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
春秋与战国军事谋略与战争方式的分水之岭
公元前515年，也就是周敬王五年、齐景公三十三年之际，一位三十岁的年轻人从东方齐国风尘仆仆来到了南方吴国，隐居于穹窿山麓的一处茅舍里，挑灯论剑、分麾下炙，呕心沥血的著成了兵法十三篇。至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孙子兵法》横空出世。
《孙子兵法》的问世，为中国古代战争增添了新的能量，一举改变了战争的规则，带来了军事领域一场划时代的革命，进而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春秋与战国分野。也就是说，当时的春秋之所以能够演变为战国，从诸侯之间的争霸到兼并统一的战争，主要是战争的性质乃至整个军事谋略的运用，发生了划时代转变而带来的结果。
春秋时期的战事，主要是由驾驭战车的贵族所支配，根据车战为主的传统规则进行交战。在当时，周王室尽管已经衰微，但所有的诸侯国都还有所忌惮，因此无不打着遵从周王室的旗号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以来，尽管诸侯国之间的侵吞兼并战争时常发生，但大都寻找一个借口，想方设法打上道义的标签。也就是说，谁打着遵从周王室的旗号，谁就抢占了道义上的制高点。
齐国的鼎盛就很有代表性，如史书上称之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九合诸侯，都是在周王室批准下进行的；一匡天下，则是匡的周王室天下。处在这样的时代格局中，对于参与战争的双方诸侯国来说，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实际上的所得。因此，威信和面子便被张扬和放大，成为那一时期诸侯之间争霸战争的主要特征。
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和规则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另一番波澜壮阔的景象。这时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往往是由职业将领们谋划、领导和支配的，他们得到诸侯国君主们的重用信任，心甘情愿的为雇佣他们的任何国家拼死作战。在这以前，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对方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则是以争夺领土和资源、兼并对方的国家为主要目的了。
这种现象的出现，应当首推《孙子兵法》于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孙武在综合研究旧兵法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创新的智慧成果，也是军事理念上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推陈出新。也可以说，是《孙子兵法》的横空出世，引领和推动了从春秋到战国军事领域和军事理论的划时代转变，并且对后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再者，春秋时期特有的社会现状和文化氛围，催生和孕育了《孙子兵法》。因为到了孙武所处的年代，中国古代社会又一次运行到了发生重大变化的临界之点。此时已是春秋末期，周王室几乎发挥出了自己所有的能量，必然要无可奈何的退出历史舞台。随之，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正在孕育成长，脱颖而出，这就是随之形成的七大诸侯国格局，以崭新的面貌拉开战国序幕。
时代的转变，自然促成了军事思想和战争形式的转变。《孙子兵法》的出现，正是这种时代变化千呼万唤的结果。这就充分说明当年的《孙子兵法》完全是应运而生，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转化的重要产物。一经问世，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通过实践展示出无与伦比的正确性。因此，历史上的《孙子兵法》被称为镇国之宝，在中国历史上被奉为兵家经典。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的评价十分中肯“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充分说明了《孙子兵法》蕴藏的大思维、大视野、大战略、大智慧。
在其后的二千多年里，关于《孙子兵法》的学习和研究一直长盛不衰。尤其到了现代，《孙子兵法》早已超出了军事之范畴，被视为揭示各行各业竞争规律的顶尖之作，为引导人们走出现代竞争迷宫的理性之光。里面通过以智克力、以柔克刚、不战而胜等一系列深刻的战略理论，揭示出以德服人、天人合一等深刻的哲学理念。
然而，要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孙子兵法》，就应该沿着历史的长河向上追溯，一直到达它的源头地带，也就是孕育和产生《孙子兵法》的春秋战国，看看当年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园林，是何等的植被茂盛，郁郁葱葱。看看那一时期的诸子百家与百家争鸣，究竟与《孙子兵法》有着哪些深层的联系和相应的关系。
诸子百家——
春秋孕育战国争鸣及《孙子兵法》所处之地位
中国历史上所称的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当时称得上家的应有189人，著有4324篇作品。后来的《四库全书》等，则认为实有上千家，真可谓阵容恢弘，蔚为大观。
然而，历史上的诸子百家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春秋时期，可谓诸子百家的生长期，人员众，数量广，学说多，孕育成长是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进入战国以后，就进入了诸子百家的整合期，这时的学术争鸣便成为诸子百家的主旋律。尤其战国后期的百家争鸣，堪称百舸争流，大浪淘沙，许多学派被大势所淘汰，能够流传至今、影响较大的不过十余家而已，也就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兵家、杂家、农家、纵横家等。
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发祥期，而这一时期孕育产生的思想文化，一举奠定了其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之基础。这就充分显示出了当时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是何等的剧烈。在剧烈的社会大变革中，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家族和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以及这些阶层的代表人物，把社会变革产生的不同主张与观点，进而上升到了理论范畴，这便是诸子百家应运而生的主要脉络。
《汉书·艺文志》中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意思就是告诉人们，当时的周王室已经衰微，诸侯争霸愈演愈烈，一批著名学者们怀揣着自己的见解到处周游，其目的就是为诸侯们出谋划策。这些著名的、到处游说的学者，就被后世称之为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中，前面的诸子是这一时期的新颖名词，也是先秦时期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于进入春秋以后才出现的私学范畴。后面的百家则表明当时的思想家很多，里面的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等。这样的阵势和格局，简直就是精英荟萃，群星璀璨，在中国古代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军事史、哲学史上均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有了诸子百家，又有了后来的百家争鸣，大浪淘沙，于是就有了学术界对诸子百家派别的归类。学者司马谈认为有六家，分别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就相对宽泛一些，将诸子归类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其中里面的小说与后来的小说相差甚远，故很少再有人提及当时的小说家，因而后来人们称之“九流十家”。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诸子六家”和“九流十家”的早期说法，里面都没有提到孙武和他创作的《孙子兵法》。只是后来的学者们，认为这样的评述有失公允，又加上了兵家和医家，这样一来，原来的十家，就变成为十二家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的呢？如果仔细的分析一下就十分了然了。
当年春秋时出现的诸子百家，在经过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后，便有九流十家最终流传下来。可以说，这九流十家的出现，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大浪淘沙的结果。有意思的是，那时的《孙子兵法》，并没有、或是很有限的参入到百家争鸣之中。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眼里，《孙子兵法》在军事谋略方面的论述，实在是太经典、太高明了，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尽管其他的各家在争鸣中相互攻击，大加褒贬，以致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吊足了人们的胃口，但从没有人对《孙子兵法》里面的内容加以批评和否定。
可以这样说，在战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帝王、所有的学者和所有的将帅及大臣们，都是孙武的学生，都是需要熟读孙子兵法的。只有这样，才能在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中有的放矢，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因为战争的胜负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关系到国家命运，生死存亡。正如《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申述的那样：“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也可以说，当年诸侯国的帝王、将帅和大臣们，可以不读儒家的书籍，也可以不读其他诸子百家的作品，但却绝不能不读《孙子兵法》。因为在他们眼里，用《孙子兵法》加以指导，就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比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更加来的重要和实际。
这就形成了一个特例，孙武尽管立于诸子百家之列，但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又基本上游离于外，也就是百家争鸣中很少有涉及到孙武和《孙子兵法》内容。这样一来，就给不少古人造成了一种错觉，在论及百家争鸣的时候容易忽略《孙子兵法》。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受欢迎的程度，绝不是其他各家能够比拟的。
纵观当时的诸子百家，大体上可以分为文、武、其他三大类别。其中属于文类的包括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等；侧重于武类的主要为兵家、阴阳家、纵横家等；而诸子百家中的武类之首，也就是兵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领衔著作，便是孙武和他的《孙子兵法》。
综合比较——
诸子百家的地域优势及当年的相互关系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全国处在严重分裂的局面之下，相互征战，各自为政，这就导致了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在建立之初时，大都带有一定的地域性。也就是说，几乎诸子百家中的每一个学派，都是从某一个地方产生、发展和兴盛起来的。
如当时邹鲁一带，也就是现今山东曲阜等地，是儒家和墨家的发祥之地。深入探讨就会发现，从西周封建开始，这里一直都是思想经学的策源之地，具有非常深厚的经学文化氛围。春秋战国时的三晋地区，也就是现今山西省翼城一带地方，应该是孕育法家的温床，历史上几位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大多是在这里成长起来并创立学说走进历史的。南方的婉约靓丽风光，淡烟疏水，似乎多了几分仙风仙气，因此这里便成为道家的摇蓝；而燕齐一带，尤其是山东东部，由于当年姜太公的辛勤的耕耘，到春秋战国时，已成为兵家和阴阳家的策源之地。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诸子百家，因此带有了一定的地域性。
诸子百家的名词，最先出现在秦汉史书之中，堪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文化、军事等所有学派的总称。这些学派当年形成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基本的宗旨，主要是为诸侯国的国君们提供政治思维和战争方略。如儒家主张加强教化，以德化民；道家主张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以王为本，信赏必罚；墨家主张抑强扶弱，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名符论证，去尊偃兵；兵家主张富国强兵，百战不贻……
历史上，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都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恕道一直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孟子亦属于儒家学派，他的许多论述，均显示着古代朴素民主思想的理性之光；道家的辩证之法，直到今天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墨家的兼爱观点和科学创新，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兵家的军事思想更是难能可贵，成为各诸侯国的镇国之宝，即使今天的人们都在学习应用，发扬光大。这些派别的出现，激烈的争鸣，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领域的逻辑辩证。
经过一番比较还会发现，在诸子百家之中，最受诸侯国君主们欢迎的应是兵家和法家，也就是《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和法家的变法图强。特别是《孙子兵法》，只要认真的学习、深刻的领会，用于实际指导战争，就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当年孙武将自己创作的《孙子兵法》献给吴王的时候，立刻就被视为国宝，拜其为上将军，全权指挥吴国的军队。
反观诸子百家里的一批著名人物，其遭遇就不是这样了。如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当年的周游列国，就很是说明问题。春秋之际，孔子离开鲁国，带着一批学生周游列国，其目的无非就是希望得到某个诸侯国国君的重用，以便推行儒家的政治主张。然而，他先后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等，竟然没有一位国君能够接受和重用他。
不但如此，他还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有一回，孔子行进在陈、蔡一带时，楚昭王打发人来请他。具有权势的陈、蔡大夫们怕孔子到了楚国对自己不利，便发兵将其截住。致使孔子断粮被困，几天都没吃上一顿饭。后来，楚国派来了部队，才为其解围。那么，孔子侥幸到了楚国又怎么样呢？依然是没有下文。就这样，孔子在列国之间奔波了七八年，碰了许多钉子，这才又无可奈何的回到鲁国，从此把精力放到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和教育学生上面。
以此伸展开去，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墨子、孟子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使聪明绝伦、满腹学问的老子，也只是做了个周王室图书馆长之类的职务。这和孙武的机遇相比，有什么可比性呢？可以说当年的孙武，不论到哪一个诸侯国去，只要带着他的《孙子兵法》，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视为膀臂，委以重任。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明确，当时的春秋时期，大的诸侯国几乎都忙于争霸的战争。而小的诸侯国呢？大多面临着被并吞的危险，说明整个社会格局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因此，孔子宣传的一套恢复周朝初年礼乐制度的主张，当然没有人接受。即使像墨子、孟子等人的主张，在诸侯国君主们看来，也是中听而不中用。对比之下，那里比得上《孙子兵法》学以致用立竿见影。所以，当时君主们看重《孙子兵法》的主要原因，便是里面博大精深的战略思想。
当今社会，人们经常听到战略思想一词，这已经不但涉及到军事与战争，而且涉及到了各行各业。而战略思想一词，则源于春秋战国期间的诸子百家。最早是谈指导战争的基本观点，包括对战争的准备、实施以及武装力量建设和运用等一整套理论观点。
然而直到今天，有些外国人甚至也包括一些中国人，居然认为战略思想一词产生于外国而不是中国。在他们看来，只是到了近代以后，战略和思想的词汇才由外国引入中国，实际上非常错误。在中国古代，战略一词历史久远，战是指的战争，略是指的谋略。唐诗中便有“当时无战略，此地即边戍”之名句。而思想就更是国产名词了，汉代便有“庙之言貌也，思想仪貌而事之”的论述。因此，史书中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便是一部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在战略思想方面加以全局筹划的著作。
这就充分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战略思想。而孙武创作的《孙子兵法》，便是对军事的对抗、力量的消长、胜败的转换等，加以了高度的抽象和科学的概括，无论从哪个层面，都达到了哲学的高度，具有十分明显的辩证和宏观思维之特征。可以说，《孙子兵法》便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战略思想和军事理论的顶尖之作。后来的《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等军事著作，尽管在涉及的层面上有所宽泛，但其理论精华和揭示的深刻都没有超越《孙子兵法》。
这就是说，世界上真正的战略思想源自于中国，源自于万马逐鹿的春秋战国，源自于满腹经纶的诸子百家，源自于孙武和他的《孙子兵法》。认识到这一层，就能够充分感受到中国战略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孙子兵法》与诸子百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孔子与孙子——
军事理论的异同及在春秋战国时产生的影响
历史上的诸子百家，在经过战国的争鸣重组以后，又经历了秦朝的腥风血雨。到了汉朝时，诸子百家中最大的一家、也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因为继承了三代中原文化之正统，得以脱颖而出取得独尊地位。所以，博大精深、积淀丰厚儒家学说，在其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占据了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核心地位。
继续深入细致的加以研究又会发现：后来人们接触到的儒家，并非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而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所以，孔府里面的孔庙就被称之为大成殿。可以说，儒家堪称华夏民族固有价值系统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内容早已渗透到了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从古到今，都极大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等，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儒家文化之影响。
孙武和《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文化也是如此。当初孙武在创作《孙子兵法》的时候，就充分吸纳了当时出现的各家之长，其中就包括儒家文化中关于军事方面的部分。在一般情况下，许多人都认为孔子是位温文尔雅的学者，这才缔造了千古流芳的儒家文化。其实，真正的孔子不但在思想文化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同时在军事战略方面同样堪称一代大家。
孔子和孙武的出身都是士，属于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原来是指氏族部落的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后来才演变为对有贵族身份的知识分子之泛称。《史记・孔子世家》里面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考古认为，先秦1尺约合现今0.66尺，以此推算孔子的身高当在两米以上。再加上士可以配剑，而孔子又以佩剑为荣，表明他不但是位满腹经纶的学者，而且是位身材魁梧、膂力过人、威风凛凛的武士。
在周代，凡是贵族子弟，都要接受六艺教育。而那时的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在青少年时代，就在六艺方面很有成就。《礼记・射义》里面这样记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也就是人们争相观看，可见其射艺之精到。在御方面更是非同小可。还有《论语・子罕》里的一条记载就很说明问题：有次孔子听别人议论自己，虽然博学但缺少成名之强项。于是，孔子选择了执御，也就是以驾驭战车，来展示自己的高超技艺，并令人大开眼界。
后来的不少学者将执御混同于赶马车，认为孔子执御是选择低贱职业，表现了圣人的谦逊。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春秋时期的战争以车战为主，需要在崎岖的道路和复杂的地域奔驰战斗，御者技艺的高低，直接关乎到将士的生死和战争的胜负，需要具有非常高超的技艺。从《庄子・达生》里面的一条记载就很说明问题：“桓公田于泽，管仲御。”也就是说，当年齐桓公外出田猎的时候，宰相管仲为之执御，由此可知御者地位并不低。
孔子对军事战略也颇为精通，提出了“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认为不重视军旅之学是不行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充分说明当年孔子教授的就是六艺，而且有七十二位高徒精于六艺。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吴起，就是孔子弟子曾子、子夏的学生，可谓是孔门中的再传弟子。
孔子一再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其实就是强调军事知识与礼乐文化的融会贯通。在军事行动上，他倡导审慎，反对鲁莽，更发对打无准备之仗与欺负小弱的不义战争。例如他在说到个人的勇猛举动时认为：“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所谓临事而惧，就是强调面对战事必须谨慎，好谋而成则是通过谋略取得胜利。这种不轻易言战，要为正义而战，并且战必胜、攻必克的战略思想，是有相当深度的。
孔子讲过“我战则克”，当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历史上发生的“夹谷之会”和“堕三都”，都是由孔子来指挥调度的。夹谷之会是指当年齐、鲁之君在夹谷会盟时，负责主持的孔子事先做了军事准备。当对方士兵手持兵器鼓噪而至时，他十分镇定，一面下令还击，一面严词谴责对方非礼，从而挫败了齐国君臣劫持鲁君的图谋。堕三都则是孔子指挥军队平定了公山不狃、叔孙辄等的叛乱。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孔子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
那么，既然孔子文武兼备，也具有很高的军事才能，而后世的人们为什么很少提及这些呢？难道是因为他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重大贡献，掩盖了其军事方面的才能么？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因为人们在塑造一个伟大人物时，总是希望他在多个方面都有超出于常人的才能，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高大全的观念。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当年孔子的军事才能，被后来出现的孙武和他创作的《孙子兵法》大大的超过了。如果说当年孔子的军事理论是分散的、零星的，是融入在一些经典著作之中的话。《孙子兵法》则是一个非常全面、十分完整的独立体系，是以哲理的层面观察和阐述战争现象，极为深刻的探讨和揭示战争的普遍规律，从而有的放矢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具体方法。
就它的十三篇来说，仅用了五千多字，就表达得十分精确，内容丰富全面，逻辑严谨贯通，可谓多一篇、少一篇都难以成立。如第一篇为《计篇》，就是战争之前的谋划，所以放在了前面。第二篇为《作战篇》，就是要准备作战，选择时机，按照谋划好的发起攻击。后面紧接着的为《行篇》、《势篇》、《虚实篇》、《军政篇》、《九变篇》，基本上为具体的作战要领，以及地形、行军、火攻等一系列具体的战术问题。最后一篇显得十分重要，主要阐述了用间，就是了解掌握情报，做到知己知彼。这样，恰好又与前面的第一篇衔接对应起来，形成了一种逻辑上的循环，并且在逻辑循环中发展和升华。
所以，《孙子兵法》堪称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战略思想的大手笔、大智慧。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军事谋略领域思维进入到了一个空前崭新领域，即使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突破它的高度。这就充分证明，当年《孙子兵法》的出现，犹如军事谋略领域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使得其他诸子百家军事谋略论、同样也包括孔子的军事论在内，都有些相形见拙，从而让位于这部无与伦比的兵家圣典。
墨子与孙子——
兼爱非攻的被动防守与孙子兵学的主动有为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诸侯与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既是那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又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此社会状况下出现的诸子百家，不论其思想观点、著作理论上有着如何之区别，但都与军事谋略和战争艺术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诸子百家的大家之中，墨子的名气非常之大，在以他为代表的墨家思想中，关于军事方面论述占据了十分重要的篇章。这些军事理论不但对当时具有非常实际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之影响。在阅读墨子的著作时，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他对当时发生的各种非正义战争深恶痛绝，并且在此基础上竭力宣扬兼爱与非攻的观点。可以说，墨子军事理论中的重要部分，都是围绕着非攻这一核心观点展开的。
因此，墨子特别注重的，是以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来遏制战争，属于在兼爱、非攻理论指导下的防御性军事思想。然而，以战止战的方式，只能够在小范围内发挥作用，也可以暂缓战争的进程，但是不可能真正地制止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不可能带来所谓的兼爱，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共处。
墨子的军事思想指向十分明确，就是以义字作为兼爱的旗帜，幻想以诸侯国作为单元，主张中小诸侯国们团结起来互帮互助，共同遏制大国的吞并野心，从而达到维持诸侯国现状的目的。为此，他著书立说，而且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呼号于交战国之间，可谓为了遏制兼并战争身体力行费尽了心思。
墨子的军事思想精华，集中表现在《墨子》一书《备城门》以下的十一篇中，主要是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军事理论体系，也堪称诸侯弱者们的自卫学说。他在里面这样说到：“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也就是说，如果粮仓中没有足够的粮食，就不能应付战争和饥荒；如果没有充足的武器装备，即使正义的也战胜不了非正义的；若是城池修筑的不完备，拿什么来进行防守呢？还有谋略，如果不周密设计的话就不能应对突发之变故。
既然如此，“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说了这些以后，他还觉得不够，又着重强调道：“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虽善，则犹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由此可以看出，当年的墨子是完全是站在弱小诸侯国的立场上，先其而忧，谆谆教导，真是兼爱到家了。
还有一层，墨子对于战争中城池防御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和方法，而这些方法几乎都属于具体的战略战术应用范畴。如他的弟子禽滑厘就向其请教：“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敢问守此十二者奈何？”对此，墨子十分认真地逐个答复，以自己设计的对应之法加以破解。同时，他还从守城的必备条件、城池的建制设计、战术的实际应用，以及到各种战具的规格尺寸，制作方法，还有需要的人员配备等，几乎都作了详细的说明。
所有这些，充分展示了墨子不但是一位思想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科学家、实干家。归结墨子的军事思想，主要是立足于防守，主要目的是保卫诸侯国中的弱者、遏制带有吞并野心的强者，堪称那一时期的城池防卫战术集大成，其中还包含着大量的军事防卫工程中的技术问题。也正是这层原因，他的军事思想空间有限，只在春秋之际得到一些弱小诸侯国国君的欢迎。
反观孙武的军事战略思想，就与墨子的军事理论大不一样了，一个是大有作为的主动出击，一个是安于现状的被动保守。即使在战争的定义上，两人的观念也有着鲜明的对照。首先是如何确定战争的正义性，《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的表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里尽管没有直接点明正义与非正义，但用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来加以表述，内中就已经包含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概念了。
再者，关于春秋时的战争，孟子有一句名言：“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这一标准的战争。其中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好点，但都谈不到正义。在孟子看来，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以此类推，战国期间就更没有正义的战争可言了。而孙武在《孙子兵法》里没有直接论及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而是论述了战与止战的关系，就出自于这层原因，表述方式简直太高明了。
进一步分析，《孙子兵法》强调和凸显的，是一个胜字，所有的战略谋略都是围绕着一个胜字展开的，这就形成了战争的主动性。孙武认为：“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就是说，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要首先创造条件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然后等待敌人能够被自己战胜的时机出现，这才发动战争。所以，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就是在于如何创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环境。
以此加以对照的话，孙武的军事战略思想与墨子的军事理论相比较，那个高，那个下，就一目了然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其后华夏大地上发生的几乎每一场战争，里面具都闪烁着《孙子兵法》的身影。而墨子的军事理论，在后世的军事行动中，几乎一直处于军事战略思想的辅助地位，仅仅作为参考而已。而这一切，应该都是从二千多年前诸子百家时期形成和延续过来的。
管子与孙子——
从春秋到战国的转化看新旧兵法的演进区别
诸子百家的著名大家之中，在军事谋略思想上与孙武比较接近，其战绩和影响可以比较的，当属齐国宰相管仲了。历史上的管仲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改革家，亦是诸子百家中的大家，被后世人们誉为圣人之师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业绩功勋，而且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经典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执政期间，主张社会法治，全国上下不论贵贱都要守法，并且赏罚分明。管仲非常重视经济发展，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英明论断，进而通过渔盐之利，实现了富国强兵。
《管子》一书的军事思想也十分丰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年齐国法家学派对战争理论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在战争观念、治军理论、国防建设、作战指导思想等方面，均有精辟而明晰的论述。在这点上，他与孙武有了一定的可比性，其中相近的部分颇多。如两人的军事理念和战略思想，都是策源于东方齐国这片大地上。在辉煌战绩上，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将齐桓公推上了诸侯争霸的第一霸主地位。而孙武呢？则利用自己的满腹韬略辅佐吴王阖闾，成功击败楚国、越国等春秋强国，也将其推上春秋五霸之一的宝座。
管仲十分强调自己的战争观，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诸侯国君主地位的尊卑，直接决定着国家处境的安危。因此，战争也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管子》里面说：“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就是这个道理。这与《孙子兵法》里面阐述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何等的相似。
因此，管仲坚决反对无条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废、势不可弱的道理。同时，他又主张慎战，反对轻易的发动战争，认为战争本身就是充满危险的事情，所以提出了“兵事者，危事也”的箴言。这与孙子兵法里面“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的论断，简直就是异曲同功。这就充分说明，不论是管仲还是孙武，都把战争的害和利完全统一起来把握，形成了对战争之客观必然性具有的深刻认识。
在把握时机、利用形势、精于筹算、运用谋略等方面，管仲的论述也十分精到。他认为“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里面的明于机数，就是对战机的把握和对敌情的了解，依此制定战略谋划。这与《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庙算，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贻”可谓大致相同。在此基础上，管仲又指出：“为兵之数……存乎遍知天下”。其实，这就包括了对所有相关国家的态度、力量、可能采取的立场行动等情况，有了清晰的分析和全面的了解。只有这样，才可以“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易。”其实，这些几乎都从《孙子兵法》中更加精确的表述出来。
管仲还有一项重要的功绩，就是将军队建设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使之互相促进。他明确指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不但如此，他还特别注重军队的武器装备，把具有精良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重要保障，因此指出：“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强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胜过敌人，做到“器无敌”时，才可以策动战争。同时，他又将其与选拔将帅、罗致人才结合起来，要尽“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
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管仲的军事思想，尚处于春秋的初期阶段。因此，他的军事理论也属于春秋时期早期的兵法经典。我们再来看春秋，那时的战争与后来战国时期的战争，不但有了量的提升，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春秋时期进行的战争，主要是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是奴隶制接近衰亡、封建制加以取代的直接反应。
所以，在这样的争霸战争中，诸侯国们一般都需要打折周王室的旗号。如那时的齐桓公、晋文公等都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作为自己发动战争的借口。所以，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初期、中期的这些战争，都带有旧秩序的含义，因而在战争的过程中，不得不有所收敛和节制。其实，他们称霸的真实目的，既要获得领袖、霸主的地位和名声，还要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之下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所以，春秋时期的二百余年之间，有记载的战争就进行了四百八十多次，诸侯会盟也多达四百余次。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战事的主要形式也必定具有那一时期的特征。作战时需要步兵列阵，擂鼓进攻，并且大量的使用战车作战。而战车造价昂贵，由驾驭战车的贵族所支配，并且根据车战交战的传统规则实施。因此，那时的战争，主要的不是消灭多少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让对方屈服，以承认和遵从自己的霸主地位。对于参与战争的双方诸侯国来说，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实际上的所得。而管仲的军事思想，应是那一时期军事战略理论的经典浓缩。
所以，管仲在执政中，格外看重国家的实力、战车的数量、武器的装备、士兵的训练和发动战争的借口，以此形成军事理论中的重要内容。而《孙子兵法》则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突破，推陈出新，以更加周翔的谋略，以更加新颖的作战方式，以更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而实现了从旧的战略理论到新的战略思想之转化。可以说，管仲当年的军事理论，属于旧兵法的范畴，也就是春秋时期军事理论的经典。而孙武的《孙子兵法》则属于新兵法的首创，也就是战国时期普遍应用的军事谋略思想之集大成。
这样加以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分就相对分明了。孙武虽然是春秋末期的人物，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孙子兵法》，还同样是在这一时期指挥了一系列经典战役。但也正是《孙子兵法》的问世，以新颖的军事战略思想促成了春秋到战国的转化。这更表明了当年孙武高瞻远瞩，能够在旧兵法的基础上综合汲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创作出了符合战争之规律的兵经圣典。
聚焦兵家——
历史地位浮沉有因军事战略思想光耀千秋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诸子百家之后，又经过论辩争鸣，大浪淘沙，结果剩下了九流十家，可谓诸子百家中的精华。然而，当时的兵家并不属于着九流十家之中。原因是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兵家的代表人物几乎很少参与争鸣，说明当时的兵家军事思想学说，因为有了孙武和《孙子兵法》，已经非常的经典、实用和成熟了。
经历了秦火的荼毒，到了汉代时，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整理研究便成为一门显学。这时，学者们普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大家叠出，占有着重要的历史传统地位，于是将其独立出来自成一派，冠之以兵家名号。因此，兵家是集中国先秦、汉初军事研究理论，以及从事军事活动诸子学派们的集大成。
据《汉书·艺文志》里面的评述，兵家又可以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大类型。其代表人物是西周时的姜太公；春秋时的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的孙膑、吴起、尉缭、赵奢、白起；乃至汉初时的张良、韩信等，可谓战神云集，蔚为大观。还有一直流传至今的兵家著作《六韬》、《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等，都属于兵家的范畴。
在这些兵法著作中，几乎都有独到的军事谋略理论，都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其中的集大成者是孙武创作的《孙子兵法》，堪称中国兵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兵家一直受到格外重视，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如此。而兵家的兵书同样源远流长，产生于西周，成熟於春秋战国，特别是《孙子兵法》的问世，达到了即使后人都难以超越的顶峰造极程度。
再者，诸子百家能够发迹于春秋，争鸣于战国，定型于秦汉，也绝不是无缘无故生长发展起来的，而是有着因果关系，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导致了原有秩序的礼崩乐坏。于是有些诸侯国便伺机而动，拉开了诸侯国之间兼并争霸的序幕。从此以后，不论哪国要想称霸或是图存，都需要笼络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这才形成了诸子百家得以脱颖而出的肥沃土壤。
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讲学，弟子三千有余，迅速发展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儒家学派。墨家也聚众授徒，形成了有组织的集团组织——墨家。还有老子等，真是大家辈出，群星闪烁。这时的孙武也利用将门之后的渊源家学，结合自己研究探讨的学术成果，创作了享誉后世的经典兵书。这就说明，是当时的诸侯称霸战争，导致了各诸侯国礼贤下士之风的盛行。
毋庸置疑，在当时诸侯争霸的过程中，从事军事谋略研究的有识之士自然最受欢迎。他们善于总结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和发现克敌制胜的战争规律，又因为最受诸侯国君主的青睐而大家叠出，这才被后人囊裹起来称之为兵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著录的汉代以前兵家军事著作，共有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可谓流派纷呈，洋洋大观。
最早问世并且流传至今的著名兵书，便是西周时期所著的《六韬》，虽然算不得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但却是兵家军事著作的开山之作。《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所以叫做《六韬》，里面所阐述的军事谋略思想，对后来形成的兵家军事理论具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该书是以周文王、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所以相传为姜太公吕望所著。其中里面的重要观点就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进而他还提出了“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的重大时代命题。尽管人们将《六韬》归之于兵学著作，但与其他兵书比较起来，里面谈政治的地方较多，也就是以治国作为治兵之本。
《司马法》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著名兵书，为齐国司马穰苴所写。司马穰苴是孙武的叔父，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司马法》中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平天下之乱，除万民之害。所以，为“安人而杀人，杀之可也；为爱其民而攻其国，攻之可也；为止战而战，虽战可也。”
备战、慎战是《司马法》战争观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强调常备不懈，居安思危。深切指出“国虽大，好战必亡”。“治国尚礼，治军尚法”为书中的重要内容，扩展开来，就是“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司马法》中大力强调军法、约束、赏罚等，治军方式十分严谨。里面的“五虑”很是说明问题，即顺应天时，广集财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做到战前周密计划，战中通达权变，善于相宜而用，转变力量对比，取得对敌优势。还有“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等，都是军事行动的精妙总结。
《孙子兵法》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同时，它在世界军事书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孙子兵法》被尊为历代兵家之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到宋代时，《孙子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
里面开宗明义的指出：战争为国家大事，关系生死存亡，必须严肃慎重的对待。在他看来，战争严重消耗资源，即使取胜，己方的损失也不可避免，因而倡导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最为脍炙人口的格言，精确表明了获取敌方情报以及诈骗敌方虚虚实实的重要性。在强调备战方面：“勿恃敌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伐城。”在战争中要“以正合，用奇胜”，也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不受成规拘泥，并提出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重要论断。还有“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之绝妙运用，都发人深省。至于“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形象阐述等，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难以超越的程度。
战国时的吴起不但自成一家，而且是兵家阵营中另一位代表性人物，历史上常把他的兵法和《孙子兵法》联系在一起，合称孙吴兵法。吴起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吴子兵法》中，主张把政治和军事有机结合起来，内修与战备两者不可偏废。这就要实施变革和政治教化，以道、义、礼、仁治理军队和民众，注重区分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进而区别对待，并坚决发对穷兵黩武。
在战略实施方面，他主张兵不在多，要通过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加官进爵、厚待家人等手段，建立一支平时守礼法，战时有威势，进时锐不可挡，后退时速不可追的精锐军队。具体的还要因人而异，发挥各自特长，按乡里编队，强化军队管理。在此基础上鼓励杀敌，赏罚必信，并且选用文武兼备、刚柔并用、安抚士众、威慑敌军、决断疑难的将领。至于作战方针和具体战法的制定，务必要因地制宜，切合实际。因此，兵法中列出了八种不需占卜吉凶就可出击、六种不需占卜不要与敌作战的原则。里面还强调了随机应变，提出了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一系列实用战法。
历史上的孙膑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且是兵圣孙武的第五世孙。现存的《孙膑兵法》十六篇，是在继承孙武、吴起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应是在《威王问》中精确阐述了自己的宏观战略思想。
他明确指出，战争就是先王传布的“道”。也就是要“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的教导，空口说教完全办不到，必须“举兵绳之”，只能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但是，战争可以“存亡国，继绝世”，一旦战败又会“削地而危社稷”，所以“不可不察”，慎之又慎。在他看来，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兵法中格外强调，认为“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还有经济为战争基础的论述也十分英明，认为若有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固守，因而《强兵》篇里强调富国。至于里面“任势”理论，则是扩展了“因势而利导”的作战原则。
《尉缭子》亦是战国时期的一部重要兵书。他是战国魏人，曾经与惠王谈论用兵之道，著有《尉缭子》三十一篇，今存二十四篇。里面将战争划分为“挟义而战”与“争私结怨”两大类型，因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
他在书中强调，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里面尤其强调了政治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认识到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他还十分注重商业，指出“市者，所以给战守……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由于书中不少观点新颖，具有独到之处，因而在中国军事谋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纵观春秋战国的整个过程，兵家在诸子百家及百家争鸣中占有重要地位，几乎每一位诸侯国的国君，都需要有才能的兵家人物为他们出谋划策，带兵征战，战败敌手，拓展疆土。在这一点上，当年兵家的地位实际上大大超过了其他各家。正因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中大师辈出，功绩显赫，创作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辉煌篇章。
承前启后——
诸子百家哲学意义与孙子兵学纵古贯今
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处于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重要时期。各诸侯国的君主们为了富国强兵，纷纷招贤纳士，培养人才，其目的就是确保立于不败之地或是拓展疆土。诸子百家便是在诸侯兼并的夹缝里成长壮大起来，进而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和深远影响。
这一时期，由于铁器的普及，牛耕的推广，许多诸侯国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发展，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诸侯国的兼并争霸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还有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领域取得的较大进步，亦为诸侯国的强盛注入了能量。表现在思想文化上，便是私学的兴起，涌现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思想的流派。
由于春秋时期的整个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历史开始由分裂的局面向着统一的方向演进，这就形成了各种思想流派得以表演的舞台。于是，它们应运而生，热烈争辩，著书立说，想方设法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也可以说，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政治派别的思想家们，都企图按照自己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相应的解释，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就出现了一种热闹的局面，门派林立，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逐渐形成了思想、文化、艺术领域的百家争鸣。
正是这种诸子百家的论辩争鸣，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推向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高峰。而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思想、学术艺术大融合的重要阶段。这种思想文化上的空前繁荣，又反过来促使社会结构急遽变化，阶层矛盾越发尖锐，导致兼并战争风风火火愈演愈烈。也正是文化思想领域的空前活跃，中国历史上一批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等应运而生，脱颖而出，从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以及他所创作的《孙子兵法》便是这一时代的必然产物。由此可见，《孙子兵法》的意义，并不完全在其兵法的内容部分，而是带有一种非常值得人们深入思考、不断研究、常用常新的博大内容。中国历史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著名作品，如《周易》、《老子》、《论语》、《尚书》、《墨子》等，里面的叙述带有深厚的思想理论积淀，因而里面的内容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是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着的。因此，这些书籍的内容，至今还能给人们以深切的启示与指导。
《孙子兵法》更是这样，通过阅读思考就会发现：它始终都在提醒着人们：如何对待现实存在的问题？怎样把握战争的机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就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从来就没有给人提供过一个现成的办法或答案，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你，启发你，促使人们不断的去思考、去谋划。从这层意义上讲，《孙子兵法》留给人们探索和思考的空间真是太广博了。
沿着这条线索还会发现，《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著作，又是一部哲学著作。因为哲学是对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实在、逻辑、知识、道德、美学、语言及意识等概念。而《孙子兵法》里面的内容，便是这些概念的综合体。同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许多作品，都堪称哲学著作。如历史上就有古圣先哲、孔门十哲等论述，并有哲人之名词，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的宗师大家。
若按这一标准来衡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特别是其中的一批著名大家，如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孙武的兵家及晚期的法家等，所研究探讨的许多内容都属于哲学命题。《孙子兵法》就有鲜明的代表性，里面阐述的多是方法而少有主张，自始至终都基于理性的思考。里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在寻求能够做出经过审视的假设且不跳脱信念或者只是纯粹的类推，也就是对整个战争形态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念。如战和的抉择，战略的运用，事情的转化，问题的解决等，都是在矛盾的互动之中得以发展和升华。
因此，回首春秋战国的时代风云，弄清《孙子兵法》与诸子百家的关系，就更容易理解被誉为百世论兵之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孙子兵法》，为什么能够千古传承，直到今天都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联系到今天，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奇迹感到无比的惊讶，纷纷探索和研究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
其实，他们认为内中高深莫测的地方，正是中国高速发展、迅猛崛起的战略思想。而这种高速发展、迅猛崛起的战略思想，就源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子兵法》。所以，在谈论到战略思想的时候，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为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家孙武，就堪称为后来所有中西战略思想家们的导师。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直到今天还在影响和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具有积极实用的思考价值和发人深思的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