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穰苴、《司马法》及其与孙武的关系
司马穰苴是齐景公时期(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在位)著名的军事家，与辅佐吴王阖闾(公元前514年至496年在位)的孙武属同时代人，年辈应略早于孙武。
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穰苴是春秋初期迁人齐国的陈公子完即田完的后裔，因与田氏大宗的亲属关系已较疏远，身份地位原很卑微。后经大臣晏婴推荐，齐景公破格提拔穰苴为统帅，命其率兵抗击燕晋之师。穰苴首先整饬军纪，以违反军法的罪名处死了景公派来的监军也是景公的宠臣庄贾，威震朝廷。在穰苴的指挥下，齐军很快打败燕、晋军队，收复了失地。因战功卓著，穰苴升任大司马，世称“司马穰苴”。“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直发疾而死。”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有李克与魏文侯的一段对话，其中提到司马穰苴是早于吴起的兵家前辈；《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说苑·正谏篇》记有晏婴和司马穰苴拒绝与齐景公夜饮的故事。对照这些资料，可以断定《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对穰苴主要事迹与活动年代的记载基本可信。
司马穰苴能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不是由于战绩而是由于有兵法传世。《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说，穰苴死后，同族田氏最终消灭了陷害穰苴的高、国大族，逐步取代了姜姓齐国政权。后来“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仿)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兵法)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西周春秋时期，正规作战中已很讲究战略战术，在兵员组合、兵器配备、阵形安排、奖惩办法等方面有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在司马穰苴之前，各国都有这类专讲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的典籍，兵学积淀深厚的齐国保存这类典籍自然比别国更多。因为先秦时代照例由司马负责军事，所以这类典籍被统称为《司马法》或《司马兵法》。上引《史记》所谓“古者《司马兵法》”以及同书《太史公自序》所谓“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都是指这种传统的军事著作。司马穰苴以执法严厉而著称，他的军事思想与传统的《司马法》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因而齐威王的大夫们在整理古代《司马法》时就将穰苴的兵法附在里面，并将这部汇编而成的新书题名为《司马穰苴兵法》。经过这次编辑，《司马法》、《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就成为一种书的三个不同名称，即都是指包括穰苴兵法在内的军事理论汇编，后人已无法从这部书中分清哪些是纯粹的古司马法，哪些是穰苴本人的兵法。汉代人所说的《司马法》(又称《军礼司马法》)就是战国初年齐大夫编定的《司马穰苴兵法》的传本。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这部书到汉代还有155篇，但是后来在流传过程中屡有散失，到现在只剩下《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5篇文章。今本《司马法》可以说是战国《司马穰苴兵法》和汉代《军礼司马法》极不完备的残本。尽管如此，我们从这部残缺不全的小书中，仍可窥见司马穰苴兵法的大概面貌。
司马穰苴及其兵法对孙武有直接的影响。《新唐书》卷七十三下《宰相世系表》记有孙武家世，其中一些人物、世系排列有误，不尽可信，但该表说孙武出自齐国田氏宗族，因国内局势混乱出奔吴国，可能有一定依据，也比较符合当时情势。孙武与司马穰苴不但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都出身于田氏宗族支系，按照春秋人重视族类、同姓同德的观念，他们的关系中至少比一般路人多了一条情感的纽带。司马穰苴提早一步得到国君的赏识，创造了辉煌的战绩，成为齐国无人可比的军事权威，这一事实对于喜好兵学的孙武必定深有触动。孙武很重视吸收前人的军事理论成果。《孙子兵法·军争篇》引用过古兵书《军政》；又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见吴王”篇描述，孙子以宫女试兵时曾两度引用“兵法”:“兵法曰:弗令弗闻，君将之罪也；已令已申，卒长之罪也。兵法日:赏善始贱，罚……”这里引用的“兵法”实即古代的军法，很可能就是齐国的古司马法。对于同出于田氏、同属一个时代而且已经取得成功的军事家，孙武当然会给予更多的关注。结合这种家世背景来看《孙子兵法》与《司马法》，我们就可以肯定两者之间确有历史的联系。换言之，两种军事思想的相同处与不同处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前后衔接关系的体现，一种继承与批判关系的体现。
二、《孙子兵法》对司马穰苴军事思想的继承与提炼
春秋后期，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面对新的形势，头脑敏锐的军事家必然会作出积极的反应，努力改进军事理论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司马穰苴的兵法虽然未能完全突破旧的传统，但其中已经有不少先进的观点和思想。这些思想特别是“视敌而举”的思想、避实击虚的思想、全面考量战争胜负因素的思想，都被孙武吸收到《孙子兵法》之中并且得到了更精练更经典的表达。
“视敌而举”见于今本《司马法》的《定爵篇》和《用众篇》，意思是说要针对敌情的变化灵活使用不同的战术。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整部《司马法》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视敌而举”意味着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包括司马穰苴本人所推崇的某些传统的战法。战争形势越来越复杂，敌情千变万化，用一种既定的阵形和战术即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阵形和战术来对付战争无疑是极其危险的。“视敌而举”要求将领彻底转换军事观念，不为机械死板的古兵法所束缚，敌变我变，时刻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对于这种“视敌而举”、随机变化的思想，孙武不但给予充分肯定，而且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孙子兵法·虚实篇》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所谓“因敌制胜”、“因敌变化”，与“视敌而举”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避实击虚”是《孙子兵法》反复申说的重要军事原则，如《虚实篇》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军争篇》也说:“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这条军事原则同样来自《司马法》。“视敌而举”实际上已经包含着找准敌人弱点并作针对性打击的意思。《司马法·严位篇》还指出:“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窈；击其大惧，避其小惧，自古之政也。”司马穰苴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避实击虚”字样，但实质上强调的就是“避实击虚”。孙武在撰作兵法时，肯定受到过穰苴关于“击其倦劳，避其闲窈”一类论述的影响或启发。
司马穰苴特别强调，将领必须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作多方面的考虑。《司马法·定爵篇》指出:“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谓五德。顺天:奉时；阜财:因敌；怿众:勉若；利地:守隘险阻；右兵: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这“五虑”基本上都被孙武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孙子兵法·计篇》提出的“经之以五事”包括道、天、地、将、法五大项。其中“道”相当于“怿众”，“天”相当于“顺天”，“地”相当于“利地”，“法”涉及“主用”因而也涵盖了“阜财”，稍有不同的只是孙武更注重将领的能动性，穰苴更注重武器的配备和精良。“五虑”当中，“阜财因敌”有取财于敌之意。《孙子兵法·作战篇》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秆一石，当吾二十石。”这些主张显然是对司马穰苴“阜财因敌”思想的强化和发展。
司马穰苴兵法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司马法》经常提到正权、轻重、大小、坚柔、众寡等概念，对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有深刻的理解。例如，《司马法》的名言“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就包含着对礼法、文武这两对矛盾的辨证认识。《司马法·天子之义篇》说:“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甲)者不拜，兵车不是式(轼)，城上不趋，危事不齿。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在邦国和朝廷必须提倡文明，讲究温文尔雅，否则争端纷纭，暴力盛行，国家秩序就无法维系。但在战争和行伍之中，却必须倡导勇武不屈和果断不疑，不拘于俗礼小节而又必须严守纪律，否则将导致民德柔弱，不堪一击。礼与法、文与武虽然相互对立，却不可偏废，关键在于政治家、军事家如何辨证地把握和处理。再如，《司马法·定爵篇》又说:“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是谓战参。”攻守平衡，进退有度，前后有序，车兵步兵相互依存相互协助，将不同因素配合成一个整体，这就叫“战参”。参，有错综、融合之义。强调杂而有序，强调多样性的统一，是“战参”理论的价值所在。《孙子兵法》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对奇正、虚实、治乱、勇怯、强弱等矛盾的分析都十分精辟。中国的辩证思维传统十分悠久，司马穰苴的军事辩证思想只是先秦辩证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链环。孙武的军事辩证法当然不是全部来自司马穰苴，但是从时代、地域、事业最为接近的角度看，毕竟还是司马穰苴对孙武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
三、孙武对《司马法》中落后成分的批判与改造
对比孙武与司马穰苴的兵法，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两者的思想理论水平大有悬殊，甚至根本不像是同一时代的兵法。司马穰苴虽然提出了一些新的军事观点，但这些观点仍然被束缚在一个陈旧的框架里，一点可贵的新气息被同时存在的浓重的陈腐气味冲淡了。《孙子兵法》充满锐气和霸气，通篇谈的都是最狠最辣的招数，而穰苴的兵法却明显偏软。《孙子兵法》能够被后世军事家奉为经典，正是因为它剔除了传统战略战术中板滞迂腐、不合时宜的内容。孙武对《司马法》既有继承也有批判。从理论发展的意义上说，这种批判使《孙子兵法》成为一种崭新的军事理论，所以它比继承更为重要更有价值。
司马穰苴特别推崇“先王之治”，认为在讲仁义的先王时代没有战争也不需要战争。后来的贤王虽然不能达到先王那种“狱弭而兵寝”的理想境界，但仍重视礼乐法度，讲究以德服人。《司马法·仁木篇》说，贤王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兵讨伐违法乱纪的诸侯国，出兵前都要发布这样的命令:“人罪人!之地，无暴神袛，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古代战争中可能确有这种情况，禁止军队滥施暴力也没有错，问题在于这里的描述带有一种很强的慕古情绪，反映出一种留恋旧秩序旧道德而对新型战争的残酷性激烈性难以接受的思想倾向。从这种倾向出发，必然要对事实上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传统军事理论持肯定和颂扬的态度。《司马法·仁本篇》开宗明义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之正。”所谓“以仁为本”，主旨是“爱民”，而“爱民”不但是指爱本国之民，也包括爱敌国之民:“战道，不违时，不历(厉)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这里说的“不加丧，不因凶”确是一种古老的军事传统。《左传》中还记有不少正在攻击敌国的军队“闻丧乃止”、“闻丧而还”的事例。不过春秋人这样做未必出于爱敌国之民，而很可能与某种迷信观念有关。《司马法》推崇的攻入敌国后不破坏神坛、不射猎、不烧杀、不抢掠等古代军礼，在作者看来也都是爱敌国之民的表现。作为一种军事理论，强调爱民甚至爱自己的敌人，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夸大其词的理论。所谓“不加丧，不因凶”、“冬夏不兴师”，更是与新的战争形势背道而驰。《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说，“余读《司马兵法》，闳阔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连三代圣贤都难以企及和未必遵行的理论，后世如何行得通?司马迁所谓“闳阔深远”，其实即暗含此种军事理论迂阔难行之意。
在《孙子兵法》中，军事意义上的爱民理论被扬弃了。孙武也很重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计篇》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就是强调民心向背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与司马穰苴不同的是，孙武更清楚地看到了政治与军事的差异，反对将“仁爱”之类的政治口号贯彻到军事领域或战争过程之中。《孙子兵法·九变篇》曾把“爱民”作为将帅的五种致命弱点之一:“爱民，可烦也。”将帅心肠软，不舍得百姓的坛坛罐罐被打烂，对方正好可以利用他这种“爱民”思想-—后世称之为“妇人之仁”，不断地烦扰他、调动他，彻底打乱其军事计划和军事部署。孙武指出，爱民、一味拼命、贪生怕死、急躁易怒和追求高尚，“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孙武把“爱民”的危害讲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应当是有针对性的，他批判的对象就是司马穰苴那套“爱吾民”、“爱夫其民”的理论。
司马穰苴对一些古老的战术原则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保持阵形的整齐和行动的从容不迫，是军事家必须牢记的一条要诀。《司马法·天子之义篇》说:“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仁本篇》也说:“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西周春秋时期惯用战车作战。战车行进比较迟缓，无法通过复杂地形，交战双方都必须将战车排列成密集的方阵才能决战，由此形成了“成列而鼓”即等敌人列好阵势后再击鼓进攻的战术规则。战车必须保持队形才有战斗力，一旦个别人自由行事，打乱阵形，密集的方阵优势将不复存在，很可能导致全军溃败，所以从事车战要求“以舒为主”，要求“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追击敌军不可超过百步的规定，也是为了保持阵形的基本完整。进攻途程一天不超过90里，是为了保存马力。不对失去抵抗能力的敌人穷追猛打，怜惜敌方伤病员等等，是古人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对等互利的默契。春秋早中期，这些古老的战术原则虽已遭到破坏，但还没有完全失去号召力。宋襄公在战争中恪遵“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等古训，就是一例。到春秋后期，步兵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迂回穿插、长途奔袭等战法日渐普遍，决定战争胜负的变数越来越多，这时再以迷恋的口气大谈古人作战如何如何，显然是一种严重的食古不化。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对“军旅以舒为主”的思想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司马穰苴所说的“舒”相当于孙武所说的“正”或“静”。孙武没有完全否定“正”和“静”的意义，他的卓越之处在于强调必须把“正”和“奇”、“静”和“动”结合起来，而且特别强调了“奇”和“动”在战争中的作用。《孙子兵法·势篇》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又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九地篇》也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强调出奇制胜，强调兵贵神速，强调疾如鸷鸟、动如脱兔，实际上都是对“军旅以舒为主”及相关战术原则的否定。
《孙子兵法·计篇》明确提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在孙武看来，“诡道”不但要施于敌军，也要施于我军。《孙子兵法·九地篇》就说，好的将领“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这些观点，是讲究阵形整齐和从容作战的司马穰苴所难以想象的。社会已变成诡诈的社会，战争已变成较量诡诈的战争，只有充分掌握“诡道”，充分使用“诡道”，才能赢得新时代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之所以比《司马法》高明，就在于它紧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表现出对新型战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洞察力和过人的超前意识。
司马穰苴和孙武本是同一时代的人物，可是他们的思想从本质上说却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司马穰苴的兵法中虽有新意，但总体来看仍属于车战时代的旧兵法；孙武的兵法中有大量内容是从前人那里继承而来，但它已是属于步骑兵野战时代的新兵法。为什么时代相近而且都曾受到齐文化浸润的军事家，在思想理论水平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在没有得到更详细的背景材料之前，我们只能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军事家个人天分和悟性的不同。韩信在拜将之前从未指挥过什么战役，但他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能力却远高于楚汉阵营中所有的将领；汉末能征惯战的英雄豪杰屈指难数，然而像诸葛亮那样预知天下三分的人物并不多见。和这些天才的军事家一样，孙武也是一位罕见的军事理论天才。他比常人更善于继承也更善于批判，更注意倾听时代的脉动，更注意捕捉战争发展的最新信息，因而才能完成一般军事家所难以完成的历史使命，创作出《孙子兵法》这部千古不朽的杰作。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理事、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