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齐地是中国古代兵家的萃生之地,是兵学理论的主要发源地。因此史籍有关于“兵主”或曰“兵神”所自出的记载。《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并称；齐地有礼祠八神的古俗,“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八神之“三曰兵主,祠蚩尤。”

    蚩尤去今太远。设若“八神将自古而有之”,则齐人尚武习兵的传统由来已久了；设若“太公以来作之”，则不但体现了太公擅兵尚武的精神,同时也证实了太公“因其俗”的治道。总而言之就是齐国齐地兵学源远流长。因此而知,孙武和其他齐地兵家一样,大多是在这一兵学文化传统的培育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

    兵学文化是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黄帝之后,安周兴周和安齐兴齐的文德武功使姜太公成为兵战理论、兵学文化的奠基人。他被称为“兵权与奇计”的本谋者。《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牧野之战的胜利,吊民伐罪的义举,树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太公因而有武祖、兵主等称号。《诗·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诗句写下了他的“发扬蹈厉,以奋其武”的形象。

    “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是黄帝所以兴盛的兵战之道。姜太公先辅佐文王修德倾商,实行仁德先行；后辅佐武王兴师灭纣,继以刑罚兼用。继伊尹之后完成了三代史上应天顺人的“汤、武革命”,无非是弘扬了“非兵不强,非德不昌”的黄帝兵法的结果。但随着时势的变迁,太公对黄帝兵法“绍而明之”的必务则在于“切近世,极人变”,即把黄帝兵法变为太公兵法。于是就有太公兵法的传世。

    《庄子·徐无鬼》:“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司马崔注云:“《金版六弢》者皆《周书》篇名,或曰秘谶也。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女商以《金版六弢》说魏武侯,说明其时太公兵书早已传世,且与《诗》、《书》、《礼》、《乐》并列,故早为《周书》篇名。

    《淮南子·精神训》:“故通许由之义,《金滕》、《豹韬》废矣。”高诱注云:“《金滕》、《豹韬》,周公太公阴谋图王之书也。”这里明指《豹韬》为太公作,并与周公《金滕》相提并论,同为“阴谋图王之书”。所以,纵横家苏秦游说落魄后发书箧而得《太公阴符》,立志苦读终得蹶而再振,是知阴权谋略在其中必矣。

    《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伊尹》五十一篇”之后便是“《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的著录,包括“《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和《伊尹》五十一篇一并成为“君人南面之术”。专家认为:《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是《金版六弢》递相承传和增益的结集,因而与《汉志》著录的《周史六弢》有关。按伊尹、太公功业相当,史家每以“伊、吕”并称。故“君人南面之术”莫非是治国安民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六韬》中不乏这些思想。

    虽然“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事,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即《金版六弢》不是太公亲著可知。《六韬》不是太公亲著,但不是伪书,而是桓、管时期,齐人根据周史官楼太公史事于金版的实录整理而成的,故各《金版六弢》或曰《周史弢》。在《唐李问对》中,李靖答唐太宗之问揭明了这一源流关系。

    唐太宗认为黄帝制兵深奥无比,后世没有继承者。李靖指出:“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之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桓公、管仲“复修太公法”于是有《金版六弢》传世,这应是迄至唐人的共识。

    综上可知,齐国齐地兵学文化由来久远,而姜太公是这一文化传统的主要奠基人。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姜太公之后的齐地兵家辈出,其渊源所自明晰可见。故《孙子兵法》的名世,自不例外。

    孙武的军事思想在齐国兵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作用。它首先是对姜太公、管仲、王子城父等前代兵家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加以总结、归纳、继承、发展的产物,即在因时势制宜的前提下,通过传承的途径而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了充实、提高与升华,以进一步实现其“切近世,极人变”的效用。其次则为其后世的吴起、孙膑、田单及汉魏兵家提供了启迪,树立了规范,揭示了战争的所以胜败及其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性作用,自然也揭明了战争理论必务于“切近世,极人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史记·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由此可见,对于德兵兼行、正奇并用的黄帝、汤、武制胜之道“能绍而明之”并使之“切近世,极人变”的,继太公、管仲和王子城父之后,便是孙武。

    世传为齐人的兵书,如《六韬》、《司马法》、《孙子兵法》及《孙膑兵法》等,各书虽不乏附益和变改,各有诸多克敌制胜的理论在其中,但战争以民本为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如《六韬》强调以“树敛”之道“取国”、“取天下”；《司马法》强调“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强调“攻其国,爱其民”；《孙子兵法》强调“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膑兵法》同样强调“莫贵于人”,强调“内得其民之心”。为了克敌制胜,在临阵决战时让将帅自行决断军机而不受外来牵制,以免贻误战机,齐兵书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六韬》强调“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司马法》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司马穰苴自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为辞而斩齐景公的宠臣庄贾；《孙子兵法》强调“乱军引胜”为用兵之患!他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又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孙武自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辞而斩吴王的二宠姬。

    由上述可知,《孙子兵法》是对以太公兵法为主的齐国兵法继承发展、充实提高的结果。李靖指出:“《司马法》,本太公者也”；“管仲制齐之法”和张良所学,《六韬》、《三略》,韩信所学,穰苴、孙武,“其实此皆得太公之遗法。”此说必有所本。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原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