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战国中期的齐魏马陵之战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它以齐大胜魏而告终。然而，由于史书记载出现混乱和错误，致使这一战役的战址出现多种说法并立的局面。那么，这次战争的战场究竟在何地呢？本文试作新说。
（ 一 ）《 孙膑兵法 》出土对旧说的冲击及对郊城说的佐证
传统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都在河北、山东、河南交界之处的大平原上找马陵之战的战址。这也难怪，当时（这次战争发生在周显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341年 ）魏国都城是大梁，齐国都城是临淄，战场最可能在连接两都直线的中间点附近，因此有人说战场在大名附近的元城，有人说在古鄄城或濮州，有人说在范县，有人说在莘县。至今，大名附近还有6个靠在一起的马陵村，莘县也有一个马陵村，与附近的道口村合称马陵道。其实濮州、鄄城范县二说，指的是同一地点，其根据是张守节《史记正义 》注《 史记·魏世家 》“太子（ 申 ）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注文曰：“虞喜《 志林 》云，‘马陵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里。’”虞喜说的这个地方一度属范县，1964年范县划归河南后，其地便改隶莘县大张乡。故郭沫若的鄄城说，翦伯赞的濮县说，张习孔等的范县说及莘县说，都是根据虞喜的说法而来的。不过今天山东莘县的马陵，在晋代鄄城的西北而非东北，古鄄城的东北方没有马陵地名，严格地说，今之诸说与虞喜说稍有不同。大名、元城说的根据是裴驷的《史记集解 》和司马贞的《 史记索隐 》，他二人注《 魏世家 》都引徐广的话曰“在元城”。徐广可能受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 》的影响，杜预的注文是“马陵卫地。阳平元城县东南有马陵”。但是杜预所注的乃是春秋诸国会盟的马陵，非必就是齐魏之战的马陵。战国时还有一个马陵，《史记·魏世家 》惠王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这是韩国的马陵，遗址在今中牟、尉氏、新郑三县交界之处。人们往往把这三个马陵混为一谈，因此，异说竞起，各说其所是。元城，晋时属阳平郡，故杜预称为阳平元城，明清时属河北大名府，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称马陵在大名城东十里。后元城并入大名莘县，故朱绍侯编的《 中国古代史 》主大名说，大名、元城实为一说。这些旧说在《 孙膑兵法 》尚未出土以前也还都有一定的说服力，而且这些旧说又多为古今著名的史学家所主张，故而，少有人对之怀疑。
但这种情况到了1972年则发生了改变。1972年，山东临沂清理了一座汉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已整理出来的有《孙子兵法 》、《 孙膑兵法 》、《 六韬 》、《 尉缭子 》等书。其中《 孙膑兵法 》的重新问世，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但证明了孙武、孙膑各有其人，佚失千余年的《孙膑兵法 》实有其书，还提供了有关马陵之战的新信息，足以推翻《 史记 》记马陵之战任齐军主帅之人及虞喜、徐广等人所指出的马陵战址的根据，从而较有力地冲击着已有的旧说。
书中有一篇《 陈忌问垒 》，就是陈忌与孙膑议论马陵之战之文，孙膑对战术部署的回答至关重要。陈忌即田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记马陵之战，曰“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认为齐军大将为田忌，本篇却证明田忌并未参加马陵之战。孙膑说“用此者，所以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此吾所以取庞□而禽太子申也”。陈忌又说“可得闻乎？”“川事己往而形不见”，下面孙膑便详谈具体部署。故《史记 》所记不可信。田忌为将并直走大梁，显然把发生于公元前353年齐魏桂陵之战的旧事加到马陵之战上来了。这还是个小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膑的“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这句话从“此吾所以取庞□而禽太子申也”看，在仓促窘迫之中，被逼处于“隘塞死地”之中的显然是庞涓和太子申的兵马。“隘塞”多指山地之险要处，“死地”是《孙子兵法·九地 》篇中之专用名词。孙子说，“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在《 孙子十一家注 》中，杜牧引唐初军事家李靖的话说“或有进军行师，不因向道，陷于危败，为敌所制，左谷右山，束马悬车之径，前穷后绝，雁行鱼贯之岩……一人守隘，万人莫向，如彼要害，敌先据之……若此死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孙膑自行解说马陵之战战地的一句话，加上兵学家对“死地”的解释，是对元城马陵和莘县马陵不具备作为战址的条件的直接判定。
现在的“元城战址”，位于河北省大名县东南25公里处，有东马陵、西马陵等6个以马陵为名的行政村。东西二马陵之西，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冲沟，南起马颊河，北至束馆村，长约3. 5公里，宽5 ~ 15米，深2. 5 ~ 3. 5米，由许多弯弯曲曲的小沟交叉相连而成。沟谷地带内部有条小路，当地人称马陵道。大名县及其附近地带，均属平原地带，马陵各村的沟谷，其沟壁系黄河冲积后沙土堆积而成。这里与马陵之战的有关传说较少，束馆东南曾有过一个孙膑祠堂。地下从来没有出土过战国时代的兵器或有关器物。
莘县属山东省，马陵村一带的地形，和大名的马陵差不多，坐落于黄河故道形成的较高的台地上，通往道口村的那条冲沟，大体上与大名马陵的冲沟相仿。据该县文化局负责人介绍说，馆藏的文物时代都较晚，目前还没有发现战国的兵器。莘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将此地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立保护标志“马陵战场遗址”。这些地方，由于地势平缓，属大平原，不具备打伏击战的条件，这同《孙膑兵法 》中关于在“隘塞死地”中擒太子申、杀庞涓的记载是格格不入的。
山东郯城马陵山是马陵之战战址的说法出现较晚，清乾隆年间修的《沂州志 》载“齐伐魏，孙子胜庞涓于此”。这个说法本来不曾受到人们重视。但是在《 孙膑兵法 》出土后，主此说者渐多。最先发文论证的是左牧先生，他在《 东岳论丛 》1981年第6期上发表《 马陵之战战址及起讫时间考 》，认定该战址在郯城马陵山。接着河北石家庄的王焕春先生，连续在《中国史研究 》和《 河北学刊 》上发表文章，提出较充分的主此说的理由。郯城县为了参加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组成了“马陵之战战址研究课题组”，从文献资料、出土文物、军事地理学、村庄得名由来四个方面加以论证，也认定战址在郯城马陵山，得到了与会学者、军事家的肯定和赞同。
马陵山位于山东省郯城县东，为沂蒙山余脉，北与临沂兰山相连，南抵江苏宿迁，南北走向，海拔在80 ~ 180米之间，地形平险相间，沟壑纵横。传说困住庞涓的独龙涧由九条沟汇合而成，状如葫芦，两旁悬崖峭壁，矗立如屏，正符合李靖所解的“死地”。马陵山之名，始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称之为陵山，又称此山为马岭山。一条山脉（ 不是一座山头 ）的得名，在历史上不会有大的变化，此山名应起源甚古。山中地形地貌，也不曾发生大的变化，连绵几十里的古马陵道，今日仍依稀可见。
虽然马陵之战距今已两千多年，但大名及莘县战址，即使经历沧桑变化，地貌可变，大范围的平原地形不会轻易改变。《战国策·魏策二 》：“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在大平原上，长六七里的沟沟涧涧，道路又狭窄，敌军成纵列而行，即使入伏，顶多围住几千人，怎么能“覆十万之军”？只有郯城马陵山具备把魏军十万之众装入口袋的条件。虞喜与徐广都是东晋人，没到过北方，又没见过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 》以后，历代书目均未著录《 孙膑兵法 》），便在大平原上找马陵之战遗址；后之学者，未见过《 孙膑兵法 》，据虞、徐之说以定战址，都是可以理解的。今天，读了《陈忌问垒 》，谁还会相信虞喜、徐广之说呢？
或问：郯城马陵山为马陵之战战址，只有地形上的根据，只能算孤证，可有文献上的根据吗？答曰：有的，但需要作一番史料鉴别工作，这得从《史记 》记马陵之战的含糊矛盾说起。
（ 二 ）《 史记 》记马陵之战的矛盾
《 史记 》记马陵之战的，有《 秦本记 》、《魏世家 》、《 田敬仲完世家 》、《 孙子吴起列传 》、《 六国年表 》等篇，而诸处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例如，关于战争起因，《 魏世家 》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田敬仲完世家 》说“魏伐赵，赵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於南梁……韩氏请救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孙子为师，救韩。”《 孙子吴起列传 》则说：“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这就令人感到迷惑，到底齐国是为了救赵还是为了救韩而与魏国交战呢？细考之，这一场大战，既非因齐救赵，也非因齐救韩，主动攻入魏国。倒是魏大起兵主动攻齐，齐军应战，战胜而厄解。理由是：一，这场战争依据《史记 》纪年，发生于周显王二十八年，魏惠王三十年，齐宣王二年，韩昭侯十八年，赵肃侯九年。而在《 韩世家 》、《 赵世家 》等的相当年份，均没有“魏伐我，齐救之”的记载。《六国年表 》周显王二十八年一栏内，只有齐国部分记载：“败魏马陵，田忌，田婴，田朌将，孙子为师”。魏国部分记载“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韩、赵两国部分都是空白，没有“魏伐我”的记载。这证明魏伐赵或伐韩，都非实有的事。二，再看看比《史记 》更早一些的记载。《 孟子·尽心 》篇说：“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指的是前353年占领赵国的邯郸，齐救赵，大败魏军于桂陵。“将复之”指打算复仇。“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指马陵之战以太子申为将，终于战死。说得清楚的是《战国策·魏策二 》记曰：“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下面说有客劝说公子理（ 太子之弟 ）的“傅”教公子理泣于王太后，止太子申之行，其中有这样的话：“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朌，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胜，不胜必禽。”又《宋卫策 》记曰：“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能听臣乎？’太子曰：‘愿闻之。’客曰：‘固愿效之，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子之言而还。’客曰：‘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上车请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不如遂行’。遂行，与齐人战而死。”《战国策 》的这两段记载，提供了以下几个信息：一，战争是因魏大起兵攻齐而引起的。二，战场不在魏境，也就是说，排除了齐救韩 （ 或救赵 ）而“直走大梁”，入魏境三日的可能，因为如果齐兵攻入魏境，魏兵抵抗入侵，太子申也就不会带兵到宋国的外黄，也不会考虑敌前退兵的。三，记载了魏攻齐的进军路线和初步的战略目标。四，齐国这时掌兵权的是田朌而非田忌，这与《孙膑兵法 》陈忌未参加马陵之战可以互相补充。《 竹书纪年 》记马陵之战的次年，田朌率师攻魏东鄙，也可为此说的旁证。
马陵是马陵之战的主战场，但以马陵为地名的有好几个，哪个是真的呢？要是知道这一战役中交战双方的进军路线，问题就好解决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记马陵之战最详细，但记得最含糊，启人疑窦之处甚多。一，它说“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魏攻韩，韩都郑（今河南新郑县 ）在魏都大梁西南200里多一些的地方，庞涓“去韩而归”，到大梁附近的时间一定比从齐魏边境“直走大梁”的齐军要早。他如遮住大梁以迎齐军，就是战场在魏境（下面有庞涓的一段话：“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可证 ），魏居西而齐居东，战争在齐进入魏境的第四日或第五日或第六日发生。但它又说了一句“齐军已过而西矣”，这句话承“（庞涓 ）去韩而归”之后，应该理解为两军交错而过，主客易形，齐军在西，魏军反而在东，魏军便转回头来，沿着齐军走过的路追蹑。这样仍是战场在魏国境内。自然，还可以有另外的解释法，即齐军已经越过齐魏边境西进了，那么，仍是魏军对面迎上，双方当在魏境发生遭遇战。只要战斗在魏境，第一，齐军不好设伏，因为这绝瞒不住魏军；第二，战场绝不会在今之大名、莘县或郯城马陵山了。所以《孙子吴起列传 》虽然记了大梁和马陵这两个地名，而由于记齐魏行军路线含混，无法据之以考证出战场马陵究竟在何处。
前面，全引《 战国策·宋卫 》那段记载，不仅证明这是魏主动攻齐的战争，战争不是在魏国境内进行，还因为其中提出了魏军的进军路线。它首先提出了魏太子申将兵到了外黄，接着外黄徐子指出了魏军的初步目标是胜而并（占领 ）莒。外黄在今河南祀县，当时属宋国。齐如攻魏，路线是由东北向西南，魏迎敌或者反击，应向东北方进军，不会走到东南的宋国外黄来。倘若如前所考析的，这次战争并非因齐攻魏而引起，乃是魏国为了复桂陵战败之仇，主动起兵攻齐，它可以自行选择攻战目标，而它选择了走南线，打算攻占齐之南疆，以莒地为目标（《史记·魏世家 》“大胜并莒”句下，《 史记正义 》注曰“莒，密州县也，在齐东南。言从西破齐，并至莒地，则齐土尽矣。”《 正义 》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一，原文“并莒”二字，根本不包含“从西攻齐”和“齐土尽矣”的意思。二，从西攻齐，即使并至莒地，其东北有即墨、莱邑，东有计斤，南有鄅鄟，郯、鄫故地及下邳之地，说不上“齐土尽矣”。三，从西攻齐，应当进军鄄、阿、高唐之地，直走东北，用不着走东南到外黄。四，当时齐未实行郡县制，说不上“密州县也” ），那就把《 史记 》记载矛盾形成的迷雾一扫而空，揭示事实的本来面目了。
魏攻齐，为何放弃了两国都城间的最短路线——直线不走，反倒大迂回地走南线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说起。一个是这条路线更具体地说是由大梁经外黄再经徐（当时的徐在今之山东滕县南而非今之江苏徐州市 ）邳以南经郯东马陵古道，以达莒地的路线乃是文献中唯一有记载的路线，而且出自专记战国史的《 战国策 》，《 史记·魏世家》也全文予以转载（《 史记·魏世家 》在转载《 战国策 》这一段文字的前面加上了一段“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这实际上是把桂陵之战的原因移植过来了，不足凭信）在文献中就不是孤证（ 其他路线不但谁也说不清楚，连孤证都没有 ）。再一个倘若向东北方向攻齐，必须考虑到桂陵之战时齐的同盟军赵国出兵。还有，要复大仇，就必须深入齐境，那得渡过济水（今之山东段黄河 ）。齐国从宣王初年就已开始把西部的长城连成一线，由西向东修起，即从防门（ 今平阴县境内 ）修起，魏即使渡过济水，也还得屯兵长城之下，背后可能出现赵军，那便是一个极为不利的情况。走南线当是庞涓与太子申决定的，为什么作这个决定，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有一个原因，就是公元前343年越攻齐，齐说越攻楚，越败。马陵之战时，楚正扫荡越之江南地（ 见《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楚胜越，杀越王无彊，十年后，“北破齐于徐州”，《史记索隐 》引《 竹书纪年 》：“粤子无颛薨后十年，楚伐徐州。”无颛乃无彊之误。关于这一点，另有专文考证 ）宋是弱国，淮北一带无有楚越两军的势力，而且莒和郯是齐方从楚越两国手中夺来的地方（前431年，楚灭莒。前413年，越灭郯。但前343年，越欲伐齐，齐劝越伐楚，越已明示郯莒均为齐地。语见《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未必为齐坚守，庞涓的决策，也是“批亢捣虚”之计。不料孙膑棋高一着，竟在南境等着他。庞涓之进入马陵山“死地”，也许料不到孙膑安排了伏兵，也许孙膑“用间”，使间谍诈作向导引庞涓入伏。这大约就是后人所谓的“孙庞斗智”吧。
上面所说魏军走南线的原因，是据齐魏两国情势而言，也涉及赵楚越诸国情况，迹近推理。推理而无文献根据，不足以服人。但是有了《战国策 》和《 史记·魏世家 》这明示魏国进军路线的接近第一手资料的记载，佐之以《 孙膑兵法 》“陈忌问垒”对战场地形的说明，单就文献资料而言，其可信性已经远远超过虞喜和徐广的说法了。
（ 三 ）“郤氏左”戈和庞涓墓
王国维先生治史，倡“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地上文物与文献资料互证。大名和莘县虽然也在寻找这方面的文物，但至今尚未出土过战国时代的兵器或有关的器物。郯城马陵山一带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足以证明这里才是马陵之战的战场遗址，其优势是大名与莘县所谓战址无法与之相比的。
马陵山中，在1958年修黑龙潭水库时，曾出土400余枚铜箭头，又孙塘村有40余人拾到200余枚铜箭头。1972年修跑马岭水库时，挖出数百个锅灶坑和许多三棱箭头。从1958年到1976年间，清泉寺林场曾有300余人捡到过数千枚铜箭头。1988年，清泉寺矿泉水厂扩建时，又挖出几个锅灶坑和部分铜箭头。这些箭头有两翼式的，也有三棱式的。当时出土的箭头，没有上交文物部门，最近由于论证马陵战址，课题组临时收集了几十枚，经国家文物局与省文物局两级鉴定，确定是战国兵器。这同杨宽《战国史 》关于“战国时期青铜兵器有显著进步……箭镞由双翼式变为三棱式。同时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矛、戟、剑等武器逐渐改用铁制”的记载完全吻合。在出土了大量铜镞的同时，马陵山附近还出土了若干青铜兵器，在大尚庄孙塘村出土了一把完整的青铜剑，卸甲营村出土了一把青铜断剑，泉源乡出土了二件铜刺。经鉴定这些青铜兵器全为战国时的兵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78年在大尚庄粮所院内出土了一件带铭文的铜戈，铭文为阴铸文，文曰“郤氏左”。这件兵器经国家、省文物局及有关单位的考古学家鉴定，认为应是春秋战国间晋国郤氏族团的兵器。郤氏为春秋时晋国郤献子之后。族中多人世为晋三军（晋作上、中、下三军 ）之将，见于《 左传 》的有郤至、郤缺、郤克、郤芮、郤锜等人，晋厉公时，三郤被杀郤氏孑遗回至采邑。其采邑在今沁水流域一带，战国时属河内地，此戈为战国时郤氏所铸。马陵之战，魏起境内十万之众攻齐，自然会把好武器带去，一战而全军覆没，武器遗落于战场，历经沧桑，逐渐埋入地下，乃理之当然。倘若此戈出土于墓葬之中，还可以解释为墓主人从外地带来的殉葬品，但出土于与魏有关的马陵之战的战场中，除了说明这里是马陵之战的战址外，还会有更合理的解释吗？
另外，这些出土的兵器分布也令人寻味，箭头和其他兵器都分布在马陵山附近，特别是独龙涧更是箭头的最集中处，这一方面说明马陵山是魏齐决战的主战场，另一方面，说明独龙涧确是孙膑射杀庞涓之所在地，这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中“万弩齐发”是完全相符的。
马陵山北侧样山有安子庙，其西北侧有一墓葬，1982年被挖掘，中有石椁木棺，一椁二棺，合为三重。山东大学蔡凤书教授考证，定为战国齐国墓葬制，其存在时间下限为公元前3世纪。考，郯国公元前413年为越所灭，而前343年已知郯转入齐手中，齐墓葬制在郯国出现，其上限不会早于公元前400年。民间传说，此为庞涓墓，是孙膑念同学之谊为庞涓修建的。棺椁三重，说明所葬者为大夫一级之官。民间传说，初不为治史者所重视，经考古学鉴定为前4世纪齐墓，这一传说又被赋予了文物证据的意义，与“郤氏左”戈互相辉映，为论证齐魏马陵之战发生在郯城马陵山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 四 ）话说古地名及其他
沿马陵山一带有很多地名、村名都与齐魏马陵之战有关，如庞涓被围的独龙涧，又名庞涓沟。庞涓中箭处的社子村，原名射子，《郯城地名志 》中载：因孙膑第一次射庞涓而得名。马场为战前孙膑养马之地。卸甲营村，地名志载：魏军为便于突围，在此轻装，卸下甲胄而得名。另外还有古寨、马陵道、跑马岭、点将台、分尸岭、射箭崖、庞涓一次上马石、二次上马石、恨谷崖等地名。此地是齐魏马陵之战战址，文献记载出现很晚，迟至清乾隆年间，受到学术界注意就更晚，均在《孙膑兵法 》出土以后。这些古地名却存在已久，显然不是什么文人为了把古迹拉到本乡而伪造的。有一位军事家说：“看了这些地方，听了地名传说，可以据以描绘出战役的全过程。”山民不是军事家，没有能力更没有必要去虚构出如此系统配套的地名传说。
总之，《 孙膑兵法 》的出土和郯城马陵山的地形、文献记载、出土文物、地名成因等相印证，冲击并动摇了以往各家之旧说，这足以证明魏齐之间的马陵之战的战址，应该在郯城马陵山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在别处。
《 孙膑兵法 》在临沂出土以前，是否真有这么一部《齐孙子 》，聚讼千余年，很多学者倾向于否定。一旦竹简出土，迷雾才一扫而空，这并非哪个人或哪些人企图翻千古大案所能办到的。齐魏马陵之战战址之重新认定，亦宜作如是观。
（ 作者薛宁东，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审、调研员，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