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了本《中国风水史》，系统地学习了一下风水方面的知识，同时有了意外的发现：孙子兵法中竟然包含了风水方面的思想，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闻所未闻。连我对于自己的这个发现都觉得惊奇。我们都知道，孙子兵法中是包含了兵阴阳的思想的，这已经被有关同行所论述。
我们都知道，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中，有篇《地刑（二）》，是传世本孙子兵法所没有的，其中有句话：“……故三军出陈，不问朝夕，右负丘陵，左前水泽，顺者……”这句话也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出现过：在韩信攻赵的井陉之战获胜后，众将都觉得很惊奇，问韩信：“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韩信回答：“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这不仅是灵活运用兵法的案例，也是说明在古代《孙子兵法》有“右倍山陵，前左水泽”这句话的依据。只是用语上略有出入。“丘陵”与“山陵”，“左前”与“前左”。司马迁写《史记》时可能手边没有孙子兵法进行校正。不过意思是一样的。古代所说的“兵法”，一般就是指孙子兵法，可见当时读的孙子兵法中是有这篇文章的，其出处就是孙子兵法。只是后来失传了，再后来才意外地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这句“右负丘陵，左前水泽”就典型地体现了孙子兵法中的风水思想。下面先介绍一下风水是怎么回事？
风水是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夏商周时代就兴起的一门相宅择地的学问。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郭璞在《葬经》中给风水下的定义是：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这“生气”不是空气，而是一种抽象而强大的力量。古人认为万物皆生于“气”，“气”在土中化生运行，但它只有处于静止的状态才是理想的状态，即“气止”。这门学问一直延续到现代，仍然大行其道。古代人们要寻找建筑住址，就要考察地形，选择一个吉地，要求背靠高山可以遮挡寒风，前边宽敞向阳，阳光充足，干燥温暖，不生疾病。前边还要有水源，便于生活、耕种、渔猎等活动的取水。后来发展到不管是活人住的地方，还是死人埋葬的地方，都要看风水。其观点认为：一个好地方要能够聚生气，风能够流动，还要藏住气，还要得水。有水才能界住生气，使生气不泄露。这是人类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所以认为后边要有山，两边要有丘陵，前左边要有河流或者水泽，这样才能藏风得水。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了“四灵”理论，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孙子在《地形（二）》中所说的“右负丘陵，左前水泽”恰好就符合风水理论。右侧后有丘陵作为屏障，恰好可以挡住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可以藏住生气，左前边有水泽，得到了水，界住了“生气”。郭璞在其《葬经》中说过：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前边开阔向阳，温暖干燥。一定要有水泽，得水为上。吉地右边的丘陵主静属阴，地势高，是阳中之阴；左边的水主动属阳，地势低，是阴中之阳，正是老子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格局。这种地形就是风水家们所推崇的“风水宝地”的典型。风水兴起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环境友好相处，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并不是鬼神之道。后来才走向极端，发展成了迷信活动。这在李零先生的《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也提到过孙子所说这地形是个“负阴抱阳”的格局，但是他没有提到风水问题，他可能认为是迷信活动，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知识。
在孙子十三篇中，孙子也多处表现了其风水思想。如在《行军篇》中，孙子论述驻军原则时说过：“平陆处易，而右倍高，前死后生，此处陆之军也。”“陵丘堤防处其阳，而右倍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这都是风水宝地的格局。只是没有提到水的问题。地形（二）一开始就说：地形东方为左，西方为右。这是根据站在这个地形上面朝南方来确定的方位。如果根据“四灵”的理论，西方为白虎方位。白虎是传说中的凶神，主管战争，刑杀，暴力，用兵等，在这种地形上作战，依托凶神，可以使士兵有凶神的保佑，才有杀气，所向披靡。当然这可能有些演绎了，“四灵”理论据《中国风水史》记载似乎是魏晋时兴起的，孙子时代可能不存在。但是《吴子兵法》中也提到了“四灵”理论。说明“四灵”理论的出现没有那么晚。记得河南濮阳出土过一个古墓，墓主就是躺在“左青龙，右白虎”之间，那“青龙、白虎”是用蚌壳堆成的。据考证那座墓4000-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说明“左青龙右白虎”的理论很早就存在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应该相当流行，当时孙、吴兵法是相提并论的。吴子兵法中有四灵理论，就不能排除孙子兵法中没有四灵理论。所以可以推测孙武强调驻军列阵都要右倍高，就是要依托白虎凶神，借助其神威来威慑敌人的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同时我们从银雀山汉简中《黄帝伐赤帝》可以看到，黄帝战胜四帝是靠“右阴，顺术，倍冲，大灭有之”来战胜四帝的。这句话他说了6次，可见他对此战术的重视程度。李零在《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对此的解释是：“右阴”就是“右倍高”，指依托西北，面向东南；“顺术”就是顺着黄帝的方向，就是由内向外的方向，或者是顺着斗勺的方向，就是北斗星的方向。“倍冲”就是逆着四帝的面向，就是由外向内的方向。黄帝战胜四帝就是靠了这套战术。可见孙子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也可以看出，那时候对于黄帝战胜四帝的原因认为就是靠阳阳风水之道。退一步说，孙子是认为军队应该驻扎在风水宝地上，并且作战布阵也要部署在风水宝地上，这样才能无往而不利。从表面上来看，在高地上驻扎军队可以向阳干燥，避免生病，依托丘陵作为屏障，不担心敌人从右侧后进行偷袭。“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有水源取水方便，也方便部队士兵的生活。从作战上看是占据高地，形成居高临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优势，便于发挥弓箭的威力，发挥士兵的冲击力，形成“势”。有利于打击敌人。但是从深层次上看孙子是吸收了当时兴起的风水思想，另有深意，认为在风水宝地上，可以得到神的庇佑，从而打败敌人。不同知识广度的人都能够发现孙子兵法不同的意涵，这正是孙子的高明之处。
同样，从孙膑兵法中的《雄牝城》与《地葆》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出作者的风水思想，对于土壤的差别，植被的情况，城池的周围环境的不同特点进行论述，认为这些都会对战争的结局产生作用。《地葆》包含了五行相生相克思想。《雄牝城》是风水形势理论的体现，都是是风水思想的表现。这两篇文章也很可能是出于孙武的手笔，归入孙膑兵法似为不妥。
在古代对地形理解最深刻的就是风水家，他们对各种地形的分析研究最为用功，因为他们是靠这个手艺来吃饭的。其次才是军事家，用兵作战必备技能。孙子兵法有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我估计孙子在吴国与伍子胥为同僚，受到伍子胥这个风水家的影响。伍子胥在主持建造苏州阖闾城就表现了风水思想，孙子应该对此也发生了兴趣，因而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创作孙子兵法时不知不觉的表现了出来，将风水学思想融入了孙子兵法之中。形与势原来就是风水术语，郭璞在《葬经》中说“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孙子兵法中也有《形篇》和《势篇》就是例子。当然，郭璞是晋朝时期人，比孙子要晚，但是《葬经》究竟是不是郭璞所做还是有争议的，后人考证是托名于他的作品。《葬经》约成书于宋代，是对古代风水思想的总结，并不是宋代才具有的风水思想，是风水学问的奠基之作，集大成者。不是孙子借用风水术语，来构建了自己的兵法理论体系。就是风水学借用孙子兵法术语来构建风水学体系。二者是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风水主要分形势门派和理气门派。孙子论述的地形毋庸置疑就是形势门派的，“右负丘陵，左前水泽”的说法从表面上看应该属于形势派的，从表现出来的“负阴抱阳”的内涵来看是理气派的，是二者兼有的。孙子两个门派都有研究，都有涉及。可以说孙子不仅是战略战术思想兼具的军事家，也是形势派、理气派学问二者兼具的技术全面的风水家。我们不能因为孙子兵法中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原始辩证法就说孙子是纯粹的辨证唯物主义者，应该把孙子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看待他，历史地看待孙子。在他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认为风水就是科学。这样才是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问的态度。可以说，研究孙子兵法，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由于孙子兵法一直是被看作军事理论著作来研究的，就没有被风水研究者所重视，没有被其研究，所以其风水思想一直没有被发掘出来。如果能够被重视，那孙子兵法完全可以被当作风水书籍来研究，孙子也会成为风水家们顶礼膜拜的祖师。我们可以想象孙子应该是这样的形象：左手拿一个大罗盘，右手拿一把宝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个通天彻地的神仙。
由此可以看出，孙武在春秋时代，对诸子思想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和借鉴，并且将其融入了孙子兵法之中，使得孙子兵法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包罗万象。要研究孙子兵法，就需要博采众长，广收博纳，放在更广阔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探讨，从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多层面去探索，才能有所发现。不这样就难以洞悉其奥妙。可以说：研究孙子兵法需要各行各业的综合学科来共同努力，而不能仅从军事方面来研究它。这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才能不会辜负孙武创作孙子兵法的良苦用心，能够透过现象看清它的本质。
笔者对于风水学问没有很深厚的研究，只是有些粗浅的认识，所论未必准确无误，只是一己之见，目的是想抛砖引玉，希望得到风水方面的专家的批评指正，以便更快的推进孙子兵法研究的进程。
参考书目：
《中国风水史》傅洪光
银雀山汉简本《孙子兵法》
《史记》司马迁
《兵以诈立——我读孙子 》李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