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华夏先民所处的地域和生态环境的差异，造就了生活习惯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差别。随着历史文化的不断积淀，至先秦时期已逐渐显露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形成了学术界所公认的齐鲁、吴越、秦晋等文化圈。但是，由于考古资料缺乏等原因，以往在研究先秦时期鲁东南地区时，学术界对这样一些相对较小区域的文化现象往往忽略不计而一并归于齐鲁文化之中，这就使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被忽视和湮没。
本文认为，在研究大的区域文化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对相对较小的区域文化的研究。具体说来，作为我国民族文化内一种区域性文化，沂蒙文化随着近些年来地下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经过人们的梳理、挖掘、提炼，其发展脉络逐步清晰，它包含有儒学文化、荀学文化、书圣文化、兵学文化、智圣文化、革命文化等子文化体系。可以说，内涵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沂蒙文化与山东北部的齐文化和山东西部的鲁文化联袂鼎足，成为山东三大文化体系之一。本文拟就沂蒙文化中的兵学文化试作探讨。
一、东夷文化是沂蒙兵学文化的基础
考古资料证明，新石器时期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鲁东南地区，经历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三个阶段。由于这些文化序列完整，自成体系，使沂蒙地区成为我国上古思想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现的沂水南洼洞、日照秦家官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带有图像文字的陶尊等，说明数十万年以前鲁东南地区已有人类在此劳动生息，并创造了灿烂的东夷文化。东夷文化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尚武”之风源远流长。《说文通训定声》释道：“夷，东方之人也。东方夷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大人也。”《逸周书·尝麦》又称“帝命蚩尤宇于少昊”，就是帝命蚩尤为少昊的酋长，因而蚩尤即是整个东夷集团的大首领。史传蚩尤制作了戈、矛、戟、酋矛、夷矛等“五兵”，兵道由此兴起。据此可知，东夷民族不仅是弓箭的发明者，也是古代冶金术的最早发明者，东夷首领蚩尤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战神——兵主。据此可知，东夷民族一直以骁勇善战，尚武习兵，以智胜敌的强项民族的形象矗立于中华民族之林。
二、沂蒙兵学文化上接源远流长之东夷文化，后与齐鲁文化相交融
东夷人的擅兵尚武精神，为齐鲁兵学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太公吕望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曰：“东夷之士。”说明齐国的创立者姜太公为东夷人，他辅助周文王和周武王灭商时奇计迭出，应当说与他深受东夷文化的熏陶不无关系。《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言兵及周之阴权者皆宗太公为本谋。”姜太公建立齐国后，这块土地便成为兵家思想的沃土，兵学著作繁富而博大精深，《六韬》、《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自成体系，延绵不绝。春秋时，为了使“齐最强于诸侯”，齐桓公时建立稷下学宫，广招各国学者共同议政、议兵，形成了良好的修政治兵氛围；后齐威王又向孙膑问兵法，确立了富国强兵的战争观，齐国逐步强大起来，先后打败了魏、赵、燕、楚等国，达到了“诸侯东面朝齐”的强势。齐国的兵学由于上层的重视，民风的普及，始终占主导地位，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与齐同时就封的还有鲁国。鲁国的建立者周公旦也是一个文韬武略兼备的政治、军事家，他征服准夷，平定叛乱，维护了周王室的稳定统一。春秋初期，鲁国曾强盛一时“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抵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许陈，足以方行中夏矣”。鲁国也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先贤们，创立了一套以“仁”、“义”、“礼”、“德”、“教”为核心的理论，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积极生活态度，爱国爱家、坚韧不拔的节操和求知上进、善于学习的精神，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春秋后期，华夏各民族之间广泛交往。在山东地区，以齐鲁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沂蒙兵学文化在这种文化交融中逐步丰富、成熟和发展。可以说，沂蒙兵学文化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汲取了齐文化的开创、进取、发展精神和鲁文化重礼、继承、吸收的特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兵学文化内涵。
三、浓郁厚重的沂蒙兵学文化
发源于泰沂山脉以南的沂河和沭河流域是沂蒙文化的发祥地。沂、沭河流域的北部多是低山丘陵，中南部则是广袤无垠的平原。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沂蒙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铸造了自己奋发图强的性格。为了谋取生存和发展，沂蒙人自古就非常重视修政治军，发展经济。从沂蒙地区出土了大量东周至汉代的青铜兵器和铁兵器，沂南北寨汉墓中规模宏大、工艺高超的汉画像石，金雀山汉墓精美绚丽、五彩缤飞的帛画，都足以证明，这里在汉魏以降之前为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反映沂蒙兵学文化的重要资料是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物。其中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先秦兵书。同时出土的两件漆耳杯，底部刻有“司马”二字，4号墓出土的漆盘上刻有“马门”二字，墓主人或其家族可能是长年出任司马军职的武官。3号墓随葬的戈、剑、弩机、箭头等兵器，也证明墓主人与军事有关。银雀山1号墓中随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大批先秦兵书，更足以说明当时沂蒙地区兵学研究之风盛行。
四、沂蒙兵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个显赫的家族文化，往往是一个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秦汉以后，居于沂蒙琅琊阳都的诸葛亮家族为继承和发扬沂蒙兵学文化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诸葛家族在历史上是琅琊望族，诸葛亮的父祖在两汉时都是朝廷命官，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仕蜀、吴、魏三国，文韬武略，治国安邦，个个有着非凡卓越的才能，而他们的政治、军事作为与其良好的家学渊源和区域文化环境的影响是分布开的。
考之古琅琊，西汉曰琅琊郡，治东武；东汉曰琅琊国，治开阳，皆在今山东临沂。这里经济发达，学术渊源，早在西周春秋时期各家各派的思想蜂起，百家争鸣热烈；西汉时期，又是中国的学术中心之一；因地域因素，受齐鲁文化的影响至深。因而，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沂蒙兵学文化思想包含了一体多元的复杂倾向，即是以兵、儒为主体，又兼容道、法、墨、阴阳学派的思想精华，从而形成政治主导军事的时代特色。如：信奉法家，主张“信赏必罚”，保证了蜀国政治上清明，后人对此评价极高。陈寿道：“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提倡道家“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无为而治”思想，主张清静无为修身养性，淡泊名利，由此得到后人的敬仰和高度评价。
贯穿诸葛亮军政一生的兵儒思想的形成与其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与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沂蒙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儒学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两汉时期，沂蒙地区又出现了以后苍、孟喜、匡衡、王祥为代表的精研儒学的学者，他们精通五经，设帐授徒，使儒学思想更大范围更广泛地得到传播。诸葛亮自幼即生活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主导教育的环境中，因而，儒家学说成为诸葛亮政治思想的基础，他一生注重品德修养，尊奉儒家的仁、义、忠、信思想，矢志不渝地忠效于刘备父子，为兴复汉室，鞠躬尽瘁，终生奋斗，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崇高境界。
齐国是中国古代兵家的萃生之地。诸葛亮作为齐地兵学的继承者，其深邃厚重的军事思想在其军政生涯中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发展。诸葛亮的治军思想、战略思想、用兵思想以及谋策、奇正、合纵、用兵、兵制等诸方面的理论都未脱出《孙子兵法》的基本范畴，兼容博采诸家学说之精髓，思想学说更富有理性，政治性和人性化更浓重一些。具体地说，一是高度重视人谋。诸葛亮善于从事物的复杂变幻中把握本质，洞察历史发展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为刘备制定了先据荆、益二州而后夺取天下的联吴抗曹战略，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和军事谋略。二是治军与治国紧密结合。诸葛亮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指出：“国以军为辅，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他认为军队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军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要恢复汉室，成就霸业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做保证。所以他在选将、治军、用兵方面始终站在“安国全军”的高度，深谋远虑、精密筹划、谨慎用兵，显示出了文韬武略、安国定邦之英才。三是“攻心”为上的全胜思想。重视攻心是诸葛亮军事实践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在继承管子心术、孙武心战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攻心为上”的全胜观点，实施了一个避免兵灾战祸，减少实力消耗，不以兵战胜一时，而以心战胜长久的全胜方略。“七擒七纵孟获”是诸葛亮攻心理论最完美的体现和运用。他结合实战，设计制定了练兵、行军、扎营、作战等一整套用兵章则，也备受后人的重视。诸葛亮死后，司马昭特令陈勰学习他的兵法兵制，作为晋朝的军事制度。
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沂蒙兵学文化注重博采兼容，集众之长，把各家文化融为一炉，进行取舍、提炼和改造，从而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修政治军思想体系。可以说，沂蒙兵学文化博大深沉的内涵以及鲜明的地域特色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典兵学。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理事、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