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心理战是以人的心理为目标，通过多种手段对人的心理施加刺激和影响，使其朝着预定的方向变化和发展，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心理状态，从而达到巩固己方阵线，分化瓦解敌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特殊的作战方式。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论兵广博，思想深邃。探寻其根源，对于认识现代军事心理战，研究我军心理战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传承了上古时代的攻心思想
在我国，心理战思想早在上古时代就已萌生，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是在继承古人心理战思想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黄帝时代萌生的攻心思想。距今约5000年的黄帝时代前后，在传说中有几场著名的大战。主要发生于中原，即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炎帝、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共工与颛顼的战争。这三次传说中的战争，是有文字记载的发生时代最早的战争。从心理战意义上看，这几次战争已不同于原始部落相互攻杀的械斗。战争已经具有氏族酋长争夺盟主地位的政治性质。“轩辕之时，神农氏势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1]“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表明，黄帝在进行争夺盟主地位的战争中，已经注意到了“师出有名”；已经意识到民心的向背和人心的因素，这也是这个时期心理战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不仅如此，在涿鹿之战中，黄帝一方还对蚩尤部采取了一系列心理迷惑和震慑手段。譬如，充分利用对己有利地形，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蚩尤部诱入森林蔽野的河北平原进而歼之；又如，以吹号击鼓的战法，震慑因战地环境生疏、气候不适而慌乱的蚩尤部，等等，体现了心理战最原始的造势方式，这些对后来心理战方式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远古的战争结果表明，单凭武力，不足以战胜强大的对手，战争必须有心战的参与才能小战而大胜。
尧舜禹时代萌生的攻心思想。在涿鹿之战以后，传说中还发生了以尧、舜、禹为领袖的中原华夏集团对南方的苗氏集团的多次战争。这些战争多以华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其中，规模最大也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禹伐三苗”的战争。在战争开始前，禹为伐三苗做了长期的准备。除发展生产，大习武事外，大禹还特别注重施德于民、巩固联盟内部团结等心理准备工作。经过多年的准备，大禹乘三苗发生天灾，人心惶惶之际，借口受命于天，大举进攻。动员出征的主要理由是“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做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
[2]说苗民不敬神灵，乱施刑罚，上天哀念人民无辜被杀，因而要用严酷的手段将那些为非作歹的苗民斩尽杀绝。大禹还标榜自己在神宫亲受帝颛顼之命出征。出征前，大禹先祭祀天地祖先，并举行誓师大会以激励士气。 “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
[3]即不是我大禹要轻举妄动，只因为那些不顺从的苗民得罪了上天，上天要给他们以惩罚，选择我率领你们各部落的酋长，去征服三苗。由此可见，大禹的战争动员辞，在打击敌人士气，鼓舞己方军心上，已经比黄帝时期有很大的进步，堪称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一篇战争动员令，也是先秦“治气励士”心战思想的最早萌芽。
综上可知，三个突出的特点构成了上古时代朴素的心理战方式：一是引导民心向背，注意人的心理因素；二是最原始的心理战造势方式的运用；三是“治气励士”心战思想雏形的出现。尽管这些思想还比较粗浅，但它却是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的早期标志，为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
二、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吸纳了古代战争的实践经验
毛泽东曾说：“一切带有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过的有关的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战争留给我们的血的经验教训，应该着重学习它。”
[4]（181）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是在战争实践中产生，并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锻造，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它吸纳了古代战争的实践经验。
战争实践是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产生的源泉。从夏商开始，中国逐渐步入奴隶制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随之出现，“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5]为了维护阶级、集团的利益，军队和战争应运而生。仅夏、商、西周三代，战争的发生见诸史料记载的有近40次。战争的实践和发展，使人们逐步认识到战争的性质及人心在战争中的作用。心理战也就随之登上战争舞台。
“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天顺之，故能然矣。”
[6]从吴起对商灭夏、周替商的战争评定中，即可看到人们对心理战在战争中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下面以牧野之战中周武王与商纣王在战争实践中对心理战的运用加以比较分析：
牧野之战和甘之战、鸣条之战比较起来，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心理战的运用上却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此次战争实践，不仅获胜的西周采用了大量心理战策略，被打败的商王朝也在战前运用了心理战。
商王朝的末代国王纣王“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
[7]，可见他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但他自恃才智，好酒淫乐，极力搜刮民脂民膏，收罗珍马奇物，乱施酷刑杀虐，政治腐败，连年对外用兵，内部不团结，使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为了维护他的统治，纣王所采用的“杀鸡儆猴”的举措就体现了心理战思想。
在商朝的制度里，诸侯为商王出兵打仗是其义务之一，而商朝与外夷的战争连年不断，正因如此，商朝对诸侯的控制相当严格，对诸侯的依赖也显然易见。就在商朝出现了“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之时，活跃于西歧
[8]一带的周人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其部落首领为西伯侯姬昌，是商王朝西部地域的最高长官。
姬昌在位期间，始终把灭商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而他的野心引起纣王的警觉，于是纣王采用“杀鸡儆猴”举措。据《史记·殷本纪》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又《史记·周本纪》记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无论崇侯虎污蔑姬昌哪一点，以纣王的才智相信他早已拿姬昌“开刀”。但《史记》认为是姬昌的谋臣积极营救，向纣王敬献美女和宝物，姬昌才得赦归国。
可见，纣王杀九侯、鄂侯的目的就在于震慑西伯侯姬昌，而对姬昌实行囚而不杀，更是为了震慑当时已经离心的天下诸侯。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纣王自公元前1075到前1046年共在位30年，可见这条计策起到了一定效果。纣王对西伯侯实行囚而不杀，正是威慑心理战思想的体现。
然而，据《史记·殷本纪》记载：“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纣王在与西伯侯的较量中最终败下阵来。那么，西伯侯在与纣王的较量过程中采取了哪些策略呢？从心理战的视角分析主要举措是：
恭商痹纣；内固人心；外取友邦；重间礼贤；治气励士。
这次战争在心理战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交战双方都宽领域长时间地运用心理战，其中的各种战术层出不穷，既体现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心理战发展的继承性，又展现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心理战的辉煌成就，也表明了心理战的思想与战争实践几乎是同步产生的，战争实践是心理战思想产生的源泉。
战争实践为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提供了丰富经验。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同战争实践相辅相成，其许多原则、方法，是在一个个具体的战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对后来的心理战实践起了很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据史书记载，夏启伐有扈的甘之战中，战前启曾作《甘誓》：“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为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9]用以讨伐有扈的罪行，对士兵进行心理激励以此鼓舞士气。启终于大败有扈氏于甘，在中原建立了“家天下”的奴隶制王朝。尽管甘之战的实践经验主观上带有“天命观”的迷信色彩，在客观上却起到团结人心、激励士气，从心理上压倒敌人的作用，彰显了心理战在战争实践中的巨大功效，自此以后，以誓师、发表檄文等多种形式的心理战，在战争实践中被广泛运用起来。
又如，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是一个附属国推翻宗主国的战争，古代史书称之为“革命”。商汤大胆任用出身低贱的贤人伊尹为相，利用伊尹侦察离间于夏，知彼知己，瓦解涣散了敌人内部的团结。伊尹极尽宣传之能事，很重视从正面进行说理，指出出师的宗旨，反复解释行动的正义性，消除参战者的疑虑，宣示自己的决心，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心理基础。在战争中把握有利的战机，以有备之师突然袭击对方，并引诱敌人进入有利地形进行伏击，体现了出其不意的战术追求，也开了我国军事史上伏击战的先河。这场战争是通过“伐谋”、“伐交”、“用间”、“宣传”的全面运用从而达成战争目的的早期战例，为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经验。
再如，周朝以前，战争中抓到俘虏或有投降者，不是杀死即充作奴隶。周商牧野之战，周武王严申不准杀降，用以瓦解商军，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第一次。此后，善待降俘，逐渐成为瓦解敌军的重要原则。这个战争实践，为先秦时期“恤民善俘”心理战思想提供了经验。
三、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汲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
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汲取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养分。尤其是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中，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的出现和相互碰撞，其中，兵学、道学、儒学、易学等，对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的成熟有着更为突出的影响。
古典兵学中的军事理论。史载最早的兵书典籍当属《军政》和《军志》，这两部兵法著述对影响战争进程的心理因素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和探讨，为先秦心理战思想的成熟提供了丰富养料。例如：
《军政》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
[10]认为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可以达到摧毁敌人精神、心理的积极效果。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直接涉及“攻心”的语句。
《军志》中指出：“有德不可敌。”
[11]主张加强“德治”，增强内部团结，取得人民的拥护，以政治清明为前提，保证军事活动立于不败之地。这些可谓最初的关于民众在战争中重要性的认识。《军志》又说：“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
[12]指出了地形因素对士兵心理的影响，肯定了正确认识和善于利用地形的重要性。《军志》中“止则为营，行则为阵”，体现了军队编组“齐众以律”的重要思想。一定的队形，既能凝聚群体的意志，形成统一的行动，又能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变化，适应冷兵器作战要求。
《军政》和《军志》中的心理战思想虽然是最原始、最直接、最感性的关于战争中心理因素的认识，但却为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的成熟注入了理论养分，对后世心战思想发展影响重大。
易学中 “阴阳互变”的辩证法思想。《易经》包含”阴阳互变，刚柔相济”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易经》部分卦中所说的原理，具有心理战的作用。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有不少是从中衍化出来的。譬如，孙武“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13]的“示形”心理战思想，就体现了《易经·需》卦中所说的原理：“需，有孚，光”。即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而暂不进攻他，需等待敌人思想松懈、麻痹或心理上完全被失败情绪笼罩，对我畏惧和信服时，才能赢得战局。又如，“威王曰：‘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用之奈何？’孙子曰：‘命曰让威。……以待敌能’”
[14]这段记载中孙膑“让威”心理战思想，反映出《易经·蒙》卦中所说的原理：“童蒙之吉，顺以巽也”。意为，摸清敌人的心理，顺着他的性子行动，即可将敌人骗得像孩童一样。
以上两卦，暗示人们：真可示假，弱可变强，败可转胜。在科学不发达，迷信盛行的古代，依据《易经》占卜吉凶胜负，这既是对己方的心理安慰．也是对敌方的心理震慑。
道学中的尚柔思想。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的又一个理论基础是道学。道学为老子所创。其中以他的尚柔思想对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的影响为最大。若将老子的尚柔思想引入战争领域，其柔者即智战、心战，刚者即兵战、力战。高明的政治家、军事家都主张在战争中以智胜力，以柔克刚。譬如，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
[15]的全胜战略，就体现了《老子》“不以兵强于天下”的基本立场。老子明确提出在战略上所应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为“善胜敌者不与”。其云：“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
[16]。所谓“不与”，就是“不争而善胜”，即避免和敌人作正面的冲突，以“无为”、“不争”的方式来实现战略上的全胜。又如，孙子的“上兵伐谋”心理战思想继承了老子重用谋略的思想。《文子·上义》指出；“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谋虑之．以策图之，挟之而动．非以图存，将以存亡也。” 表明老子信奉 “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儒学中的“仁”、“义”思想。孔子的儒家思想，曾经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二千余年，成为民族文化的主体，它对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先秦时期兵家在治军中强调“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
[17]，这种“仁爱”思想与孔子崇尚“仁义”，主张“仁政”交相辉映，一脉相承。在先秦时期的战争实践中，陷敌于不仁不义中，指责敌方“非礼、无道”，宣扬和标榜自己的“仁义”
[18]和据“礼”有“德”等，成为心理战常用的策略。牧野之战中，周武王言称“吊民伐罪”大打“仁义”牌，便是例证。儒学中的“仁”、“义”思想也是以仁义道德、忠孝节义等封建礼教思想教育军队，统一思想、团结内部的重要依据。
此外，从先秦时期心理战思想中，还可以看到法家、墨家等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治军、兼爱等方面。
注释：
[1]史记·五帝本记第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以后文中所引用《史记》注言皆出此版本，不再另注说明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