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儒学创始人，以其思想文化开启华夏文明新天地。孔子学说包罗宏富，博大精深，关涉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教育，以立身处世之道，成治国安邦之学。在军事成为富国强军春秋战国时代主流语言的时期，其宏富伟大的学说必然深蕴丰富的军事爱国主义思想元素，并作为其思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对儒家学说及后世军事爱国主义产生重要影响，发挥奠基及源泉性作用。因而，孔子的军事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成为孔子思想研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它毕竟是孔子整个思想学说中一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贵的是，孔子还将其这一方面的理论主张积极付诸实践，体现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宝贵思想品质。知孔子，必应正确认识他有关军事伦理问题认识的军事爱国主义思想。
一、产生的主客观基础
首先来看其客观基础。
孔子生活于中国历史上空前动荡与战乱、社会转轨变型的春秋末期。分析其军事爱国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从内部环境看，自从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所称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自“诸侯出”，此后便有诸侯兼并，大国争霸，战乱频仍。据资料统计，三百年间，大小战争800余次，年平均2－3次，且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人们更加深刻的感受到，战争事关国家生死存亡，自然引发对军事与国家伦理关系的理性思索，各国进步势力和爱国军人无不致力于富国强兵，倡导军事爱国。
从外部环境看，中原诸侯各国外有十几个部落和方国不断侵扰，对华夏民族构成严重威胁，“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有孔子所忧“被发左衽”之民族危亡之虞。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封国与王朝、封国与封国之间矛盾错综复杂、交织转换，矛盾的斗争与解决多诉诸暴力，历史转折中的刀光剑影在呼唤着爱国主义精神，以凝聚和感召全国的人力物力迎接挑战。由此，兵家文化也开始繁荣发达。这一切作为“大气候”，都为军事爱国主义思想产生形成提供了丰腴的土壤。作为时代圣贤，大思想家孔子必然忧国忧民、关注现实，势必在一颗仁慈而智慧的心灵结晶军事爱国主义思想成果。
再来看其产生的主观基础。
孔子本人深具浓厚的爱国思想感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自幼深怀爱国抱负，并为之发愤学习、立志为官，精通六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二十几岁时，做乘田（看管牛羊）和委吏（主管会计）不计职务卑微，处处“执事敬，与人忠”。从政于鲁，政绩显赫。为实现治国安邦的爱国主义夙愿，周游列国，聚众宣传，游说讲学，不知老之将至。在其政治爱国、军事爱国不能付诸现实时，他又致力于文化爱国，教育爱国，用自已的思想学说培养学生、改造社会。他第一次系统清理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
孔子一生又与军事有不解之缘。孔子的父亲是鲁国武士，军事是孔子的家传世学。孔子青年时期就有承继父业、投军报国之志，并以武士后代为荣。这可由其在十七、八岁时身着孝服参加季孙氏宴请武士大会被逐佐证。年轻孔子在刚步入社会时，军事爱国抱负就遇挫折。他因此更加努力，精通六艺。他擅习射且有名气，很多鲁国人都围观赞扬他高超的军事技艺。在鲁国从政时，他成功地运用武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尊严和安全。周游列国中，他时刻不曾忘记他所奉行的军事爱国价值准则。他积极教授弟子学习军事，他所传授“六艺”中的御、射，实际是驾车作战的本领。总之，孔子学过军事，教过军事，重视军事，在其一生中他把军事与爱国主义贯通，是一个军事爱国主义者，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军事爱国主义思想。研究孔子军事爱国主义思想较为可信的原典是具有“微言大义”特点的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及相关史料《左传》。
二、主要思想内容
（一）“足兵”的军事价值观
孔子继承并发展前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军事爱国价值思想，从其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学说出发，提出了“足兵”的军事价值观。《论语》记载子贡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孔子视“足兵”为立国“三本”之一，是在治国安邦的政治体系内审度军事价值问题得出的正确结论。治理国家离不开足够的武备，尤其是孔子所处的军争频仍的春秋时期，各诸候国无论是争霸还是图存，首先都要自强自立，拥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孔子“足兵”的军事价值观，实际是将军事纳入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中，以之为必要手段和措施，因而是建立在爱国价值基础之上，使军事在国家价值体系中获取恰当的伦理定位，并在其迫切性和必要性中洋溢孔子深厚的军事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足兵”表明孔子对军事价值问题的高度重视。
孔子从其“足兵”的军事爱国思想出发，在其政治主张和才能得到推行和施展的有效时限内，始终不忘军事爱国，践履“足兵”的军事伦理主张。在鲁定公十年的齐鲁夹谷之会中，孔子此时代相事，作为鲁国的第三号人物随主赴会，在行前提出建议：“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主张带上两司马及军队兵车做武力后盾。会盟中，齐国事先招来一批莱人冲进会场，企图以兵劫持鲁侯。在齐强鲁弱的情势下，孔子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以礼据争，大喊“士兵之”，鼓励鲁国士兵们快拿起武器冲上去，一举挫败齐国加害鲁君的图谋，保护了鲁国国君安全，维护了鲁国尊严，取得盟会重大胜利。这次胜利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孔子有足够坚强的武备和一系列周密防范措施，以武为盾，据礼力争，从深次论则是源于孔子的军事爱国决策。这是孔子一生短暂从政时间里最为辉煌的业绩，显示出孔子大智大勇的政治外交才能，也展示了孔子勇敢无畏、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军事爱国主义武德精神风貌。
正是从其“足兵”的军事爱国价值观出发，孔子在其终身实践的教育活动和教育体系中，大力倡导实施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他教诲弟子积极参与正义的军事爱国斗争。公元前486年，齐国欲发兵攻鲁，孔子为此曾感情激昂地教育号召他的弟子：“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他坚决反对弟子参加不义之战。他积极教授弟子军事技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军事爱国人才。在某次抵抗齐国侵略中，只有冉有统帅的一家打了胜仗，季康子问：“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孔门弟子多次参加这种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军事爱国战斗。
（二）“慎战”的战争伦理观
孔子主张“足兵”，绝非好战，在战争伦理问题上，却有很强的反战意识。孔子在其有生之年，不仅目睹而且同广大人民一起，饱受兵灾战乱之苦，尤其是周游列国、迹近流浪的十四年中，更是累如“丧家之犬”，时被乱兵包围。基于忧国爱民的情怀，孔子主张为了信义与道德应该“去兵”。“足兵”与“去兵”相背反的价值冲突而由以整合的价值观念就是“慎战”。当二者矛盾地存在于孔子的思想世界时，他对于暴力与战争取慎重态度，在“足”与“去”的张力中生成军事爱国主义的战争伦理观。《论语》载：子之所慎：齐，战，疾。足见孔子慎战。他更不轻易谈论“勇力”。《论语》又载：子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是以礼义为尺度设立其“慎战”军事爱国道德门槛，决策战争之是否进行的。不仅对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他积极支持鼓动，对那些不合孔子心中道德天平、有违礼义法度的叛国乱君行径，他也坚决主张攻伐。《论语•宪问》记载：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哀公态度不明，他又不厌其烦地跑到季氏那边要求出兵。臣弑其君为大逆不道，极不仁义，孔子认为兴讨不义的战争目的非常正确，因而郑重其事，沐浴入朝，请求哀公发兵，启动战争国家机器。在孔子看来，不合礼义法度的暴乱行径必会殃国害民，进行军事爱国征伐，则会利国安民，戡乱安邦，因此成为主战派。这一军事爱国思想具有时代性的“杀人安人，以战止战”的军事伦理进步意义，在后来发展形成为中华武德史沿传已久的以仁讨不仁、以义讨不义的军事伦理传统。“堕三都”就是孔子以军事实力以战止乱、平定内乱，为维护国家安定统一而进行的出色的军事爱国实践活动。
正是从其“慎战”的军事爱国伦理观出发，孔子从不越雷池一步，坚决反对“门槛”之外给国家和人民大众利益带来危害的战争和军事活动。依此，孔子所摒弃和厌恶的战争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不合礼义的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如卫灵公因父子之争执对晋国用兵，问陈于孔子，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二是谋动干戈于邦内的内乱。在季氏兴师动众侵略颛臾时，他指出：“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季氏》）三是穷兵黩武的好勇，他说：“好勇疾贫，乱也。”（《泰伯》）穷兵黩武颠倒了军事和国家间爱国主义伦理特质的价值关系，必致战乱。因为孔子以其军事爱国的价值目光审视，这些动辄为满足个人私欲和野心、不顾道德礼义而启动战争的行为，只能是生灵涂炭、靡乱其民、殃害其国，在这种意义上，战争确为不祥之器，“慎战”是合于伦理道德的。
孔子的“慎战”爱国伦理观还表现在，他向来主张从多方面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取必胜把握，方能圆其爱国旨归。孔子因“慎战”不轻易言兵，凡言兵不仅出于道义上的堂皇，而且认真、谨慎地着手战备工作，由此表现出他不凡的宏观战略思维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其一是行军作战，“好谋而成”。《述而》篇载：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因而孔子推崇的是尚智尚谋而能在战争中最大限度减少伤亡的战略伦理，“智者利仁”。（《里仁》）这说明孔子军事爱国要求主体具有重谋略的武德修养。当他力主兴兵讨齐，鲁哀公说齐强鲁弱时，他胸有成竹地进行了分析：“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左传•哀公十四年》）其二是重视军事爱国主义教育，进行良好的军事教育与训练。孔子不独在学生中开展军事爱国的教育与训练，而且较早提出“教战为先”的用兵作战原则，主张对民众进行良好的军事教育与训练才能进行战争，否则等于让百姓和士兵白白送死。《子路》篇中记载孔子言论：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基于“慎战”而提出的“教战为先”思想，体现了孔子对百姓与士卒生命价值十分负责重视的仁人之心，最大限度地把军事爱国与爱民结合起来，富有军事人道主义色彩和进步意义。
三、基本的伦理建构
对孔子的军事爱国价值观进行伦理透视，“足兵”的军事价值观旨归在爱国，“慎战”的战争伦理观旨归在爱民；又因自古以来民为邦本，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如同连理，即皆本根于仁，因此，孔子是以仁为核心和理论基石建构其军事爱国主义思想，进行军事爱国道德评判的。他的军事爱国理论与实践最终都可归结为一个“仁”字。其理论建构可以表述为：仁为根，爱为苗，礼义为干，道为绳墨；以仁义为出发点，以用世为功利目的，崇礼重道，又以军事爱国之仁实现对礼的超越，以仁礼统一之道为军事爱国之至上价值选择，再以之为伦理基础，形成以“足兵”、“慎战”为主要内涵的军事爱国主义思想体系。
孔子的军事爱国主义思想在学理上是以孔子学说为母体的。孔子学说特有的以“仁”为主、仁礼结合的仁性伦理，其理论原点是仁者爱人，如此以血缘亲爱为内涵的仁爱道德意识就为主体建立了军事爱国最深沉的心理基质，所以，军事爱国的“仁之初”，来自人们与生俱来的爱亲之心、眷念乡土的情感、本能和生命冲动的推波助澜的感性自发。孔子终其一生正是对他所生养成长的鲁国、对他所属的华夏民族，深隐刻骨铭心的关爱，并用他的全部身心践履他为自已的“道德立法”。他的军事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军事爱国与其仁性伦理的有机统一过程，这种统一又借助礼和道的形式再现，内蕴理性自觉，又充满仁爱精神，堪称“军事仁学”。从对国家民族共同体认同与关怀的仁爱精神出发，孔子将人生理性原则确立在个体对群体具有理性自觉的认同与奉献，这就奠立了军事爱国主体的人生价值基础。孔子本人就是以其理性自觉积极入世，一生栖遑，周游列国，推行包含军事爱国在内的政治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爱国精神可谓执著。孔子军事爱国的思维逻辑正是以仁为基石，终生由忧患而立命、正命，操心也危，虑患也深，既主足兵，又讲慎战，既忧小鲁，更虑华夏，这就使得孔子的军事爱国主义思想有一种博大深沉、崇高执著的用世情怀和伟岸胸襟。孔子讲爱亲，也强调个体对氏族与整个华夏族利益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泛爱众”。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在孔子军事爱国主义价值视野内，以爱亲为根基的仁获得更高层次的道德规定，上升为对华夏民族的热爱。孔子提出的著名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标示了孔子军事爱国主义的高远立意与境界。
就孔子军事爱国主义所指称的社会内涵而言，则是以仁为基础、仁礼结合的社会伦理模式。他把在鲁国复兴周礼，重建西周的“小康”社会作为一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主张“从周”，崇“周礼”，行“礼制”。这似有复古之嫌，然而，要在“从周”的前提下，建设一个经济发展、人民安定的“小康”社会，无疑具有进步意义，这就赋予军事爱国主义价值追求目标历史进步性。孔子之崇礼本身亦包含了根于仁的爱国思想。周礼在其初始阶段是周族在承殷礼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本民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总称，后发展为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特征的表现形式，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团结凝聚的精神纽带作用。在军争频繁的乱世，为国家谋求立足生存发展之地，讲周礼改变混乱政局，团结民众，重建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服务于军事爱国和政治爱国，迎接复杂的挑战，这是孔子讲礼主旨所在，也是孔子所推崇倡导之礼战的合理政治基础和军事伦理基础。
孔子崇礼，总是不忘显示其军事爱国主义内在规约。在评述礼之发展时，他说，“殷周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夏商周之政权兴替、制度改新无不借助于军事手段，否则难以实现这种礼的发展进步，而“礼之损益”是基于爱国爱民、致天下一统、兴隆盛世的军事爱国之举，这从侧面体现出孔子礼之变化从于仁之规约的军事爱国主义道德评价思想。孔子总是希望一匡天下，诸夏团结于同一“礼”下，从而民受其赐，保民爱民，其旨归显然在仁。难怪他在评判管仲的军事爱国成就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因而孔子由仁及礼、以礼从仁、仁礼契合，由情理至伦理，复归于仁对礼的价值超越。这为解决调解各式各样军事爱国价值冲突，尤其是孔子所推崇的礼与由仁出发的军事爱国行为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价值选择方针。孔子以军事爱国主义为尺度进行价值选择与整合的必然结果，是弃礼归仁或变礼归仁，此“仁”当为军事爱国之仁。《左传 哀公十一年》记载一次齐攻鲁，鲁小僮汪錡乘车参战，“皆死，皆殡”，即按成人葬礼安葬小僮。此事明显破格违礼，孔子却置于军事爱国主义价值体系内高度评价，使之获得对周礼的超拔：“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伤也。”能够为国捐躯是孔子心中最大的仁德，为国家民族的军事奉献之仁，已超越他鼓吹的克已复礼之仁，并在后世发展形成为影响深远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中华民族军事爱国主义精神。
仁与礼进行价值整合统一的结晶是“道”，孔子所追求的“理想国”是“有道之世”，由军事伦理的政治道德属性约定，孔子军事爱国主义思想的最高价值原则是“道”，以道御礼，由道体仁。孔子依此对他所处的时代做出了军事爱国主义评价：“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这表明，孔子渴望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威力量，进行军事征伐达到国家一统、社会安定、盛世安民，其军事爱国操作的总枢纽和制高点是“道”。孔子关于“有道”和“无道”的理论在当时及以后二千年封建社会中成为历代统治者自我认识、批判调节的理论依据，而因其内蕴军事爱国精义，并在军事实践领域发挥出重大道德调节器作用，遂在后世发展成许多爱国军人所信奉的“道统”，当然“道”是一个历史发展变化着的概念，这一军事伦理传统的基本规定却为孔子所创设，即仁与礼的统一，唯其如此，道在孔子思想学说中始终具有至上价值地位，并与其爱国主义价值观取齐。如下述政治伦理思想：“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述而》）这就使得孔子的军事爱国主义思想表现为对道义的服从与道义至上论的特征。无论在鲁从政，抑或是周游列国，他总是把军事爱国之道看得高于君主、权力、地位，或主战，或反战，道义高于权令，从道不从君。他的“慎战”观就表现了这一点，恐怕这也是他一生不得志，累如丧家之犬的原因。孔子所坚守之“道”，剥去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君权的阶级性外壳，其实质更内涵了深层次爱国主义用世情怀，也为其军事爱国主义树立了坚实的支柱，充溢着孔子对国家民族至为深沉博大的挚爱，也奠立了后世道统高于君统、社稷重于君王的军事爱国主义优良精神传统。因诸侯封国内也存在世系之争，如齐国田氏取代姜氏。孔子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兴亡国而继绝世，说明孔子主张以武力手段拯救将要灭亡的国家，延续将要断绝的王侯世系后嗣。这又体现了他将国家与百姓的利益超越于某一特定政权之上高尚爱国主义思想境界。
孔子以仁为基础和核心，仁礼统一，道义至上，足兵、慎战并重的军事爱国主义思想，继承并变革了西周以来以敬德保民和天命为核心的军事爱国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首先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军事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心理素质，足兵慎战的思想、取义成仁的精神早已成为千古流芳的民族之魂；其次为后世儒家对军事的伦理整合奠立了理论基础，给后世爱国军人以极大精神模塑。需要指出的是，其仁义化育天下、道德立国的主张对后世保守非战的和平主义心态产生消极因素影响，对历代军事爱国主义思想式微现象有不可解脱的负面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