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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稷下学宫的文化特点
2012-2-23 来源: 作者:王志民


    一、社会功能的多重性
    稷下学宫的社会功能若何?前人多有论及,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具有研究院性质,有人说它是“田氏封建效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也有人说它是政治的议事、咨询机构。综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功能。被稷下吸引来参加活动的人物,是战国时代十分活跃的“士者流”,即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稷下进行研讨、争辩、讲学、集会,活动多样。但其从事的活动总的说来,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新序·杂事》:“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孟荀列传》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立治乱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都是说稷下先生的议论、著书立说,无不与政治紧密相联。他们在从事上述活动的同时,有的还往往亲自过问国事,直接参与政治。他们既是“学士”,又是政治中人;桓宽《盐铁论·论儒》篇中说:“齐湣王时,由于国君“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这里,诸儒,即指稷下诸学士。诸学士谏齐君不见其效,就离开学宫到他国去,足见他们向齐君出谋献策有责任感,其与政治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战国策·齐策三》、《说苑·尊贤》都具体记述了著名稷下先生淳于几对齐王的劝谏和批评。他在“齐欲伐魏”关键时刻,及时地向齐王分析了形势,说明出师的不利,“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从而阻止了齐王一次错误的行动。他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味”、“好色”,而独不知“好士”,迫使宣王“嘿然无以应”,在这里,淳于光之类的稷下先生简直就是活跃于齐王身边的重要谋臣和谏官的角色。
    《战国策·齐策四》记载一齐人讥讽稷下先生田骈的话:“今先生设为不宦,贷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设为不宦的田骄,实际上却据有丰厚的俸禄,广多的众徒,“不宦”竟比为宦得到更多的实惠。可见稷下先生的政治地位之高和经济待遇之厚了。
    另外,还有些稷下先生,奉齐王之命,肩负外交重任,出使别国。例如:著名稷下先生邹衍曾出使赵国,淳于髡也曾“为齐使于荆”,并在“楚大发兵加齐”时,受齐王之命“之赵请救”。
    上述记载,充分说明,在列国纷争、兼井激烈的战国时代,为“稷下”所吸引、招徕的学士并不是……学术争鸣、逃避现实斗争的隐者之流,而往往是些热衷于仕途经济,凭借知识才能出没于政治风浪间勇于弄潮的人物。他们的活动,就使稷下学宫实际成为一批热衷于当时政治斗争的人物的集合体,成为政治性很强的一个咨询、参议机构。
    第二,学术功能。攫下学宫虽具较强的政治功能,但其又不同于当时依附于诸侯的一般政客,他门有知识,见闻广,长于分析问题;他们除直接参政之外,也相互议论,著书言事,而他们的论文、著述,尽管总是针对着面前的现实,但在表述上,却往往旁征博引,曲尽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学术性。比如邹衍,写了“《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专批评“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的现象。主张止归于“仁义节俭”。他的著作号称“阂大不经”,具有“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的特点,于是成了阴阳五行家的代表;又如荀况,“序列著数万言”,讲“正名”,述“五制”,论“解蔽”,明“天论”,倡“性恶”,以至激烈地“非十二子”,这也不同于一般政治家的发表见解,而带有一定的理论抽象和较多的学术成分了。
    同时,稷下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政治上既没有统一的局面和集权的中心,思想文化领域更不可能有公认的圭臬和定于一尊的权威。众多的政客和学士,都从自己的立场和倾向出发,积极地探求现实社会的出路,免不了由于立场不同,倾向有异而激烈交锋;有的即便立场相近,也会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异,而会竞长论短,争论不已。这种社会风气,反映在知识分子如此集中的稷下学宫当中,最终促进了稷下在学术上百花竞放、百家争鸣繁盛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为当时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中心。
    《汉书·艺文志》曾记述了一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和篇数:《孙卿子》33篇;《蜎(环)子》13篇;《田子》25篇;《捷(接)子》2篇;《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邹奭子》12篇;《慎子》42篇;《尹文子》1篇;《宋子》18篇。就思想倾向而言,班固将《孙卿子》归为儒家;《蜎子》、《田子》、《捷子》归为道家;《邹子》、《邹子终始》、《邹奭子》归为阴阳家;《慎子》归为法家;《尹文子》归为名家;《宋子》归为小说家。显然,仅就班固所见,稷下先生著述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其思想内容是复杂而丰富的,不难想象,这么一大批著作的涌现,对于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个多么大的推动,为我国学术发展作出多么巨大的贡献。
    而从稷下对后代的影响看,事实上,自汉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战国时代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逐渐成为远古的陈迹,当田齐政权本身在后人头脑中也成为一个渺茫的印象时,稷下先生们原先在政治方面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少地为人注意,而他们为“干世主”、‘言治乱”写成的一些历史和哲学的著作,却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在学术方面所特有的价值产生出越来越大的历史性影响。
    第三,教育功能。如前所述,稷下学宫虽然发挥了较好的政治功能和学术功能。但同时,稷下接待过许多来此“游学”的人士,举行各种形式的讲学活动,还进行定期的集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对战国中、后期教育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作为教育的功能,与后代学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其历史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
    (一)它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开策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孟子》记载稷下先生孟子曾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战国策》则记田骈有“徒百人”,稷下最为前辈的学者淳于髡死时,“诸弟子三千人为缞绖”,而据《史记田齐世家》称,宣王时,整个稷下的师生数量曾多达“数百千人”。由此可见师生人数之众。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或讲演、或辩论、或讲学,总之,定期进行教学活动,所谓“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即是指的这种情况。同时,根据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职》篇就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装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师长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井井有条。从此一斑,可窥见当年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严肃的、齐全的、严格的。
    (二)学宫还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第一,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二是老师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可以个人来游学、如荀卿;也可以如孟子一样,数百从者一起夹。有人称其为集团游学。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视野,扩大了见闻,打破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蓄,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第二,为政治服务是其教学目的。在那祥一个时局变幻、列国纷争的时代,齐统治者创办稷下学宫即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一是吸引和培养人才,以便为国家选贤任能。二是利用稷下的讲坛、游学的形式,为巩固其统治、实现统一霸业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探讨大造舆论。“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各著书言治乱事,以干世主”之说,都充分说明稷下的讲坛是以议论、讲授与政治有关的内容为主的。稷下先生撰写讲稿、著书立说,是着眼于政治的需要,力图投合“世主”的胃口。换言之。稷下的教学工作,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
    第三,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稷下的学者,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大力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整理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著作。除前文列举的《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外,据有人考证:《考工记》、《管子》、《晏子春秋》也都极有可能产生于稷下。时至今日,稷下的著作虽绝大部分都已散失了,但他们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成就是不能抹杀的。正因为稷下学宫在教育方面所具有的诸多鲜明特点,所以才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稷下的多重功能,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土壤之中,是有机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为基础实现的;而其学术功能又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通过教育的实现活动来传播和实现的。这是稷下在长在达百余年的政治风云中不断发展的动因,也是奠定其历史地位、产生巨大历史影响的基础。
    二、学术上的综合性
    其一,在学术派别上的多派并存,兼容并蓄。齐国统治者礼贤下士、广招人才,因而先后来稷下活动的文人不仅多至数百千人,而且各种学派的学者汇聚一起,讲学、辩论,“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从文献记载看,稷下先生中有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农家、名家、兵家等学派,稷下有无墨家,史无明载。但从“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墨子扎之齐,遇日者”等记载看,墨家创始人墨翟是经常到齐国活动的,也有一些老朋友在齐国的。而又据《墨子》等书的记载看,墨翟的弟子及后学中也有相当多的是齐人,而且稷下著名学者宋钘就有明显的墨家倾向。可见墨家思想在稷下也是极可能存在过的。可以说,举凡当时的重要学术流派都在稷下存在过,这就为稷下学术向综合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二,在学术思想上的互补、融合、创新。各种学术流派在稷下相互争鸣、辩难,大大促进了各种学派之间的交流、影响和吸收。细研当时的各派融合、渗透的情况可以发现:几乎每个学派既有被他派吸收,促进了其他学派发展融合,也吸收其他学派,促进自己的融合、发展。其主要表现有:
    (一)法家:齐法家是在稷下占主要地位的学派,它虽然也主张以法治为主,但随着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化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其法制理论与道家、儒家理论出现了融合的趋向。产生出不同于秦、晋法家的创新的法家学说。这种融合一方面表现为“援道入法”、以道家的哲学作为法家政治的理论基础,提出“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明君重道法”,道、法并提,反映出法道相融的思想。因而齐法家也称之为道法家、而稷下则出现了一批具有道家色彩的法家人物,田骈、慎到即是其代表,《荀子·非十二子》将二人列为法家,但《庄子·天下》却将其引入道家。而《汉书·艺文志》则将田骈列为道家,将慎到列为法家。可见他们都有道、法两重身份,正反映出道、法思想在稷下的融合情景。另一方面,齐法家又主张历行法制与礼义教化并重,熔儒家学说于自己的理论之中,认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法”。形成了法、道,儒合流的齐法家的特色。
    (二)道家思想的融合与分化。在稷下的学术发展中,其前期是道家居优势地位的。随着战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齐国现实斗争的需要,稷下的道家由于融合了各家学派思想,而发生了分化。一是与齐法家思想融合,吸收法家学说纳入自己的体系,并融合儒、刑名、阴阳等思想,创造出以“因道全法”为基本特点的新道家——稷下黄老学派。二是以宋钘、尹文为代表,从道家的立场出发,兼采儒、墨,形成宋、尹派道家一派。
   (三)儒家:儒家思想在孔子死后是非常活跃的,战国时期有“儒分为八、墨分为三”之说。稷下的儒家前有孟氏学派,后有荀卿一流,都是影响极大的学派。他们思想的变化发展,充分体现出对诸子各家思想的融合吸收。孟氏学派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但在稷下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因素,完成了以人心为中心的上下与天地万物同流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吸收宋、尹学派中主张人欲固寡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论的主张,他的善养“浩然之气”的理论,明显地含有宋钘“精气”说的成分。正因为孟氏一方面继承孔子之儒学,又大量融合稷下诸子的思想,才使孟氏之儒带上了更多的战国时代的特色。
    稷下儒家发展的后期,以儒学为基础,援法入礼,儒、法融合,构成了荀氏之儒的主要特色荀子以法治思想作为礼治的补充,提出了一套以礼治为主,以法治为辅的政治思想体系,使儒家的政治理论活力大增。
其三,各种“集大成”式思想家的大量涌现。稷下存在长达百数十年,各派学者计以百千数,他们在稷下讲学、争鸣、辩难,相互吸取对方的观点,在弥补自己的不足、在争鸣中融合,又在融合后争鸣。多家思想并争,各派观点齐鸣,因而稷下实是一块产生“集大成”式思想家的肥厚土壤,几乎每个思想家的思想都不是纯属哪一派的,都带有集大成性质。稷下著名的学者如淳于光、鲁仲连、尹文、环渊等之所以很难划分他们纯属哪一派学者,其原因亦概源于此。在这方面尤以邹衍和荀子表现最为突出鲜明。
    邹衍来稷下之初,本为一儒家之徒,《盐铁论·论儒》中曾说:“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终始之论,卒以显名”又说:“邹子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后来,他在总结、融合稷下阴阳和五行说的基础上,又加上齐学道家、儒家以及上古天文学说综合一起,将阴阳说、五行说、精气说熔为一炉,创造出新阴阳五行学说。邹衍的新阴阳五行学派,较之稷下的阴阳五行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其一,它在稷下阴阳五行家“五行相生”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五行相胜”说。“相生”主要讲事物间的相互联系的统一关系,“相胜”则主要阐述其对立关系其试图揭示五行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对立统一观点来说明事物的联系和运动变化。
    其二,邹衍把“五行相胜”的阴阳学说推广到政治领域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解释朝代的更替。认为朝代的更迭是在天道的意志作用下,按照五行的次序,周而复始地进行的,由此形成了他的系统的“禨祥度制”历史观,确立了自己的政治预言家的地位,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为其统一制定了理论依据,深受各国君主欢迎。“邹衍见重于齐,适梁、梁惠王效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蔧先驱,请列弟子之坐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成为当时政治上的风云人物。
    其三,邹衍根据战国末年的自然地理知识,结合“验”的比附、推理,提出所谓“大九州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这一学说虽旨在说明在天意的安排下,自然地理也显示出五德终始。循环往复的极为有序的排列,但却为政治地缘学和世界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基础。
    荀子是稷下中最后的一位大师,他也曾“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但他久居齐国,在稷下“三为祭酒”,“最为总师”,通过对稷下百家之学的全面批判、吸收和改造,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体系,其思想表现出集大成的趋向。
    第一,荀子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吸收法家思想,提出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模式理论。使礼治与法治的结合更加紧密,其援法入礼,吸收了法治思想作为礼治的补充,提出一套以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方略,弥补了传统儒家的不足,等于为儒家的政治理论进行了一次大换血,更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第二,他继承了儒家那种重视人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吸取道家“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从而正确地总结、综合和提高了先秦的天人关系论,批判地吸取了他们的合理因素,克服他们的缺陷,将道法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命题。
    第三,在历史观上,吸收法家“法后王”的主张。他把法家重君思想和儒家重民思想融合,提出,尊君重民等等,都说明他思想的对稷下百家的吸收和融合。
    三、组织上的开放性
    第一,游学为主,来去自由。徐干曾载:“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史记》亦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都说明,去稷下的孟轲之徒是游学于齐的,齐宣王招致的先稷下生多是文学游说之士。游学占了主要内容。从记载看,游学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如荀子等的个人游学,有如孟子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的集体游学。但不论哪种情况,稷下都持欢迎态度。愿意离开的也不阻挠,离后复回的,照样热情接待。孟子曾两次进出稷下学宫,都受到齐统治者的礼遇。荀子也曾三进两出,但仍在稷下身居祭酒的显位。其他如邹衍、接子、淳于髡等在稷下更是出入随便,来去自由了。而相当多的情况是学生跟随先生而来。在学宫,互相交流,学无常师,思想活跃,这就更促进了学宫活动的开放性、自由性。
    第二,各派平等,数家并存。稷下学者,人数多至数百千人,各种学派如:儒、法、道、名、阴阳等都在稷下得到发展,主要有赖于齐国统治者施行开放的学宫政策。各家学派尽管政治主张不同,思想学说各异,齐统治者却不以好恶而行褒贬,他们只为各家思想的争鸣创造条件,而不在政治上施加各种限制。这就保证了各种思想在多家共存的条件下,开展学术上的自由争鸣,各种学派在稷下都得到均衡发展。纵观稷下发展的历史,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都曾不同时期在稷下占统治地位,取得相对优势,但都未能永久占据绝对优势,正是稷下各派的共同发展,创造了学术繁荣的局面。
    第三,待遇丰厚,条件优越。为了吸引大量学者来稷下聚会、讲学、议政,齐国统治者采取了特殊政策,给稷下的学者以优厚的待遇,为学者们创造了舒适的环境和优越的条件。首先,齐王给稷下先生以很高的政治荣誉。齐宣王时,就曾一次给各学派的76位学者“皆赐列第为上大夫”,给他们很高官职,但却让他们“不治而议论”,亦即静心搞学术、议时政。二是,给优越的生活条件。稷下“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府第壮观,住房优越。又给他们“货养千钟”,俸禄优厚。三是给以隆重的礼遇。齐宣王为了挽留孟子在稷下,提出“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淳于髡有“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的事。说明齐王接待的频繁和尊重。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学术顾问,山东师大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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