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大地兵家辈出，邢玠就是明代一位十分重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邢玠(1540～1612)，字搢伯，号崑田，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人。万历初，历任甘肃布政使、右金都御史，大同巡抚，云贵总督，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主持边防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对《孙子兵法》多有继承和创新。然而后人对其军事思想的研究十分薄弱，本文拟结合邢玠在平播、援朝战争中的军事思想及其应用，揭示其对于《孙子兵法》的继承与发展。
一
孙子云:“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邢玠吸取了孙子优秀的战略思想，力图和平解决播州叛乱。因此至蜀后没有仓促进剿，而是针对这起由土司内部矛盾引发的叛乱，邢玠具体提出了“以剿促勘”、“阳剿阴抚”的战略方针，“震以雷霆之威，谕以丹青之信”。首先，陈重兵于阵前，造成大兵压境的强大威慑力，“我有必剿之形，彼有必败之势”，使杨应龙认识到“出勘即祸轻，待剿即祸重”，从而以武力迫使其无条件就勘。然后开以大信，“龙来当待以不死，否者国家悬万金购而头。若早为计，吾不而欺也”。恩威并举，软硬兼施，终于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这场长达3年的叛乱战争，使朝野上下刮目相看。
平播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得益于正确战略的应用。邢玠之所以采用这一战略，也是有深层次的考虑的。
首先，播州叛乱是由少数民族内部矛盾引起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主剿，势必会造成少数民族的反感，加剧播州局势的动荡。况且诛杀杨应龙会造成当地少数民族土司群龙无首，加剧派系之争，使形势复杂化。深谙边事的邢玠，自然更明白求“稳”在复杂形势下的重要性。所以平播战事，一开始就是以“和”为基调的。
其次，邢玠处理边事多年，富有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他认为处理民族关系要目光长远，在处理播州问题上，他提出了“伐谋为上，浪战为下”的战略，要求把握处理问题的度，主张“受其生降，薄示处分”：“受降以顺土官之情”，处理民族关系，不可过于严厉，但是也不能一味纵容，丧失朝廷的威信；“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援朝御倭是举国上下第一要务，和平解决播州叛乱共同致力于援朝战争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再次，孙子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邢玠作出“以剿促抚”这一战略决策是建立在对双方实力的综合比较的基础上的。于彼来说，杨应龙本身就是不可小觑的地方实力派，史载其“兵骁勇，翦除未为长策”，进剿没有必胜的把握。况且播州地势险要，“崎岖难以骤攻，久持亦苦难继”，强攻可能会陷入持久战的尴尬境地，得不偿失。于我来说，援朝战争已经爆发；明朝廷兵力捉襟见肘，财力日见告罄，一旦陷入持久战，将会打乱明军的战略部署，影响整个大局。“以剿促勘”战略无疑是邢玠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权衡利弊得失做出的选择。
二
平播战后不久，明政府与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之间关于朝鲜问题的和谈失败，战争又起。日本调兵10万，卷土重来。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明朝任命邢玠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全面负责援朝战争。
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作为东征主帅，邢玠镇静自若。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士气，邢玠一到朝鲜就目标明确，态度坚决地表明了自己坚决抗日的立场，“公既至军中，标剑登坛乃誓曰，必破倭，有死无二。”只身奔赴王京，以身涉险，指挥明军在稷山展开阻击战，并大获全胜。在邢玠的鼓舞下，明军摆脱了低糜状态，士气高涨，信心倍增。
邢玠深知信息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因此他非常重视对战争信息的把握。孙子云，“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邢玠反其道而行之，上任伊始就用“欲擒故纵”之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因和谈失败而欲投降日军的明朝和谈代表沈惟敬，这对夺取战局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断绝了军情走漏的渠道，使明军取得了战略上的独立地位，“惟敬执而向导始绝”。其次，沈惟敬的被逮彻底断绝了与日军重新和谈的可能性，斩断了明廷从开战以来在对日问题上和战不定的游移立场，举国上下，一致对外。再次，邢玠当机立断，干净利索的处置沈惟敬，体现了他雷厉风行、果敢英勇的战争态度，树立了自己在援朝明军中的威信。最后，逮捕沈惟敬对于朝中的投降派，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使得他们不敢像援朝第一阶段那样公然对战争百般掣肘，使前线、中枢能更好地协作。在邢玠的努力下，援朝战争形势逐步稳定下来，援朝明军在朝鲜战场上逐步站稳了脚跟，为下一步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邢玠在对本国形势烂熟于心、统筹规划应付自如的情况下，强调掌握敌情的重要性。他告诫朝廷及其下属，了解敌情要沉着冷静，不可急于求成，不为假象所惑。对于敌情的充分了解，使邢玠在对日战争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贪功冒进，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稳扎稳打，在战略周旋中寻找战机，体现了战略灵活性与计划性的高度统一。在邢玠的指挥下，援朝明军逐步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孙子强调要对战争地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部署兵力，这样能事半功倍。邢玠在朝鲜战场上继承了孙子的战略地形观，战术指挥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不囿于传统的作战模式，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邢玠看到了朝鲜战场地形崎岖，不利于开展大规模决战的缺陷，因而有目的地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分三协为水陆四路，路置大将。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各守信地，相机进剿。”在邢玠布置下，分进合击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战略方针的正确是第二阶段取胜的关键。
作为军事统帅，邢玠具有敏锐的战争嗅觉，善于寻找和把握战机。孙子云:“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邢玠对战略时机就有比较灵敏的把握，当福建总督金学曾奏报丰臣秀吉已死，国内将乱，侵朝日军“俱有归意”时，邢玠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时刻。他鼓励众人“天心助顺，将吏协谋，值穷寇思归，率胜兵而攻逼，致今贼势窘促，扫穴而逃，祸本既拔于穴中，游魂复殛之海上”。援朝明军不失时机地展开全线反击，在中朝军队的战略配合和将士的奋勇拼搏下，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底将日军全部赶出朝鲜，使得这场“七易岁，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将”转饷遍天下的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告终。援朝战争的胜利与邢玠重视敌情，并且在分析敌情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是分不开的。
孙子云，“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邢玠学习和继承了孙子的战争智慧，在战争中灵活利用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的原理，采用“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的战术，通过布疑兵、行反间等措施，使战场形势大为改观。
在援朝战争第二阶段刚刚开始，日军大兵压境，明军兵力尚未集结的危急形势下，邢玠大布疑兵，虚张声势，使兵力占优的日军摸不清明军的虚实，反倒受制于明军。日军穷于应付，丝毫没有察觉明军主力尚未集结，以较少兵力牵制了日军主力，为援军顺利到达争取了必要时间，使明军化险为夷。
援朝战争打响后，邢玠针对敌军内部钩心斗角，是和是战意图不一的状况，提出了兵不厌诈、分化瓦解敌军的办法，“盖兵不厌诈，期于成功，可以战胜则利用战，可以间图则利用间。故古之用兵，亦有以贿赂间，有以亲密间，有以文告间，从故不以间为讳，若忌和之别名而废间之实效，文法一执，动必掣肘”。他决定利用日军统帅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等人之间的矛盾，施以离间之计。他将计就计让沈惟敬写信给日军，提出仍愿和谈，劝说小西行长等主和派停止进攻，离间他与主战派加藤清正之间的关系，在接到沈惟敬的信后，“行长，正成亦尤清正轻举，乃退守井邑，离王京六百里，清正亦屯退庆尚，离王京四百里。”这次用间成功地瓦解了敌军的攻势，延缓了日军的进军步伐，为明军的主力集结争取了时间，是一次以计谋取胜的成功战例。
邢玠继承了孙子重后勤防御、总体部署的战略大局观念，入朝后积极从兵力、粮草等方面，对战略部署作了很大的调整，保证了战争有条不紊地进行。在指挥朝鲜战争的同时，他还未雨绸缪，积极部署中国东部沿海的边防，既保证了援朝战争的后方供应，又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邢玠还善始善终，部署完善了朝鲜的善后问题。
邢玠初到朝鲜面临的是“兵已尽撤，募者不至”的兵员危机，为此，邢玠屡次上疏，要求朝廷抽调各省兵力以赴朝鲜。在邢玠的强烈要求下，明朝各路援军陆续开到朝鲜战场，兵员得到不断的补充。
针对朝鲜多山地、地势崎岖的特点，邢玠放弃了过去的步兵单兵种作战，倾向于建立多兵种配合、攻守平衡的灵活应战机制。按照战场需要，调拨、部署军队，使战场上兵力部署趋于合理，又兼顾了本国国防，南北兼募，使本国的兵力部署保持平衡。在邢玠的调度下，大量能征善战的军队，如刘綎的川军等，陆续开到朝鲜战场，为下一步战略部署做了必要的准备。
明中后期，政局动荡，战事频仍，各地兵力布置捉襟见肘，朝廷顾此失彼。为解决兵员问题，明朝廷曾经公开招募士兵，但兵员质量不高。为此，邢玠在处理援朝兵员问题时，提出了起用土兵的设想。他根据自己多年来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的经验，针对土司、土兵的特点及起用土兵的利弊作了详尽的分析：“土兵则土司所以自卫。其人以兵为业，以战为事，以立功报朝廷为荣……征虏征倭，亦皆调之。及其战胜凯旋各归其业。非若四方无籍之徒原无归着者。”用土官制土兵，各司其责，因人而治。这样就可以保证令行禁止，万无一失。体现了邢玠处事的独到与周密之处。同时，起用土兵这一设想也体现了邢玠一贯重视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思想。
增备水军:朝鲜三面环海，日本水兵猖獗，朝鲜穷于应付。针对这一状况，邢玠认为，如果没有水军加以配合，陆战难以取得成果。邢玠曾在用兵方略中直陈缺乏水兵的不利，“水兵极单弱，故虽有奇着，而势未可乘。臣以为倭所依者水。而水战不利正兵，须东西各水兵一枝，牵其回顾，陆路方可冲突。”因此邢玠多次上书明朝廷要求调拨水兵。在邢玠的强烈要求和明朝廷的大力配合下，朝鲜战场的水兵部署得到很大的改观，福建、吴淞、浙江等地水兵大量开赴朝鲜战场，陈璘、邓子龙等水师名将也相继来到朝鲜。与此同时，朝鲜本国的水军实力也大为提高，涌现出了李舜臣等水师名将，朝鲜人还在对日作战中发明了新式战舰——龟船。邢玠重视水军，抓住了朝鲜战场的关键，水军实力的提高，使得朝鲜战场各兵种相互之间有机的配合起来，从而盘活了整个战场，在战略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保障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邢玠作为明军主帅，在战略部署中始终保持着大局观念，他牢记的孙子的积极防御观，既在朝鲜战场上形成多兵种相互配合，积极防御，徐图进取的作战有机体，又要兼顾本国国防，在中国东部沿海形成一道反应灵活的防御屏障。邢玠在给万历皇帝的上疏中提出了自己的方略:“倭性既狡，用兵最工，倘见吾大势逼临，力不能支，而以舟师抄入内地，以攻吾所必救，则未雨之防，不可不备。”邢玠在对日军作战意图烂熟于心的基础上，对我国东部沿海“准战争区”辽东、天津、山东等地防御，作了周密而灵活的部署，建立起纵深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以朝鲜战场为核心，各边防重镇互成掎角之势，应激灵活，“牵一发而动全身”，既可攻，又可守，在中国东部构筑了一道北起辽东，南至山东的安全防线，既拱卫了京畿，又确保了援朝战争物资供应的前沿阵地，使援朝战争有了一个巩固的大后方，这条防线对于保证战争的顺利进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孙子云，“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邢玠对此深有体会，援朝战争胜利后，邢玠善始善终，提出了一套周密而完备的善后措施。他吸取了战争第一阶段后，明朝意在求和，仓促撤出入朝大部分明军，疏于防范，丧失战争警惕，终于“功亏一篑”的教训，结合朝鲜实际提出了符合当时形势的十条建议：留戎兵；定月饷；定本色；留中路海防道；裁饷司；重将领；添巡捕；分汛地；设操练；责成本国。其基本宗旨是在中国人力、物力的协助下，使朝鲜“亟图绸缪，一二年后，殚力自完”，最终增强自身的防御力量，从而防患于未然。
邢玠不但继承了《孙子兵法》的优秀军事思想，而且还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作出决策。援朝战争，调兵转饷，越国救邻，各种势力层层交织，给援朝战争造成了不少阻碍。然而邢玠通过灵活的调度，积极地穿针引线与皇帝、政府、将领、朝鲜政府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相互协作的关系，使各方势力之间得到了相互调整，结成了共同反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消弭了援朝战争中各方的掣肘关系，达到了高度的事权统一，提高了决策效率，增强了战争体制的灵敏度和有效性。
协调与本国上层关系:明中后期政局混乱不堪，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相互掣肘，行政效率极其低下。邢玠自担任援朝明军主帅后，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之处。首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邢玠，利用自己的威望、才干与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感动了万历皇帝，君臣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万历皇帝的干预之下，中枢部门对朝鲜战场上的掣肘明显减少，决策效率有所提高，整个国家呈现出一致对外的态势。同时，万历皇帝的下诏也稳定了军心，激发了将帅的斗志。邢玠的协调，使明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事权统一，决策迅速，各部协作较顺畅，有力地保证了援朝战争的顺利开展。
调解军队内部关系:援朝战争，调兵遍天下，这些明军过去彼此互不统属，关系难以处理。邢玠上任后，恩威并施，既利用自己的威信，辅之以灵活的策略，使众将俯首听命于自己帐下，对一些害群之马，也果断处置，以儆效尤。这也是援朝战争能够取胜的重要原因。
协调与朝鲜关系:援朝战争，“越国救邻”，身赴异域，必须要得到朝鲜的配合。邢玠非常注重与朝鲜的合作。入朝后，严明军纪，确保军队秋毫无犯，使军队得到朝鲜人民的拥护。注重搞好援朝明军与朝鲜军队的战略配合，使两国将士能同心协力共同致力于御倭战争中。当朝鲜国王因陷入了丁应泰弹劾案中消极避世时，邢玠积极劝解，晓以大义，使他感恩戴德。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使中朝两国在大敌当前之际精诚合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这是援朝战争胜利的根本。
邢玠谙熟兵法，却不囿于“圣人之言”，对兵书的法则能够灵活运用，还能结合现实情况推陈出新，这是难能可贵的。平播之战，他“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和平手段，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播州叛乱；在援朝之战，他重敌情、行反间，避实击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终于取得了援朝战争的胜利。这场胜利使得已经日薄西山的明王朝得以保留自己的尊严。它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朝鲜先躯借路”进而吞并中国的狂妄计划。
明朝廷对于邢玠的功绩给予充分的肯定，授予其“太子太保衔”，“升俸一级，荫一子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赍银八十两，大红纻衣一袭，给诰命。”明官方史书《明实录》也给予邢玠较高的评价，“玠，为人易直，能肩艰巨，卒以功名终，树声海外，历任四十年，强半在远方，盖所谓积劳之臣也。播事则议抚，东事则议战，虽功效不同，而其谋略为世所重云。”朝鲜为表达对邢玠的感激之情，也为邢玠“立生祠，标铜柱于釜山。”
邢玠为人不矜功，援朝战争胜利后急流勇退，借口奉养双亲，解甲归田，体现了宽广的胸怀，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
(朱亚非:山东孙子研究会学术委员、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赵树国: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