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子兵法 》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为“武经七书”之首，也是世界上公认现存最早的“兵学圣典”。作者孙武，字长卿，中国古代大军事家，春秋末年齐国人。
《 孙子兵法 》又称《 孙武兵法 》、《 吴孙子》，简称《 孙子 》。《 孙子 》总结了商周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从战略高度论述了军事领域若干重大问题，揭示了一系列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该书成书于春秋末期。《孙子 》现存最早的版本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著述最早的刻本为宋刊《 武经七书 》本和孝宗（ 1163 ~ 1189年）时的《 十一家注孙子 》本。分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共13篇，约5900余字。《 孙子 》文义精粹，内容丰富，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产物，也是孙武对战争经验和军事斗争规律的天才总结与揭示。
（ 一 ）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的关系
第一，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孙武首先指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里的“兵”是指战争，“察”是指考察研究。孙武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利害出发，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认真研究。因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战争制胜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必有一方面因素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孙武在论及战争制胜时，举出5个条件：“道、天、地、将、法。”什么是“道”？孙武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这说明，孙武的“道”是指政治而言。至于“天”，孙武解释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讲的是天时。“地”指的是地利，“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指的是将帅。“法”，指的是法规制度。孙武把道、天、地、将、法，称为“五事”，并在此“五事”基础上权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以探求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孙子认为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修道而保法”便能为胜败之政。政治得民心，战争就得民心，就必然会胜利。
第二，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孙武在《 作战篇 》中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这里，孙武说明“十万之师”的一次军事行动的费用需要“日费千金”。孙武把支持战争的需用品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方之地可以供给的粮草；另一类是取之于本国的兵器装备。为了减轻运输的费用和本国的消耗，必须“取用于国”和“因粮于敌”结合起来，阐明进行战争必须具备充足的物质条件，否则，“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战争不但是军力的竞赛，而且是经济力的竞赛，经济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
第三，战争与伐谋伐交的关系。孙子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见解。他认为只有到不得已时才进行战争，因而凡是能通过政治途径去解决矛盾，战胜敌人，应力求用“伐谋”、“伐交”这个不流血的形式去解决，而不一定要诉诸武力。因此他大声疾呼：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要依赖于拥有雄厚的兵力，善于使用高超的计谋，能够巧妙地利用敌可乘之势，去与敌人进行攻心、斗智、外交角逐，力争以势取胜，不得已才去攻打敌人的城邑。这种多方位进行战争指导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第四，战争与备战的关系。孙武强调对战争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先胜而后求战”，反对“先战而后求胜”。他认为，对于战争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各国的争霸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必须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不可幻想敌人不会进攻，而要事先造成敌人无法攻破的力量。备战牵涉的面很广，从“道、天、地、将、法”到“日费千金”的物资储备，各方面都要做好战争准备，从而使主有道、将有能、兵众强、士卒练，建立起一支“霸王之兵”，以成霸王之业。
（ 二 ）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
《 孙子兵法 》是谋略学，是制胜学。《 孙子》十三篇，除《 九变篇 》没有“胜”字，其他各篇，篇篇讲到“胜”。短短5900余字中，仅讲“胜”字就有82处之多。他既突出强调以“慎战”、“备战”为核心的安国全军之道，又极力推崇全争全胜战略，把它视为用兵的最理想境界。
首先，他明确提出：战争目的是“其用战也贵胜”，“故兵贵胜，不贵久”，把取得胜利作为战争的宗旨。然后分三个阶段阐述了克敌制胜的奇计良方。
第一、在战争准备筹划上，强调“算胜”、“知胜”、“必胜”三个环节。
“算胜”就是对敌我双方“五事”、“七计”方面情况进行详尽细致的分析对比，综合衡量，“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指出：“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强调了庙算对于取得胜利的重要性。
知胜就是孙子在《 谋攻篇 》中讲到是知胜有五的知胜之道，在《地形篇 》中讲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在《 用间篇 》中讲到的“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必胜就是孙子在《 形篇 》中讲到的“胜于易胜”、“胜兵先胜”、“所措必胜”。“胜于易胜”即拣弱的打，在易于取胜的情况下战胜敌人；“胜兵先胜”即打胜仗的军队总是首先创造胜敌的条件，而后寻机同敌人作战；“所措必胜”即将作战指导建立在必胜的基础上，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在战争的组织实施上强调出奇制胜，因地制胜，因敌制胜。
出奇制胜就是“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以“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战法战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避高而趋下”，避实而击虚。
因地制胜就是“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告诫将帅一定要善于利用天候地形，做到“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因敌制胜，就是要熟悉敌情我情，“知彼知己”，“能因敌变化而取胜”，才能用兵如神，“胜乃不殆”。
第三、在战争结局上强调破胜、全胜、不战而胜三个层次。
破胜。即通过双方交战，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全胜。虽然双方交战了，但一打即胜，而我方没有伤亡。不战而胜。就是通过政治、外交、心理、军事等多种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孙子兵法 》中所言：“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还讲到，“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而“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这就告诉我们，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从孙子的以上名言可以看出，兵法十三篇中提出的全胜之全，不是一般所谓全部、全面、大获全胜之意，而是尽量减少破坏、维护保全敌我双方生命财产的安全，甚至降低对一切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冲击，也就是说既要全己，又要争取全敌；既要全天，也要全地。要尽量避免硬碰硬的武装冲突，多采取谋略制敌、外交服敌、攻心夺敌、造势威敌等策略和途径，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孙子的这一光辉命说，石破天惊，如雷贯耳，凸显了孙子全胜观的精髓和核心，形成了《孙子兵法 》的独有特色。
（ 三 ）提出了选将用将与治军爱兵的思想
其一，国家的强盛和军队的治理依赖于优秀将领的辅佐。孙武十分重视对“将”的任用。他认为，“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将”上贯彻国君的“道”，下“令民与上同意”，“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将”对军队的治理尤为重要，治理得好，就可以实现“道”的宗旨；治理得不好，就达不到“道”的目的。所以说，“将”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是，“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等素质。”“智”，睿智多谋；“信”，赏罚有信；“仁”，爱抚士卒；“勇”勇敢果断；“严”，严明法令。但这五条要有适当的节制，不可走向极端，做到勇而不莽，出而不乱，速而不急，廉而不耻，爱而不溺。只有克服这五种性格上的弱点，即“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才可担当重任。否则，“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
其二，为将者应善于依据变化多端的战场形势自主灵活地行使职权。“君命有所不受”，这是孙武任将思想的卓越之处，也是一句千古流传的至理名言。他认为为将应不受任何权势的束缚，要善于临机制变，因敌、因地、因情而变化。自古因国君不知兵，从中牵制，将帅不能临机应变，活用所长，终至贻误战机，覆军杀将者，不可胜数。孙武为此告诫说：“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一为“糜军”；二为“惑军”；三为“疑军”。“君命有所不受”，并不是为了单纯提高将帅的权威，而是为了士兵的生命，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国家的利益。所以，凡担任将领的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才能达到统帅权相对独立的要求。
其三，对军队的管理要采取熟知三军之事和分数而治理的方法。孙武强调“将”的作用，更注意到士卒的作用，而充分发挥士卒的作用，就要加强对士卒的治理。孙武说：“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一个既不了解军队情况又不懂得管理治兵办法的统帅，将会使士卒产生迷惑和疑虑，这就等于扰乱自己的军队而导致敌人的胜利。因此，孙武认为要建立一支胜利之师，首先要加强对军队的整治。整治先从组织编制开始。孙武没有指明编制序列，但指出了组织编制的方法。他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分”，系指军队基层编制；“数”，乃指其军队整体。应当层层节制，条理井然。
其四，主张应从严格赏罚和关心爱护两方面来对待士兵。孙武除了认为要利用组织编制管理军队外，同时还主张采取严爱相兼、赏罚并重的方法“治兵”。严爱、赏罚都是从人的心理上修治，所以孙武说：“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孙武强调，将帅要像对待“婴儿”“爱子”那样关心爱护士卒。但“爱”，不是溺爱，孙武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意思是说，对士卒如果过分的厚爱而不使用，一味溺爱而不令使，违章而不惩治，那就如同骄子一样是不能用来作战的。他还指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以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意思是说，士卒还未亲切依附就施行处罚，士卒就必然不服，不服就难以使用；士卒已经归附而法纪不施行，那么这样的士卒就不堪使用。只有平时加强教育管理，树立将帅的威信，纪律才能执行。
（ 四 ）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战术思想
一是知彼与知己。“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武战略战术思想的精华，是一条指导战争的普遍原则。”知彼知己”，是正确指导战争的前提，“知是指导战争的核心，由“知”方可以“战”，由“知”才能预知“战”的方法。所以，孙武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的主要对象是谁呢？孙武清楚地指明先是“彼”。必先察敌之情，审敌之势。“知诸侯之谋”，“知山林、险阻、沼泽之形”，“知战之地，知战之日”。“知彼”之后，再“知己”，再同“己”作一比较，“知吾卒之可以击”或不可以击，“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战争，权衡战争胜负。
二是速胜与久胜。“兵贵胜，不贵久”是孙武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之一。他在《作战 》篇中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又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这里孙武把“胜”建立在“速”的基础上。实现“速”的手段，就是“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敌于迷蒙之中。
三是主动与被动。“致人而不致于人”，即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孙武认为，既要进行战争，就要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立于不败之地，重要的是争取主动。“致人”，即调动敌人；而“不致于人”，不被敌人所左右。使敌受制于我，我成为“敌之司命”。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指导战争的中心问题。
四是奇势与正势。出奇制胜是兵家作战的一条重要原则。孙武说：“战势不过奇正”。无论攻、防、遭、追、退等作战方式，从作战指挥上说不外乎“奇”、“正”两种形式。运用奇正的基础在“正”，妙在用“奇”，二者相辅相成，若“有正无奇，虽整不烈，无以致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恃，难以控制也”（何良臣《 阵纪 》）。奇正之法，贵在掌握奇正变化，而奇正变化的目的，在于造成一种“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势”即指军事力量形成并得以有效发挥的态势；“节”，能使力量恰合战机，有速度、有节奏地得以应用，“势如旷弩，节如发机”。奇正的变化就在于此，使敌人猝不及防，给敌人“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打击，出奇制胜。
五是避实与击虚。“避实而击虚”，是孙武的一条重要的用兵原则。他指出：“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就是说守要守到敌不易攻破的地方，攻要避开敌人坚实之处，攻击其虚弱之点。这里所说的虚实，用于军事上，系指构成军事力量等各方面要素，包括兵力的数量、质量，物资保障，以及战争准备等各方面因素。
六是识众与识寡。识众寡之用，是指导战争运用谋略的核心，兵力的众寡向来是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孙武认为“以十击其一”易胜；“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兵无先锋”易败。然而，战争情况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识众寡之用”，也还必须因敌、因情、因地而制胜，才能使“众寡之用”恰到好处。为此，他强调要“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即要用示形的办法欺骗敌人，使其暴露企图，而自己则不露形迹，使敌捉摸不定，才能真正造成我众而敌寡的有利态势。
总之，孙子的军事思想博大精深，内涵极为丰富。他对战争基本规律和作战指导原则的全面论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可谓我国古代军事学说中的集大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