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一书之名，初见于《隋书·经籍志》“纵横家类”，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中兴书目》、《郡斋读书志》、《绛云楼书目》、《书录解题》中均有著录或评价。虽如《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小序所说“衰周之际，百氏争鸣，……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乃流传至今的唯一一本纵横家理论著作，为许多的研究者所忽略，但其丰富驳杂的思想与内涵却颇具价值。“转圆”这一观念，就反映了纵横家多种独特的理念，与道家、兵家谋略思想进行比较进行分析，更能凸显其内在价值，本文简论一二，以求正于方家。
“转圆”一词，见于《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之“转圆法猛兽”：
转圆者，无穷之计也。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不测之智；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而神道混沌为一。以变论万类，说意无穷。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故圣人怀此，用转圆而求其合。故与造化者为始，动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域[1]。
杨慎《鬼谷子评注》认为：“猛兽之威无尽，犹转圆之势无止”[2]P319，即计谋的产生，要效法具有势威和充沛能量的猛兽,要如同圆物体转动那样没有停滞，源源不绝。虽然“转圆”只是纵横游说“七术”中的一种，但是却体现了纵横家的某些核心思想，因而其意义超越了应用性很强的“术”的范畴。
这一段认为“转圆者，无穷之计也”，通篇都在论述奇计的妙用。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纵横家对“计谋”的看重。策士们在游说之时，须十分注重方式，因为游说之举本身就游走在成功和失败之间，面对虎狼之君，性命悬于一线，游说活动必须巧妙地绕过各种障碍，消除双方之间的心理抵触等不良情绪。同时也是因为，由于职能的限制，纵横家在战国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不能象勇士那样使用武力。而在不能以力制胜的情况下，使用“奇谋”无疑是更为明智和便捷的方法，往往也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纵横家与兵家相互比较起来，两者都奉“谋”为上策，发挥了《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之说，认为“计谋者，存亡之机枢”（《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六韬·武韬·发启》）[3]，“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4]，甚至认为“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意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三略·中略》）[3]，把计谋的地位推崇得无以复加，但这在纵横家那里尤甚：“在《战国策》作者的笔下，策士的谋略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并被颂为威力无边的法宝”[5]P8。这是因为兵家与纵横家比较起来两者比较起来，战是正，谋是奇，虽然兵家也注重奇谋，但是战争往往迫在眉睫，“狭路相逢勇者胜”，相当多的时候凭借勇武之力；作战当中，受兵力、粮草、地形等外在因素的限制相当大，用“奇”计相当有限。纵横家较兵法家所受有形条件局限较小，因而计谋使用更为频繁，作用更为突出，方略更为巧妙。
纵横家方略的巧妙性就在于纵横家很好地运用了老子“反动寂寥”、“弱者道用”的思想，“转圆”方略能够突出地体现这一特点。先来看“转”的涵义。《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认为“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可见其将计谋就事类的不同，皆划分为阴阳性质不同的双方。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6]，世间的万物都是由“道”本身两种不同性质的元素生化出来的，因而也具有相反相成的两种性质；《四十章》更言：“反者，道之动”，《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可见这种“反”以淡定的面目出现，并非暴戾的抗争，而是一种涵摄之中的流变，所谓“逝”、“远”、“反”，所谓“寂兮”“寥兮”也。纵横家对“道”的思想，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发挥：将老子“道”的观念替换为“捭阖”——纵横家的具体核心谋略（请参看拙作《战国捭阖术之老子“反动”思想刍议》，《学术界》2008年第1期），这样，阴和阳两种本来后生的元素以“捭”、“阖”为具体形式，成为了最高本体，“捭阖”以形而下的形式具有了形而上的本质和地位。不同性质的双方具有差别，又本为一体，共同为“道”。或可以说，“二”本来即为一，较老子观念更强调了其趋合的天然性。因此，万物在具有两种性质的前提下，也就具有了互生、互成的运动状态，是无限趋向浑一的两种元素，所以能够通过转化、通过潜静的渗透，去改变性质而不必采取外在的矛盾斗争的形式。浑成之性根植在两者当中，表现出生气勃勃的有机结合状态，这就是事物发生转机与变化的基础。
《鬼谷子》发挥了“道”的内涵的理解，也就为运用“反动寂寥”的观念提供了更好的理论铺垫。它在计谋、事类划分为圆方、阴阳、吉凶的基础上，充分看到了两者“反动”的可能，而这既是“转圆”之“转”所代表的涵义了。“故圣人怀此，用转圆而求其合”，善用此方法的人，更可以随时控制事物的转化，以求合于事机，合于时用，也可“转圆而从方”，从灵活的圆计转到确定可行的具体措施。其所运用的，就是“反动寂寥”的思想：阴性的事物自身阳性的因素如果逐渐变大，就会最终变为阳性；阳性的事物也会在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变为阴性，其间没有绝对的间隙与界限，这种变化随时可能因为与生俱来的浑一背景而发生。
“摄祸为福，裁少为多”（《战国策·楚四·或谓楚王曰》）[7]说明战国策士对“寂寥”的渐变“反动”认识得非常清楚，善于顺因原有的有利因素对事物加以质的改变，所谓“事有简而功成者，因也”（《战国策·赵三·说张相国曰》）。《鬼谷子·捭阖》中也说，“阴阳相求，由捭阖也”，“以下求小，以高求大”，都强调了捭阖与顺因方法的重要。苏代游说燕昭王时曾强调：“臣闻知者之举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成功者也”（《战国策·燕一·齐伐宋宋急》），这其中“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的思想，精髓就在于“转”和“因”二字，“转”表明了势能变化的过程，而“因”则体现了败中求胜，因势利导的顺因思想。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也有着与《战国策》相一致的“反动”思想，如第23章的“于安思危，危者虑安”，第17章的“察于见反”[8]等，这些都说明战国纵横家对“转”的方法十分熟悉。
“圆”字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它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一，顺循之术。二，阴道阳取与不留痕迹。三、“转”的极至境界。第一个方面体现了纵横术的独特之处，而后两者则与兵家的谋略思想暗合
关于第一个方面，上文已有所论及，乃是形势不得不如此。策略上的顺从，是开启双方交流的前提和进行的保证。因此，纵横家必须收起棱角，以“圆”的姿态迎合别人的要求、态度、观点，以自然之情进行揣摩，以已之心去品度他人之心，化解和对方之间的块垒，进而寻找时机提出自己的见解。《鬼谷子·摩》就如何探测别人的特点提出了十种方法，可谓细致入微了：“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静也。正者，宜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期也。利者，求也。卑者，谄也”，可谓对掌握对方真实情况而费尽心机，揣摩之功由此可见一斑。而面对君王的时候，则务必作到“循顺”，才能迎合对方的心意，使对方乐于接受自己的见解，所谓“计事者务循顺”（《鬼谷子·内揵》），否则面合心不合，即使勉强接受也不可能真正施行，“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鬼谷子·内揵》）。因此虽然孟子对公孙衍，张仪等纵横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他们的“循顺”毫无原则，类似于妇人之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9]，但为了游说的成功，这些“循顺”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面对虎狼之君，不讲究方法显然会导致咎由自取的严重后果。因此，这样的“圆”是游说时必须进行的功课，也是必须转入的状态。
“圆”的第二个方面，基于策士继承了老子“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的思想，采取的以弱胜强的方法。老子说“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策士也以静为动、以静制动，来隐蔽自我、迷惑对方。所谓“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于匿”，以表面的平静来掩盖真实的目的，达到高深而人莫知所为的境地，不被发觉受人牵制，“阴道而阳取之也”（《鬼谷子•谋》）。阴隐是为了阳取，在此之前，必须不露破绽，表面上按原来的轨道运行事物，作得圆满、自然，方能保证策略的完成，“阳取”的顺理成章。同时，这个不露破绽的“圆”也包括遁形无迹，不留把柄，所谓“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为大仪”（《鬼谷子·内揵》），圆满地完成任务，抽身而退，却不为人察觉，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这些思想和《孙子》当中的作战思想一致，《孙子·计》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虚实》篇则说：“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亦是说明了隐蔽自己，迷惑敌人的重要性。
“圆”的第三个方面则代表了“转”的极至境界。一般来说，“转”是从一种情况过渡到另一种情况，而要达到“圆”的境地，就必须随时考虑多种可能过渡的情况了，更须应付自如、左右逢源，需要较高的能力，也是老子“反动寂寥”、“弱者道用”思想运用的极至。谋略之“奇”、之无形、之阴隐高深战国策士以“圆”加以概括，可谓道破其中天机。圆和方是对应的概念，《鬼谷子·反应》说：“未见形，圆以导之，既见形，方以事之”，可见，“圆”指的是圆转灵活的思维方法、融会贯通的领会能力，又包含隐秘、圆通之方略的意思，具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方”则指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相对具体的方法，比较明确。“方”相对容易掌握，而“圆”的运用则往往标志了一个策士智慧的高下。道家所说“无常势，无常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以无形之至柔克至刚，要能够“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鬼谷子·忤合》），变幻莫测，根据需要左右出击，如用兵之“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孙子·势》），这样无论是进是退，欲前欲后，都可以由自己掌握了。
这可以和《孙子》中提出的“奇正”术结合起来理解，“转圆”是实现“奇正”之“奇”的一种方式，而“圆”则是“奇”术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奇正”，是古代军事术语，“正”强调正面的方法，而“奇”强调出人意料的突袭、暗袭。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势》)，即是以“奇”“正”两个互为补充的概念来区分作战部署的。战国策士运用这个概念，具有相似的含义。《鬼谷子·决》说“圣人所以能成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成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陶注说“事成理著者，以阳德决之；情隐言伪者，以阴贼决之；道成志直者，以信诚决之；奸小祸微者，以隐匿决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决之”，可见，各种不同的方法中，惯常使用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手段。这种通常情况下都使用的方法即“以平素之者”，对战国策士来说，“正”者为正面游说、外交、结盟，也就是他们通常情况下承担的任务。然而，战国时候风云突变，君主尔谀我诈，贪得无厌，许多问题无法依靠正常途径得到解决，因此，出奇谋、奇计是策士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其有效程度甚至超过了“正”的方法，所以，策士们提出“正不如奇”(《鬼谷子·谋》)。
对“奇”的运用，可以说是变化多端，层出不穷。“奇，流而不止者也”（《鬼谷子·谋》），奇计就好象多变的水流那样无法禁止，主流为“正”，暗流、漩流为“奇”，各种水流交相进行，由于变化无穷而使对方难以捉摸。孙子也说：“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之也。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势》），所说也是这个意思，奇和正互相转化成就，就好象一个环那样没有破绽，也没有产生不出计谋的时候；多变的计策，不竭如江河，充满力量而不可穷尽，达到了“圆”的至高境界。水是柔弱的，但用在精神上，力专可以分化对方；用在计谋上，力分可以出奇。“圆”则既体现了力专时静态的精神，又体现了力分时动态的计谋，当“奇正”的运用达到“圆”的境界时，就可谓出神入化，鬼神莫察了。一般情况下，“正”的方法应该居于主导地位，但通过《战国策》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奇”往往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方法，甚至使得“正”不为正，倒成了运用“奇”的辅助性方法，成了外衣和幌子。苏秦在齐作反间时就将奇正之术运用近乎至“圆”，他似乎一心合纵攻打秦国，但这“正”之后却隐藏着促使齐乘机取宋的用心，然而，这还不是最终目的，使得各国的矛头指向齐国，削弱齐国，为燕国雪耻才是目标，真可谓奇正互用、互生、环转不息了。可见，掌握了“圆”术，也就了解了“奇正”的精要，融会贯通地使用，就会由此产生出无穷无尽的计谋，苏秦所用的“借力术”正是很好的代表。借助他人力量，还具有更多的用途：可寻求攻战同盟、可免除被攻、可驱除敌手，亦可取得自己想要的利益，而取得权势的方法，就有资助权臣、借外权、借敌人、借君主之意等多种，不掌握圆通之术是很难驾御其中繁复的关系的，“借力术”的神妙，在《战国策》中通过许多事件的记叙得到了反复的渲染。
纵横家被认为是无有学术之派，讲求实用毫无方向可言。然而从战国策士的理论性书籍《鬼谷子》来看，其学术主要是继承道家而来，虽然这种继承不是理论上的，而是生发为一种非常实用的技巧和策略，但纵横家言行思维并非没有理论指导，恰恰相反，正是在受到道家思想影响，吸收了兵家的谋略学思想，并加以扬弃的基础上，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念，成为“一种深奥的谋略”[10]P521。“转圆”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包含了纵横学的多种内涵。它使策士思维不拘泥于一端，执着于任何模式化的理论，能够融通流动，言行灵活多变——没有诸子那样有深邃的理论，就不会困死在框架中，却能向无形中求生存，终演为中国谋略学的大观。其思维圆融、灵活、善于掩盖，又善于引导；善于成就，也能够毁坏，这在“转圆”观念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鬼谷子[M].北京：北京市新华书店,1985.
[2] 郑杰文.鬼谷子妙意天机[M].海口：南海出版社.1993.
[3] 唐叔文.六韬•三略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4] 郭化若.孙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5] 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8.
[6] 周生春.老子译注[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
[7] 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8]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9] 祝鸿杰等.孟子论语注译[M].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
[10] 房立中.鬼谷子全书[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