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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起
2012-2-23 来源: 作者:孟祥才


    继姜尚、孙武之后,在战国时代的鼙鼓声中,齐鲁大地又诞生了一位军事天才,他就是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和军事家吴起。在60多年的风雨征程中,他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为华夏的军事史和改革史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吴起是战国时期的卫国左氏(今山东陶西)人,生年不可考,卒年为公元前381年,据钱穆,孙开太等学者考证,大概享年60岁。吴起作为一个   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虽然得到了历代的承认,但对流传至今的《吴子》六篇的真伪的看法,学术界则颇多歧义。本来,在清代以前,对《吴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尽管也有些不同看法,但是,任何人也没有对吴起与该书的关系提出疑义。直至清朝学者姚鼎、姚际恒,近代学者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等才明确提出《吴子》为后人伪托,前人所述的真实的吴起著作已经亡佚。考诸史实,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吴起的著作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了相当一部分,今本《吴子》仅是其残本并经过了后人的加工,但是,其内容基本上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它与吴起的关系是无可怀疑的。这是因为:(1)吴起曾经写过一部兵书并长期流传。(2)今本《吴子》的不少内容可以与《史记》等书的记载相参证。(3)今本《吴子》所展示的兵学要义符合战国的时代特点与吴起的军事思想。
    据大多数学者考证,吴起早年即熟读《孙子兵法》及其他兵家著作,指挥过几十次征战,既有很高的军事素养,又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大概在任西河守的时候,与其幕僚一起陆续完成了这部兵学著作。虽然流传至今的《吴子》六篇只是原作的一部分,但从中仍可以看出吴起军事思想的博大和深邃。
    吴起继承其前辈孙武等人的优秀军事遗产,总结战国前期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兵学思想,撰写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个人特征的兵学著作,成为历代兵家必读之书,宋代被编入《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宝典之一。
    吴起认真探索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著名观点,认为政治与军事密不可分,只有政治搞好了,才能用兵打仗,夺取战争的胜利。在《图国》篇中,他指出,所谓“文德”,就是要求国君必须修“四德”:“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同时以这四德“教百姓而亲万民”,达到全国上下一致,全军官兵一致,临阵行动一致,战斗中协调一致。而这其中的关键是国君亲贤任能,勇于纳谏爱护百姓,“爱其命,惜其死”,使之“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又“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就能使士卒“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发挥出坚不可摧的战斗力。吴起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深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所以反对穷兵黩武。他认为进行征伐必须慎之又慎,最好一战而胜。他说:“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他将当时的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类:“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隐约意识到战争的正义与否与胜负的关系。总之,吴起不是单纯就战争论战争,而是把战争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考虑,看到政治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他虽然还认识不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真理,但看到政治对战争的制约作用还是难能可贵的。
    如何“治军”是吴起军事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军队是战争的承担者,战争的胜负,除了政治、经济、民心等条件外,军队的素质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吴起认为,兵贵精而不贵多,所以“以治为胜”。只有建立一支法令严明、赏罚有信、纪律严格、训练有素、将士同心、内部团结的军队,才能“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在《治兵》篇中,吴起把这样一支军队称为“父子之兵”:
    “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魔,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在吴起的治军思想中,特别重视取信于军,爱护士兵。他要求将领必须取得士兵的信任,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使之“乐战”,才能发挥巨大的战斗力。吴起本人是取信于军、爱护士兵的典型。他不惜用口为士兵吮脓血,收到了士卒勇往直前、死不旋踵的效果。吴起同时也注重对士卒的教育训练,主张“教诫为先”,要求坚持不懈地搞好军事基础训练和战备行动训练,其中包括单兵技术、战斗队形、阵法训练以及“进兵之道”、“行军之道”、“驻止之道”、“驯育马匹之道”等等。在训练方法上,他强调“学战之法”,“一人学战”,由点到面,层层推广,直到“教成三军”。他还强调“教战之令”要求根据士卒的不同特点,进行适当的分工训练,并按照一天训练的内容与程序严格执行。通过严格的经常的训练,使士卒保持较高的军事素养和顽强的斗争意志,能够随时投入战斗并取得胜利。在《励士》篇中,吴起还专门阐述如何激励士气。主要办法是大张旗鼓地对有功人员进行奖赏。功劳越大奖赏的规格越高、礼节越隆重。国君要亲自设宴招待,定时慰问,赏赐阵亡将士的遗属,使将士有一种崇高的荣誉感,不仅乐于听命,乐于作战,而且乐于拼死,发挥出“一人投命,足惧千夫”的战斗力。
     吴起对将领的素养提出了特殊要求。他认为,一个高明的将领必须是“总文武,兼刚柔”,智勇双全,具备“五情”与“四机”的军事素养。“五情”即要求具有“治众如治寡”的治军才能,“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的献身精神,“虽克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治军作风。“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要求将领掌握部队的士气,充分利用地形,运用谋略,随时增强战斗力。他还指出,虽然勇敢也是将领必备的素质,但是勇敢必须与谋略相结合。除了在临敌作战中展示英勇献身精神外,还必须果决、坚毅、沉着。因为战场是生死存亡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将领都必须指挥若定,当机立断。“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而将领最致命的弱点是犹豫逡巡,贻误战机:“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起强调,一个优秀的将领,除了以上的素养外,还要具备“威、德、仁、勇”等品质,能够“率下安众,怖敌决疑”。同时,还要具有凛然正气,号令一出,“下不敢犯”;挥军向前,“寇不敢敌”。这样的将军是国之瑰宝,“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吴起又认为,一个高明的将领,还必须具备“相敌将”的智慧与方法。他应通过各种手段,侦察、了解、查明敌军将领的军事才能,及其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甚至个性特征,以便找出克敌制胜的方法,收到“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的效果。他举例说:
    “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沈。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飚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
    没有丰富的实践,如此具体详尽的关于敌情、地形、气候等条件的分析和对策是难以凭空杜撰出来的。吴起还谈到,如果战前对敌方将帅不了解,临时还可用“火力侦察”的办法进行观察。具体做法是命令一员勇敢的裨将率轻兵锐卒试攻敌阵,只许败,不准胜,以观察敌军的行动。如其指挥有条不紊、追击时佯装追不上,看到丢在地上的财物假装视而不见,这样的将领是智将,不宜与他交战。如果敌军进攻时一片喧哗,军旗纷繁杂乱,士卒散乱自由,兵器横拿直放。追击时唯恐赶不上,见到资财唯恐抢不到。指挥这种军队的是愚将,手下兵马再多也可以俘虏他。
    《料敌》篇阐述了分析判断敌情的重要性和具体方法。他认为处在六国包围中的魏国,必须坚持“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的总方针,时刻加强戒备,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吴起立足魏国,以不凡的战略眼光在对其他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情、风俗以及军队的素质、阵法等的优劣加以综合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付六国的不同方针和作战方法。在作战指挥上,他提出“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基本原则,将打或不打的决心建立在对敌情准确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之上,具体归纳出八种“击之勿疑”,六种“避之勿疑”,十三种“可击之道”,都是实战经验的总结,较之《孙子兵法》中的《相敌》篇更显得简明具体。吴起特别强调,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将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被敌人制造的虚假现象所蒙蔽。只有运用一切手段,及时把握敌军实情与其行动企图,才能定下正确的作战决心。在此前提下,还必须正确地使用兵力,灵活地运用各种作战手段,避实击虚,避长击短,出奇制胜,所谓“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就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吴起在《应变》篇中,还集中论述了临敌应变的战术思想和战法运用。要求在临敌作战时根据不同的敌情,天时、地利等条件,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法克敌制胜。比如,指挥作战手段的运用。白天用“旌旗幡麾”,夜晚用“金鼓笳笛”。士卒根据作战命令随时变更作战队形、作战方向和战斗部署,令行禁止,就能无往而不胜。吴起还以答武侯问的方式,回答了在不同条件下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各种方法,展示了他超人的军事谋略与应敌的智慧。如当武侯问“暴寇卒来,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则如之何”时,吴起的对策是:
    “暴寇卒来,必虑其强,善守勿应。彼将暮去,其装必重,其心必恐,还退务速,必有不属。迫而追之,其命可覆。”一般情况下,这是一种稳妥而有效的应敌策略。最难能可贵的是,吴起还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他要求在攻破敌人的城邑后,不要烧杀抢掠,残害百姓,不要杀害俘虏,以减少当地百姓的反抗,给人树立“仁义之师”的形象:
    “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御其秩禄,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
    《吴子》一书是《孙子》之后又一部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著作。《韩非子·五蠹》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可见在战国时期它已广为流传,为当时人们所称道,孙、吴并称,成为军事学上的双壁。以后的许多史书都记载这部书。而一些著名的军事家如西汉大将军卫青、东汉大将军鲍永,三国时代的曹操、诸葛亮,唐朝皇帝李世民、军事家李靖等,都认真学习过《吴子》。宋代编入《武经七书》后,更成为将帅们必读的军事宝典,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家和许多智勇双全的将帅。近代以来,它又流传国外,翻译成英、日、法、德、俄等多国文字,受到世界军界的重视。吴起的军事思想尽管有着许多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但是,因为它是当时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不少地方闪烁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它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探索,对战略战术原则的研究,对将帅素养、士卒训练以及临战应敌和克敌制胜的诸多因素与条件的分析,都反映了吴起深厚的军事素养和超群出众的谋略,显示了中华民族在军事学上所达到的新高度。它总结的许多战争规律和战略战术原则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是中华民族在军事学术上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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