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列国中，以齐国谋略文化最为发达，而齐国谋略文化尤以田氏家族为代表。仅就兵家文化的角度讲，彪炳千秋的几部兵法如《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以及名将田忌、田单等皆出自这一家族。齐国兵家文化与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具有一种明显的渊源关系，因此探讨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于深化包括齐兵家文化在内的齐国谋略文化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形成于其取代姜姓齐国的漫长过程中。田氏代齐是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逐渐完成的，其间田氏家族动用了大量的计谋权术，试以人们耳熟能详的谋略术语衡量一下，诸如：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处虚守静，慎守待时；当机立断，火中取栗；随机应变，悬权而动；阳奉阴违，上下其手；无中生有，蒙混欺骗；挑拨离间，混水摸鱼；遍置耳目，探敌用间；欲擒故纵，以退为进；行阴德，广结善缘，收拾人心；调虎离山，断敌归路；拉一个打一个，逐个击破；通过对外战争，剪除政敌。凡此种种，倾险变诈，诡秘变幻，简直把个谋略权术玩弄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田氏家族的谋略文化正是伴随着取代姜齐的长期斗争逐渐形成的。
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成因
（一）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形成于春秋的时代背景
谋略，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氏族社会，地广人稀，社会结构简单，血亲维系人际关系，大家与世无争，安然自处，这样的民风纯朴的时代是很难设想有什么谋略文化的。历史进入夏商周三代，社会由儒家所标榜的尧天舜日的“大同”之世，递变为“小康”之世，谋略计策、机心机事也就渐次多了起来，甚至被后世誉为中国谋略的鼻祖人物也出现了，便是俗呼“姜子牙”的齐太公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吕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文王之能“三分天下有其二”，周武王之能一举颠覆殷商王朝，皆端赖于吕尚的阴谋诡道、兵权奇计。看来，中国兵权谋略鼻祖的桂冠非太公吕尚莫属了。但是吕尚对中国谋略文化的贡献也仅仅停留在一个实际操作的层面，他基本是个谋略实践家而非理论家，传世《六韬》等所谓的太公兵法，似非太公亲手所著，而是战国人之伪托。
太公以后的整个西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诸侯国均致力于在新封领域内的经营建设，无暇外顾。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地方势力崛起，上下内外交争，诸侯与天子，大夫与诸侯，士与大夫，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平民，以及国与国，华夏与夷狄，各种矛盾激化，社会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状态，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谋略的运用与实践急剧多了起来；尤其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化，职业政治家之外又逐渐分化出职业军人（将军），职业外交家（行人），职业商人也出现了。这些新职业的从事者，其职业活动的可供参据的礼法习俗愈来愈少，愈来愈不合时宜（如西周初期的军礼，至东周时就显得那么迂腐可笑），于是为适应形势需要，当时政治、军事、外交、工商等各行各业，以及为人处世方面，都发明或总结了适宜于各自领域的游戏规则、谋略和手段。自然，各个领域的谋略有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而各领域和领域之间，又有横向的交流与借鉴，因此几乎一进入春秋，就进入谋略文化的黄金时代。而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形成，自然与这一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
（二）田氏家族文化形成的血缘种族的背景
齐国的田氏出自陈国公室。陈国妫姓，始封君“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陈国既为虞帝大舜之后，那么其文化自然是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而其人民自然也是聪明智慧的。
从妫满到陈厉公的父亲陈文公圉经历若干代，前后十位君主。由于陈国自有其文化传统，并不严格遵守周礼，宗法制传统比较薄弱，故国家政治生活中保留了许多诸如兄终弟及之类的原始遗存，由是陈国因兄弟子侄争夺君位继承权而发生的内乱史不绝书，齐国田氏嫡祖田敬仲完由陈来奔，正是起因于陈国的一场持续几十年的内乱。这种充满了弑君篡位、腥风血雨历史文化的国度，有助于培养人的生存智慧和斗争艺术；兼之陈国弱小，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列强环伺，因此需要很强的生存自立能力。陈人善变尚谋的国民性格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战国策·齐策五》云：“昔者莱、莒好谋，陈、蔡好诈。”陈人“好诈”是远近闻名的（老子产生于陈国故地的苦县，亦非无因）。田（陈）完率领宗亲逃至齐国，自然也就将陈氏固有的“好诈”的集团性格带到齐国，成为齐国田氏家族的文化传统。
齐国的田氏家族始终保持着浓重的种族故国意识。陈国先后于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鲁昭公八年（前534年），两度亡而复封，最终竟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被楚国彻底灭亡。“亡国踣家”，“宗庙不血食”，这对于妫满所有的后人来说简直有椎心泣血之痛。田氏家族为了使虞（舜）之“继守将在齐”，遂萌生并加快了篡夺姜齐的步伐，日暮途远，不择手段。因此，我们便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田氏篡齐的四个关键人物文子、桓子、釐子、成子之世，正是陈国不绝如缕至最终灭亡之时。因此我们认为，陈国的衰亡实可视作田氏谋略文化形成的催化剂。
（三）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形成的姜齐文化背景
追本溯源，姜齐谋略文化实肇基于太公吕尚。吕尚以“阴谋修德”以及“兵权与奇计”协助周文王、周武王倾覆商政，创建周朝，然后作为“功臣谋士”之首封建国于齐。太公立国方针原本就有着鲜明的谋略文化色彩。《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汉书·地理志下》云：“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
由太公开创的齐国谋略文化到了桓公时代更有长足发展。管仲、鲍叔、宁戚等辅政大臣早年皆曾经营过商业，势必要影响桓公一朝的政治风格。《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之谋博大精深，诸如：“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以富兼人，以德兼人”等等即是。“管仲卒，齐国尊其政，常强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是以姜齐谋略文化在管桓之后仍在继续发展。
姜齐谋略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田氏为了家族的事业，想必要从中汲取营养来充实自己。田无宇就曾公开说过：齐桓公以能施而霸（《左传》昭公十年）。而田氏家族施财布惠行阴德的谋略传统正是由田无宇开创的，其有意识仿效管桓霸政谋略是无可怀疑了。姜齐谋略文化的其他内容如“兵权与奇计”、虚诈不情、通货积财以及因应之术，田氏无不拿来为我所有、为我所用。
田氏是从陈国宫廷斗争的腥风血雨中闯出来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经验和教训本来就在田氏家族成员的心灵深处留下深刻的烙印，而齐桓公死后的齐国政坛持续动荡，矛盾之错综复杂、斗争之残酷激烈又远甚于陈国。在这种形势下，田文子以前的田氏家族一方面采取处虚守静、韬光养晦而避免过早卷入政治斗争漩涡的策略，一方面从姜齐公室内部的倾轧厮杀如崔庆之乱中观摩学习，汲取经验和教训，充实本家族谋略文化的宝库。田文子以后，随着田氏家族渐渐强盛，有力量卷入冲突斗争以便捞取更大的权益，这时他们则一边同姜齐集团斗争，一边从姜齐集团那里学习。田氏谋略文化正是在同姜齐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发展光大的。
（四）从田氏家族的职守看其家族谋略文化的成因
作为齐国大夫，田氏家族的历代核心人物首先是政治家，因此，田氏家族的谋略文化亦就以政治谋略文化为主要内容。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春秋时期的田氏家族成员许多人都曾从事过工商、军事、外交，而这三个领域又是谋略文化特征最明显的领域。田氏家族从业其中，总结经验，提炼计谋，升华智慧，然后源源不断地输入其家族谋略的文化宝库，也是不难想象的。
田氏家族有着悠久的从事工商的历史，远祖有虞氏就是精于陶艺的氏族，据传，其领袖大舜不仅曾“陶于河滨”，还曾“就时”，“灰（贩）于常阳”，“贸迁于负夏”。周武王克商，舜之苗裔妫满受封于陈，同时又被任命为陶正，主管周朝的制陶业。田（陈）完逃来齐国后，齐桓公任之以工正，负责齐国的手工业管理。可能正是基于以上远近的背景，田氏家族有着鲜明的经营工商业的传统，甚至如上文所说，连田文子、田桓子这样的在朝大夫，密谋策划时竟也要借用商业隐语进行交流。迨及齐景公，田氏已经发展为齐国的第一工商业家族。《盐铁论·刺权》载：田氏控制姜齐的山海利源，“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转毂运海者盖三千乘。”工商致富，然后凭借雄厚的资本“行阴德”，正是田氏家族颠覆姜齐政权的法宝之一。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的是，工商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高瞻远瞩和精打细算的智慧与韬略，战国大商人白圭尝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矣。”因此可以肯定，经营工商产业是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重要成因。
田氏家族许多成员曾有过军旅生涯，甚至不乏统帅军队的方面之将，仅见诸《左传》者就计有：田无宇参加伐莱之役（襄公六年），孙书（字子占，田无宇之子）统兵伐莒之役（昭公十九年），田乞统兵救范氏之役（哀公四年），田瓘、田庄以及田书、田逆分别参与伐鲁之役、艾陵之役（哀公十一年），田瓘统兵救卫之役（哀公十七年），田常统兵救郑之役（哀公二十七年）。其他见诸史乘者尚有：田穰苴退晋军、燕军之役，田完子拒越之役等等。田氏家族在军旅生涯中积累的丰富的治军、用兵的经验智慧，必定成为家族谋略库中的重要内容。比如田须无言“兵不戢，必取其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堪称兵家之格言妙语。次如田常统兵救郑之役，整军经武、临阵处置皆甚得为军之道，颇有名将风范。
至于外交，也是田氏家族擅长的职业，洞悉天下大势，纵横捭阖，娴于辞令，在外交阵线多有建树，见诸《左传》者如：田无宇使楚乞师，终于使楚国伐郑以救齐（襄公二十四）；田须无力排众议，主张响应弭兵之会，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我民，将焉用之？”（襄公二十七年）；田须无劝齐景公朝晋（襄公二十八年）。尤其田成子常（恒）弑杀齐简公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田氏家族在外交上更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更能充分展示田氏家族的谋略特色。
齐平公元年（前480年）春，鲁国孟孙氏的采地成邑（今山东宁阳北）叛投齐国，孟武伯率兵攻打成邑，不克，就在附近起筑舒邑以压迫成邑。齐鲁关系骤然紧张。秋天，田常派其兄田瓘出访楚国，敦睦齐楚邦交。田瓘路过卫国时，遇见孔门弟子子路。子路谓田瓘道：“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何必恶焉。”田瓘当即表示赞同。于是，本年冬天，齐国约请鲁国讲和，孔门另一大弟子子贡陪同子服景伯访齐，田常亲自到子服景伯下榻的客馆探望。子贡表示鲁国愿意像卫国一样，结好齐国。田常遂将成邑归还鲁国。从此，齐鲁邦交乃趋于正常。此后田常又充分利用楚有白公之乱、晋有四家之争、吴越相互攻伐的有利国际环境，开始插手中原事务，加强齐国对中原诸侯的影响力。四年之中，田常数次出兵卫国，终于控制了卫国的局势。齐平公六年（前475年）夏，田常在廪丘主持诸侯盟会，准备驱使诸侯联军替郑国讨伐晋国，但郑国并不想同晋结怨过深，因而婉言拒绝，使得盟会不欢而散。次年秋，齐平公在田常指使下前往齐西境的顾邑，与鲁、邾两国君主会盟。
田常在外交领域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尽管有弑君盗国之名，但“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甚至连晋、楚等强国也无力遏制齐国势力向中原的扩张，齐国颇有重振桓公霸业的气象。
外交也是需要高度智慧的职业，田氏家族在外交方面无疑也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从而也大大丰富了田氏家族的谋略库藏。
要之，齐国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以上所列只是几个主要方面而已。
余论：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齐国社会的影响
战国时代的齐国是田氏的齐国，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固然仍在持续发展，但是鉴于田氏已经摇身一变为齐国的王室贵族，所以其家族谋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齐国谋略文化。田齐谋略文化之发达，实乃众所皆知的事实，无庸赘言；然而姜齐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田齐谋略文化究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从风尚的层面看，田氏齐国的谋略文化比较姜姓齐国要鲜明和发达许多。《管子·水地篇》说齐人“谄谀葆诈”，《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秦昭王语“吾患齐之难知”，《战国策·齐策》载秦王政语“齐多智”，凡此云云，所指皆为战国时的齐国，而非春秋时的齐国。战国时齐人重谋尚智性格愈发鲜明，除了与齐国工商业持续发展繁荣、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以及崇尚“谋”“诈”的莱国、莒国并入齐国版图等背景因素有关外，也同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浸染和影响大有关系。
其次，从政治的层面看，战国田齐统治者娴于统治术的运用，齐威王继位之初“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后封赏即墨大夫而烹杀阿邑大夫，致使“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便是典型的事例。此外，战国时的齐国特别重视治国谋略的研究、探讨和总结，田齐统治者兴办的几乎与战国田氏相始终的稷下学宫，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以优厚的条件招致天下游说之士，“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请这些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不治而议论”，遂有“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而细察稷下百家政治学说，便不难发现其中掺杂了不少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内容成分。就以黄老学派来说，其以黄帝和老子命名学派本身就打上了深深的田氏家族的烙印。齐威王所铸敦铭云：“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铭文中的“黄帝”，传统以为即号为轩辕氏的黄帝，而事实上却是指的田氏家族的远祖虞帝舜。至若老子，《史记·老子列传》云：楚苦县人。按苦县，今河南淮阳，春秋地属陈国，则老子可算作田氏旧国的遗老乡贤（我们甚至怀疑现存《老子》其书，正是战国田氏家族假托故国老子之名而编纂的一部权谋学著作）。由此可见黄老学派一名的缘起，实在体现着田氏的故国之思和祖宗之念。另外，黄老之学作为稷下显学，所论不外乎政治权谋术，处虚守静、通权达变、因任而治则是其主旨，而这一切不仅是姜齐政治文化的传统内容，更是田氏家族谋略学的精髓要义。由黄老学派衍生出的稷下法家，强调“德法兼治”，亦带有鲜明的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特色，田氏家族正是靠“行阴德”，“行刑罚”，德法并施而取代姜齐的。更耐人寻味的是，稷下兼治黄老之学与法家之学的核心人物恰恰正是一位田氏家族成员，那便是绰号“天口”的田骈。
再次，从兵学的层面上看，战国齐国兵学更同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密不可分。前文提到，春秋时的田氏家族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军事实践经验，也出现了诸如田书、田穰苴、田常等名将。迨及战国，田齐守土护疆者多为田氏成员，如《说苑·臣术篇》中的田居子之守西河，田解子之守南城，田种首子之守即墨，即是显证。而威震一时或流芳百世的著名兵家人物又几乎是清一色的田氏家族成员，如田忌、孙膑、田婴、田文、田单，这已足以说明战国齐国兵家与春秋田氏家族谋略文化之关系了。
那么，如何看待孙武以及《孙子兵法》同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关系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谈一谈齐威王与田穰苴以及《司马兵法》的关系。我们且看《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文字不长，疑点颇多：其一，“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然其名不见于《左传》。其二，“齐景公时，晋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将兵捍燕晋之师”。晏婴去世前的景公时期并无晋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的记载，晏子既然久有“田氏将代齐”的预感，从情理上也不会举荐田氏统兵。其三，“斩庄贾以徇三军”，颇类《孙子列传》之斩吴王宠姬，也似小说家言，且庄贾其人亦不见于《左传》。因此，穰苴之事不足深信，然而其曾任大司马，善于治军，或许有其事，尤其本传称：“已而（指功成尊为大司马之后）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譖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后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叙述详致，当有所本。因此我们姑且相信实有田穰苴其人，善于治军，且能“申明”古本《司马兵法》。然而，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本传结尾的两段文字：“……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如此，《司马穰苴兵法》是齐威王召集稷下大夫于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时，将以田穰苴为代表的田氏家族的有关治军经武的一些言论附于其中，编纂成书的，而前文我们已经谈到，田常之治军经武就颇堪称数。
作为一位具有宏图大略的君王，齐威王所“使大夫追论”者自然不会仅有《司马兵法》，据研究《六韬》、《孙子兵法》亦当成书于齐威王时的诸大夫之手。在此且不论《六韬》，单说《孙子兵法》，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史记·孙武列传》较之《司马穰苴列传》更语焉不详，疑点尤其多多，因此我们认为即便春秋末年的齐国田氏家族中实有孙武其人（或许即是《田敬仲完世家》“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中的田武子），《孙子兵法》也绝不是孙武所著；联系到《司马兵法》的成书，似乎可以肯定也由齐威王召集稷下大夫集体所编纂。当然书中的那些时代特征较早的内容应是对春秋时代齐国兵家尤其田氏家族兵家谋略内容“追论”的结果，而冠之以“孙武”之名，或着是出于学派竞争而不惜托古改“制”的需要，或者是出于家族的荣誉感吧。
又次，从外交层面上看，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齐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威、宣、湣三王都是很有言辩技巧和谋略的人物，而田氏家族成员如田巴、田骈等人更以善辩而擅名于一时。“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战国齐人善辩好议论蔚成风尚，三邹子（忌、奭、衍）、淳于髡、接子、冯谖、颜斶、王斗、鲁仲连等雄辩之士俊彩星驰，乃至齐国一度成为纵横家的摇篮，纵横家的巨擘苏秦、张仪早年还曾“东事师于齐”，追随鬼谷先生求学问道。田齐纵横家文化发达，追本溯源，也同田氏家族的谋略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最后，从商业层面上看，战国田氏统治者完全继承了春秋时代田氏家族的谋略文化，给予工商业高度的重视，并且积极总结和探索商战的理论和数术，其突出表现就是组织人力编写《管子》“轻重”诸篇。“轻重”诸篇托名于管仲，集中讨论商战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宏富而精深，自成体系，可以代表战国时期齐国商战谋略的最高水平。这样的著作出现在田齐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春秋田氏家族商业谋略文化影响的结果，甚至其中的理论、策略以及商战的具体事例，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田氏家族商业谋略和实践的归纳、概括和升华。
以上便是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齐国社会影响之大致情况。为表述的方便，分作五个方面简要探讨前后者间的因果关系。其实，现实生活中处世、政治、军事、外交、商贸等方面的谋略文化往往呈交叉影响的关系，比如成书于战国齐人之手的所有兵书中概无例外地透漏出商业谋略的东西；反之亦然，成书于战国齐人之手的“轻重”诸篇，也不乏军事谋略的内容和精神。如此看来，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时期齐国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恐怕远远超出了我们所估计的程度。
（徐北文：山东孙子研究会原顾问；张华松：山东孙子研究会学术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