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2500年前春秋时期的孙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有“兵圣”之称；其著作《孙子兵法》又称《孙子》或《吴孙子兵法》，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兵书，流传古今海内外，有“天下第一兵书”之誉；国内外、历史上对孙子其人的研究经久不衰，其书对于启迪思维和指导行为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
一、孙子之谜
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争论了千余年；围绕孙武、孙膑其人有无、其书真伪的争论，可为千古之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把孙武的身世和著作篇数作了交代；但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不合于传世本十三篇的篇目。唐代杜牧臆断十三篇是曹操删削而成，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宋代辨伪学派兴起，对孙子其人其事产生争议。种种猜疑也影响到海外的研究，各种说法，难以得释。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一是《孙子兵法》的作者问题；二是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关系问题；三是《孙子兵法》的篇卷数目问题。疑云纷纷，聚讼千年。自我国唐宋以来，关于孙子其人、其事、其书的争论一直不休，成为一个千古之谜，难以澄清。
二、震惊世界的世纪考古大发现
1972年4月，在中国考古史上有一次罕见的重大发现，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学、古代军事学等研究的一大盛事，这就是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西汉墓发掘出土的一大批竹简。因为在这批竹简中，大部分是兵学著作，除现有传本的《孙子兵法》、《六韬》、《尉缭子》等重要先秦兵书外，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也被发现，还有《墨子》等著作中的一些论文散篇，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兵学的典型代表和极其珍贵的考古资料。如此多的古代军事文献集中出土，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尤其是竹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出土，更是为《孙子兵法》研究开启了划时代的一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后来，专家们在研究中把这些出土的竹简兵书称之为“银雀山兵学”。
（一）考古发现与竹简书的出版过程
1972年4月，建筑工人在临沂古城东南的银雀山上施工时发现了西汉墓，临沂文物组的同志在清理1号墓时发现了竹简，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的同志共同发掘清理了2号墓。竹简出土后全部运送北京，经国家文物局组织文物科学技术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20多位专家学者进行整理，于1974年《文物》杂志第2期发表《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和一些专家的研究文章。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按原简影印出版线装本《银雀山汉墓竹简》书，附有摹本、释文、校注；1976年出版排印本；1985年竹简全部整理完毕后，编成《银雀山汉墓竹简》准备分三辑出版，第一辑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第二辑为《佚书丛残》，有论政、论兵文章50篇；另有阴阳、时令、占候、相狗、作酱等其他杂书；第三辑包括全部散碎竹简、木牍及2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等。
根据已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2可知，竹简共编7500余号，内容有:《孙子兵法》13篇和孙子佚文5篇，《孙膑兵法》16篇，《尉缭子》5篇，《晏子》16章，《六韬》14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10篇。
（二）震惊世界的世纪考古大发现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揭示了当时兵学的发展状况，代表了中国古代兵学的最高成就，为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继1974年《文物》2期上首发了简报后，《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主流媒体对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纷纷发表评说；国外媒体如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也纷纷发表报道。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被列为“新中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90年代被列为“新中国50年最有影响的考古成就”之一；21世纪初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成为轰动中国、震惊世界的世纪考古大发现。
三、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出土揭开了千古之谜
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出土，为以上这些疑点昭示了答案，廓清了自唐宋以来笼罩在《孙子兵法》研究上的迷雾，使有关《孙子兵法》源流的一些重要争议得以解决。
（一）竹简本《孙子兵法》证实了史书记载的真实性
《孙子兵法》竹简计有233枚，分为上、下编两部分，上编与传世的《孙子兵法》13篇内容基本一致，残简共存2，700余字，包括12篇文字，惟《地形》简文难以断定，可见《孙子兵法》竹简13篇应是足本。下编有佚文5篇。《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其中《吴问》一篇记述的是孙子与吴王的问答。《见吴王》则记述了孙子吴宫教战等传记材料，不但与《史记》、《吴越春秋》的记载相吻合，而且有些情节较《史记》更为详尽，可能就是《史记》所依据的古本史料。由此可见，《史记》关于孙子的记载是当时的流行之说。至少在当时人们并不怀疑孙子是春秋末吴国将领，也是《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竹简书证实了史书记载的真实性。
竹简于1972年出土后，经文物出版社整理出版。此后出版的孙子书均以传本为底本，并根据汉简本校改了其中错漏的文字。
（二）汉简出土破除了孙子、孙膑为一人之谬说
银雀山出土的第0233号竹简上书“吴王问孙子曰……”，第0108号竹简上书“齐威王问兵孙子曰……”，充分证明两个孙子一仕于吴，一仕于齐，当是《史记》所记载的孙武和孙膑。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也各有兵法传世。有关孙武、孙膑为一人，《孙子兵法》即为《孙膑兵法》的谬说得以破除。
（三）汉简出土证明《孙子兵法》确系十三篇
汉简《见吴王》篇两次提到孙子书为“十三扁（篇）”。另外，在十三篇简文出土同时，还发现了一块记录有竹书篇题的木牍。尽管这块木牍已经破碎成六个小片，但从其行款及残存的内容来看，简本《孙子兵法》确为十三篇，且其篇名与传世本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的篇名和篇次上与现本有些出入。也就是说，在汉代初年，《孙子兵法》十三篇已经是一部单独的完整的著作。至于《汉书·艺文志》之所以会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可能是西汉末年刘向等人在整理过程中把与《孙子兵法》相关的材料及《黄帝伐赤帝》、《地刑（形）二》等孙子后学的解释发挥之作也收入其中，致使篇目大大扩充起来。曹操在为《孙子兵法》作注时明确指出，“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庐作《兵法》一十三篇”，可见当时的十三篇是定本。他之所以为《孙子兵法》作注是因为不满于一般注释之作的“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孙子序》）。杜牧不解其意，误以为曹操删削八十二篇而成十三篇，以至于谬种流传。汉简出土证明《孙子兵法》确系十三篇，使谬种戛然而止。
（四）简本与传本之异同
简本《孙子兵法》与传本存在多处差异：第一，简本与传本篇题有差异；第二，著录的篇、卷数目多不相同；第三，简本与传本在文字上有多种差异：①假借字比较多，②有些字古来就相通，③文言虚字有增减，④古体字、异体字也有见，⑤也有避讳而造成的差异；第四，在文义上也多有不同之处；第五，简本的抄写年代当在秦王到汉文景时期，简本距离成书时代最近，是传世本最早最可靠的参校本。《孙子兵法》竹简的出土，拓宽了研究道路，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五）《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比较研究
《孙膑兵法》在银雀山1号西汉墓失而复得，使这部珍贵的兵学佚书重现光华。从《孙子兵法》竹简到《孙膑兵法》的比较研究，反映出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军事思想和实践的变化：①先进兵器的广泛使用。②骑兵的使用兵种有变化。③战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阵法有了较大的发展。④战争规模大、持续的时间长，战争形式从野战发展到攻城战等。⑤从《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内容上不难看出孙膑对孙武军事思想的继承关系，以及军事思想与实践的进步。这一新的变化发展，揭示了春秋战国期间社会经济和军事思想发展的状况，并为研究孙子学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孙膑兵法》的出土，对中国历史文化贡献重大，为研究中国军事史提供了新资料，在研究辨伪和古籍源流上具有重大意义，使聚讼千年的历史疑案大白于世。彻底否定了孙膑其人、其书不存在的错误说法，也使对《孙膑兵法》的研究得以展开。
三、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的出土，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孙子兵法》上的重重迷雾，不但对于《孙子兵法》研究有良好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评价《孙子兵法》。因为无论是怀疑孙子其人，还是以孙膑为孙子，都是认为《孙子兵法》是一部伪书。这种观点虽然有《孙子兵法》中的若干内容带有战国特点的客观事实为佐证，也有宋以来辨伪学兴起等因素的影响。但是，说到底，还是导源于中国古代以儒家为正统的政治文化对于兵家“诈”、“利”思想的排斥。若非如此，举凡先秦诸子的著作大多经过后学的整理和发展，并非成于一人一时，为什么唯独对孙子怀疑有加呢？而一旦给《孙子兵法》贴上伪书的标签，其价值也就要大打折扣了。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的出土对这样一种历史造成的偏向起到了反正的作用，有利于我们今天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孙子兵法》，进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份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
36年过去了，从考古发现到研究论述，再到不断开拓应用，银雀山兵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实用价值，早已穿越了时空，跨越了地缘，超越了军事研究领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体验，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银雀山竹简书《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出土，在考古学、军事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其重要的价值和贡献就在于它揭开了自唐宋以来争论千余年的孙武、孙膑其人有无，其书真伪的千古之谜，成为震惊世界的世纪考古大发现。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