”。
道統，為我國先聖先賢所創造出來的「人類生存原理」。流傳後世，為我中華民族子孫所遵守。我們珍惜它！故有所謂「政統可斷，而道統不可斷」之謂也。孔子以創造發明、開物、成物之智，論伏羲以後之道統
[5]。
「道統」的真實存在與內涵，我們可以從儒家的論語、尚書、中庸等經典中找到證明：
《論語，堯曰篇》有載：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
《尚書，大禹謨》有：舜授禹的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中庸，章句序》有：「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可庶幾也」。
從上述經文可證，「允執厥中」就是中國的「道統」。其關鍵即在於這個“中”字。因“中”字涵蓋的義理甚廣，故孔子是集這個“中”字的大成（中國道統的大成－故為“大成至聖先師”），名之曰：“中道”，實至名歸。而“道統”就是“中道”的傳承系統。「允執厥中」就是「執兩用中」，不排斥任一端，復不讓演成極端，以防絕對對立矛盾。旨在使兩端之發展，不僅不走向相背，亦不任其走極端，而還要趨向和諧。其效且必落於全民之利。故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一直尊之、敬之、愛之、保之，而認作“中華道統”
[6]。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故有「中道」即「中庸之道」之論。不過由「道統」之意義與內涵觀察，中道並不限於「中庸」一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陳立夫先生著有「四書道貫」；其實就道統中的「中道精神」而言，實貫通於中華文化的所有經典中。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處所謂“中行”即是行中道之人；“與之”即是傳授。可見孔子對中道道統的執著。
中庸有謂：「中者，內也。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乃一種內薀的本然之性；和乃運用時所得之效果。以「執中」、「時中」、「建中」、「用中」來達到其“和”的目的和效用。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中和”是指「因中而能致和」之謂，其旨在於和諧合作，故稱“和合”。夫子更點出「用其中於民」，以示一切作為與其成敗，端視其成效是否落於全民之樂利也
[7]。
三、孫子兵經的哲學、科學、兵學論述
論理，孫子兵法既是一本“兵書”，當然以研究兵學為本務。惟中山先生言其為“戰理”、為“軍事哲學”。《孫子釋證》的作者劉文垢謂「（孫子）乃言軍事者之哲學。……戰術雖有新舊，戰理固無古今。」何謂「戰理」？依其字面及孫子兵學（即戰略學）之內涵解讀，應為「戰略思維理則」之簡稱。思維理則，西方稱思維邏輯(Logic)。中山先生譯“邏輯”為“理則”。戰略思維理則的最高境界是哲學的。而孫子的哲學就是孫子辯證哲學，如同西方的“邏輯學”。
余秋雨大師在其＜重新認識孫子文化的原始定位＞一文中說：「戰略戰策上，孫子保持了他的思想家的地位，告訴人們戰爭是怎樣發生的，戰爭是國家的大事，以安國為本位，思想家的原始出發點是可以肯定的。大家不要以為孫子是一個好戰之人，他並不好戰，他是以他的智慧，判斷再判斷，謹慎再謹慎，知道對方的一切，才能確定戰爭要不要，因為他太明白戰爭的重要性。這是他做為一個思想家，對於戰爭的定位。這種定位以後，他又用天人合一的思想研究了形和勢，是在說戰爭，其實是在說人間的一切大智慧。這種智慧一方面來自天人合一，另外一點是來自老子的哲學（負陰而抱陽的太極）」
[8]。
蔣介石先生對孫子戰爭哲學，早先提出下列三點說明：
第一是「五事」－道、天、地、將、法。亦即古代戰爭原則。
第二是「定、靜、安、慮、得」－定即治氣、靜即治心、安即治力（見軍爭）。慮即計、與謀，孫子曰：「凡為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行軍）「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九變）得即目標獲得，所有計、謀、慮以能否獲得任務目標為準。例如「非得不用」（火攻）。
第三是「危、微、精、一、中」－危者，將領知戰爭為危事，故為知危、持危而慎戰。能「存戒懼之心，方能行冒險之實。」更能「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計篇）「非危不戰」危者“正”也，即非正義戰爭不戰。
孫子對慎戰、抉擇戰與不戰，至為重視。故此處「微」字以「善」解，則人心（私心）危者愈危；道心，（聖智之心）微者愈微，（微者善也）。“惟精惟一”則有「擇善固執，才能轉危為安」之意。“允執厥中”則為“執兩用中”，方能趨於安定。亦可綜合上三句為「轉危為安」之意義
[9]。
講到這裡，我們可以確定孫子至少還有四點是與易經的哲學思想相結合的。第一是「道」（或「中道」。）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形篇「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此處不僅點出道的重要地位，而且點出其效用之宏大。第二是“天人合一”的中道、人道、仁道思想。
至於“科學”，孫子的科學，並非指現代科技而言，而是指推理判斷的理則科學，亦即是思維理則之學。也是“智”的發揮。將併在辯證哲學中論述。
最後要談談孫子的“兵學”。近代孫子研究者，受西方文化影響，甚至以克勞塞茨的“絕對戰爭”理念，用在孫子兵學上。拙著「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戰略學」
[10]，是完全以中華文化的觀點來研究孫子兵法，譬如兩岸政府都在力挺「以中華文化的孫子兵法推動和平發展」時，卻有多位軍事學者，以中（孫子）西（克氏）為基礎，大作「殲滅論」。其實孫子以「仁道」從事以戰止戰，或「非危不戰」（非正義、戰爭不戰）的仁道戰爭，絕對沒有“殲滅論”的任何論點。所以對“形篇”的「自保而全勝」，及“謀攻篇”的「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竟造成兩極化的爭論。其實孫子野戰用兵作戰的思想是「先守後攻」的，譬如虛實篇「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就是實例。再如形篇「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可勝者，守也；不可勝者攻也」。由此可知「自保而全勝」的孫子正解，應該是先守以自保（也就是「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相機轉取攻勢追求全勝）。然而霸道的“殲滅”論者卻固執的解為「保全自己，消滅敵人。」固然「自保」可照字面解為「保全自己」，但加「消滅敵人」，卻形成拼個「你死我活」的狀態。按孫子的“全勝”思想，雖非和平無戰思想，但他是要求一場不得已而用之的戰爭下來，最好是我無傷亡，敵亦僅付出最小犧牲代價，而能迅速謀和者，方能謂之全勝。這才是戰後不會留下仇恨的「較好勝利」（李德哈達語）也是可保長遠和平的勝利。是中華文化的兵經所崇敬的勝利。
再論「全國為上…」到「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一段，要再分為兩小段論述。先論「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旅、卒、伍為戰術，戰鬥層面不在此討論）在中華文化中，所謂「破國」即為「亡國」例如杜甫詩「國破山河在」。「破軍」就是潰敗之軍，或被殲滅之殘餘軍。本段問題關鍵在「全國、破國」「全軍、破軍」，究指對我而言？或對敵而言？抑或對敵、對我皆有？（按「十一家會注」，對敵、我皆有）。一般而言，若不以特定戰略觀點論述；對敵、對我都可“直解”：完全對我而言，「全國全軍」符合孫子「安國全軍」之道，國無損耗、軍無傷亡而獲勝，豈不理想！但就「破國、破軍」而言，若完全對己，不過是相對於「全國、全軍」，在文學的修辭學上，無損耗傷亡，與有損耗傷亡之類比技巧而已。惟若把「全國、全軍」、「破國、破軍」完全對敵而言，既要全其國（軍），又要破其國（軍），似乎有其矛盾存在。於是聰明的殲滅論者，乃指“全”是對我而言；“破”是對敵而言，於是借用了蔡松坡在「曾胡治兵語錄」中的名言：「全軍破敵」，來解讀孫子「全軍為上、破軍次之」以成全其徹底殲滅（消滅）敵軍以爭取全勝的論點。但對於孫子「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卻造成傷害。而且對「全國為，上，破國次之」不能解釋。
拙著「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略」
[11]中，把孫子這一段，列在「大戰略」中考慮。書中引證李德哈達(Liddell Hart)對孫子這一段的現代戰略評論。李氏認為「戰爭的目的，不是只限於追求軍事勝利，而是在獲得一個較好的和平。」「假使你只是專心集中全力去追求軍事的勝利，不考慮勝利的後果，那麼你就會過分的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實惠。這樣的和平，一定是一個不好的和平。含有另一次新戰爭的毒素」（遭受報復）。
李氏這一論點，在歷史上可以列舉若干實證，例如拿破崙在1806年對普魯士戰爭追求的勝利，所獲致不好的和平，種下了1870年的普法戰爭，使法國自食其果。1871年毛奇對法國追求的勝利，所獲致不好的和平，種下了第一次大戰，使德國自食其果。1918年協約國追求的勝利，所獲致不好的和平，種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英法自食其果。所以李氏主張在戰爭遂行中，要隨時不忘戰後的和平。而戒趕盡殺絕的戰爭指導。孫子的「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也就是要「全敵之國」，而不要「破（亡）敵之國」；要「全敵之軍」而不要「殲滅敵之軍」以爭取戰後長遠和平。
再就「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論：這是持“現實主義”“殲敵主義”的年輕軍官所不能理解的。尤其受西方克勞塞維茲戰爭論影響，認為「真正的勝利，是拼命打出來的。」認為孫子之言，不免失之迂腐。其實它與上一段（全國、全軍）是相連繫的。兩者都希望戰爭的勝利，是一個較好的勝利，從而所獲致的和平，也是一個較好的和平。都是為了戰後長遠和平著眼。其中「善之善」是「理想」的意思；非善之善者，就是「不是最理想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最理想的。但理想與現實是要儘量兼顧的，孫子「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很顯然的他是在為「以戰止戰」「非危不戰（非正義戰爭不戰）」等留下相當大的彈性空間。那就是第三順位的戰爭抉擇空間－其次伐兵。所以有「全爭於天下，兵不頓而利可全」的論點。
四、孫子兵經與易經結合之處－道
易經從「一陰一陽之謂道」；到「太極」陰陽兩儀和合而成「中道」，再到「允執厥中」的中華文化「道統」，把文化中所有經典的道，都串連起來，孫子兵經自不例外。我們看孫子“計篇”，乃屬十三篇的總綱。道、天、地、將、法五事，又是總綱的總綱。“道”列為五事之首，足見其重要。「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此處之道，應為關乎一場戰爭，而代表三方面：一是國家的安國政策；二是本戰爭經合理判斷、慎重決定、非戰不可，且有必勝之道。三是勝敗對敵我兩國的影響。這三點應從「中道」之內涵中領悟而來。易經講天道、人道、地道。但以人道在中間，乃能贊天地萬物之化育。而今社會一般人不重視人文，其實“人者仁也”這才是人（仁）本哲學的正大觀點。所以儒家的三達德「智、仁、勇」乃是以“仁”為核心。孫子武德「智、信、仁、勇、嚴」也是以“仁”為核心。孫子與易經都講求天人合一，乃指人應當效法大自然所顯示的高貴精神，將自己的道德生命與之合一。加上“中道不倚”“仁民愛物”，人與人之間，應以仁慈的心地，寬厚的相互對待，以博愛精神看待萬物，所以勸人不要帶著仇恨與偏見研究兵經或易經。
五、兵經與易經的辯證哲學
自從孫中山先生譯亞里斯多德的名著Logic（邏輯學）為「理則學」之後，使我們對中華文化中自有的辯證理則逐漸深入瞭解。
易經在中華文化中，是世界最早出現的「兩儀」哲理，－兩相對待的正反兩面因素：“陰、陽”或“乾、坤”。兩儀相對待，而非絕對對立。陰陽兩面配合才能成卦。必須達到「負陰而抱陽」的合一，方能謂之「太極」。易繫辭謂「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此處所謂之“生”，蔣緯國將軍認為不合理，應該說是“含”才對，“生”有出現先後的問題。其實陰陽兩儀合一而有太極，太極生成時即含有兩儀（陰陽），而且在太極圖中就是「負陰而抱陽」的圖象。不過從「兩儀生四象」以後，都是“生”或“變”，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以至擴大到宇宙無窮大。故太極含兩儀，乃是陰陽合一的太極，故謂“和合”，造成「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生生不息的宇宙。
由太極圖騰顯示的陰陽圖象，乃具有「陽極生陰」與「陰極生陽」。顥見陽中本有陰，陰中本有陽，因而產生陰陽相互追逐與和合之道。易經裡面的卦，都是由陰爻“ ”與陽爻“ ”（兩儀）的關係變化而來的，在易經的觀點上，認為宇宙萬有現象，不論如何複雜，歸結起來，不外於陰陽兩者錯綜的關係（註：兩卦由同一卦體互相倒轉而成者，謂之相綜）；例如
“小畜” （乾下巽上）其相綜卦為“履” （兌下乾上）；其相錯卦為“豫” （坤下震上）。所以陰陽兩儀的關係是相對的兩面，卻非絕對的對立關係。兩者是交互為用的，其關係可以互變的。依其含義言，陰性是指冷的，是靜的；陽性是指熱的，是動的。以物理學上的能力來說：熱與動的陽性，是向外擴展的推力；冷與靜的陰性，是向內凝聚的拉力。日月運行，四季冷熱循環，晝夜（熱冷動靜）不停變換、萬物才能生生不息，故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總之，易經的辯證哲學，與西方辯證哲學的最大不同處，就在凡事物均有或產生正反兩面矛盾的處理方式上。易經講求兩面的交感、回應、生剋、平衡、對待、和諧、合作；運用的目的是要「致中和」，以「融合正反矛盾以求合」。
「中和位育原理」，在易經的「不易、變易、簡易」三原則之下，是永恒不變的“不易”原理。六十四卦，甚至每卦的卦旨與爻詞並不一致，有時候卦吉爻凶，又有時是卦凶爻吉；端視理想與現實相互影響與發展狀況所形成變易、簡易結果。故有“泰極否來”以及乾卦的“亢龍有悔”狀況發生。如此則又產生“窮則變、變則通”以“通權達變”處理矛盾以求合的理則。
放下易經的辯證哲學，再談孫子的辯證哲學。孫子的辯證哲學的中心論點在“常與變”。孫子提出來的辯證項目，如彼己、遠近、險易、廣狹、死生、利害、治亂、勞佚、主客、速久、攻守、強弱、進退、眾寡、勝敗、安危、動靜、行止、迂直，趨避、分合、得失、輕重、剛柔、緩急、和戰、全破、屈伸……等等，相對待的兩面因素，它們是可以互變及相生相成的。
茲舉「常與變」及「戰爭與和平」這兩個重要項目加以說明。常與變，可以代表孫子的許多相對待的正反兩面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奇與正”。因為這兩者在內涵上或意義上，可以通解為：「凡常則為正，變則為奇」。而且不變不能成奇。常與變，固可「因常求變」，但因需要亦可「因變從常」。奇正之變，固可「以奇為正」，亦可「以正為奇」，奇生於正，正生於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此外，進退、虛實、安危、動靜、行止、趨避、迂直、輕重、緩急、剛柔、和戰等，皆可如“奇正之變”運用之。例如：以險為易、以害為利、反客為主、以攻為守、以進為退、以趨為避、以迂為直等，皆係依變則運用。若依常則運用，通常如捨險就易、趨利避害、趨吉避凶，剛柔相濟、攻守併用等，皆係一般常情。
再說「戰爭與和平」的辯證，從古今戰略理念而言，中華文化中，“略”即“謀”或計謀、策略、方略、謀略、經略等。文武百官都要用“略”，以指導其政治、經濟、軍事、心理、文化教育或外交，且都包括戰時與平時兩方面的指導作為。所以“略”既指導戰爭也指導和平。反而近代在“略”之上加戰字，竟扭曲了“略”的本義
[12]。孫子的“伐謀”之“謀”，也就代表中華文化中“略”的本義。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兵”字，如以“戰爭”解之（例如“兵者，國之大事”）那麼「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可以解為「不用武力戰，即能使敵人放棄其“戰爭主張”而認同我之和平主張。」這豈不就是謀攻篇「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的國家戰略與大戰略的「和平戰略」指導嗎？再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之戰爭與和平抉擇的三順位觀察；及「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的三個開戰限制條件來看，加上孫子的許多慎戰警語，自然形成他「戰爭與和平」辯證哲學的運用理則。
六、兵經與易經的戰略理則
拋開醫卜星相之流的讖諱災異之說，而細心研究易經之底薀，必能發現周易上下經，把兩相對待的各卦互相比鄰排列（乾、坤、離、坎、大過、頤、小過、中孚等八個重卦相錯的排在一起，其餘五十六個重卦相綜的排一起），其理象的錯綜演變，正可應用到盛衰、強弱、成敗、利鈍……的轉化。以及行止、進退、和戰、攻守、常變……的推移。由此，我們也可使國家戰略、軍事戰略、到野戰用兵戰略的發展理則，在易經中找到根源。譬如易經有“大畜”和“小畜”兩卦，其理象分別與蓄養戰力，在戰略上建立力量（例如養精蓄銳）有關。即以“大畜”為例來說吧：大畜 的下（內）卦“乾” 是乾元陽氣，象徵無窮的生命力、創造力；上（外）卦“艮” 為山，有止而不動之象。乾、艮都是陽卦，（乾三爻皆陽，是陽卦；凡兩個陰爻、一個陽爻的也是陽卦，艮卦是其中之一）。陽為大（陰為小），乾陽薀蓄（畜蓄相通）於艮山之下蓄聚戰力，而培養壯大。當然是有發展潛力的。和大畜 相綜的卦是「无妄」 ，无妄上卦乾 為天，下卦震 為雷，有雷動於天下，陽氣發舒之象，含意在發舒運用戰力之意。大畜和无妄同體而勢位相反。兩相對待而相反相成。
和大畜 相錯的卦是“萃” 。由下向上數，大畜的初一、二、三、上各爻是陽，四、五、兩爻是陰；萃卦則初一、二、三上各爻是陰，四、五兩爻是陽。這兩卦相對待，互為表裏，相輔相成。萃卦之上卦“兌” 為澤，下卦坤 為地，澤水潤濕土地，則草木衍生，有茂盛薈萃之象，戰力愈蓄愈萃，愈萃愈蓄。
同理，孫子「戰略理則」以創勢為主。所創之戰略態勢，無論為有形態勢或無形態勢，其核心論點都是「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故其戰勢之變，是以「常與變」的理則變化運用之，諸多辯證項目以常則運用時，則相輔相成；依變則運用時，則相反相成。二次大戰德法戰爭法蘭打士戰役，德軍原計畫仍用第一次大戰的「史利芬案」－一部正面牽制，主力從右翼包圍巴黎。這本是「以正合，以奇勝」的舊案，但第一次大戰用之失敗，按孫子「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的理則，必須改變；幾經辯論，不能決定，後來曼斯坦將軍提出他的「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及「以患為利」的變則方案，右翼主力包圍，改為一部佯攻牽制（以奇為正）；正面「以患為利」「以正為奇」，以大裝甲部隊克服阿登森林區地障，出敵不意地實施中央突穿，結果一舉成功，這足可說明變則為奇的野戰用兵戰略藝術。
七、結語
清代中興名將胡林翼曰：「兵學為儒學之至精」從上文所分析孫子的辯證哲學或戰略思維理則，無不是從相對待的正反兩面因素的消長變化中找出中庸之理或至當行動方案。而儒門的易經，正是用陰“ ”陽“ ”代表這相對待的兩面，來說明其消長變化的法則。惟易經號稱儒學的「群經之首」，可以說是儒學之至精。我國古代兵經可以說是正宗易理的應用，根本與怪力亂神、卜卦、算命無關。孫子兵法可以說是應用正宗易理的佼佼者。
[1] 曾士強（北京師範大學教授）2014.5.22，網上演講。
[3] 蔣緯國著《弘中道》台北黎明公司（民國77“1988”年6月第四版）頁166~165。
[5] 《中華文化概述》台灣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編印，頁2-3。
[8] 余秋雨講＜重新認識孫子文化的原始定位＞。（山東廣饒，《孫子思想與現代發展高層論壇》演講稿）見《21世紀孫子兵法應用講壇精粹》（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9月1日）第一篇。
[9] “微字以善解”及危微精一之全解，見周何先生主編五南公司出版之「國語活用辭典」較蔣介石之原文解釋合理。
[10] 李啟明著《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戰略學》台北．中華書局1996年初版。台北黎明公司2006年3月再版並於2012年發展為電子書。
[11] 李啟明著《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略》台北黎明公司1989年8月初版，1994年9月三版，頁10-11。
[12] 見蔣緯國著「戰爭與和平中戰略原則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