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传千余年的《孙膑兵法》是银雀山兵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也是兵学文化的一部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两孙子，前者指仕于吴王阖闾的孙武，后者指仕于齐威王的孙膑，二人均有兵书记载明确。但从《隋书·经济志》后，各家史书不见《孙膑兵法》著录，此书大约在东汉末年就已失传。由此，二孙之争由国内而国外论证千余年。1972年4月，《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墓出土，从而揭开了一个千古之谜。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不但在考古学、历史学方面贡献重大，在军事学、尤其是齐国兵学的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史书记载孙膑曾为齐威王军师，从《孙膑兵法》则可以了解齐威王的一些攻防战略，这些战略的实施则决定了当时齐国的命运。
一、战胜而强立的战争指导思想
《孙膑兵法》除了其对《孙子兵法》的师承，更具其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战争的日趋激烈，齐国君臣认识到战争不仅是关系到国家存亡安危的大事，而且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战争是除暴乱、禁争夺、实现与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手段。
《孙膑兵法·见威王》是孙膑初次晋见齐威王时，以陈述的方式表达了其对战争的看法，从宏观上阐述了一些战争的观点，以“战胜而强立”的战争指导思想发展了孙武的战争理论。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故号曰《司马穰苴兵法》。”齐威王即位后，在军事方面进行了改革，首先表现在重视军事理论研究，齐威王与田忌、孙膑等人经常讨论军事理论。在《孙膑兵法》中的《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强兵》等篇，齐威王所提出的问题都反映出其具有的军事素养。在“战胜而强立”实现封建统一思想的指导下，战争成为争斗双方比智斗力的竞赛。故国力的强弱，政治、军事、人才的多寡，是战争胜败的物质基础。针对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孙膑兵法》总结了以往的战争经验，结合实际提出了“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的战争观点。
孙膑认为，战胜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天下服”。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实现国家的统一，他举了被列为圣贤的尧、舜、神农、黄帝、商汤、周武王等人的七大战争，以正义战争推翻暴政，维护统一，巩固政权，建立新的王朝，都是以“战胜而强立”达到“天下服”的。在这些进步的统一战争中，“举兵绳之”为不得已而为之解决问题的手段。孙膑批驳了“积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的幻想。因为这些办法在恃强凌弱、兼并争霸的形势下，是根本不能实现的。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治与统一，在德行能力远不如五帝三王的情况下，必须以铁的手腕解决不义的暴政，唯一的途径就是“举兵绳之”。
《孙膑兵法·强兵篇》记载了齐国君臣论“富国强兵”之道，阐述了各家的不同主张。有的教齐威王“政教”，有的教他“散粮”，有的教他“静”等。各家学派的主张使齐威王无所适从，他问孙膑该怎么办？孙膑听了各家主张后，果断地说：“皆非强兵之急者也。”他认为强兵的根本在于“富国”，这是当务之急。只有国富才是军队强大的经济支撑。商鞅说过：“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国家不富无从谈养兵，更谈不上强兵和杀敌振国威；“富国强兵”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密切相关的。经过多次论兵，齐国君臣最终达成共识，以变法达到“富国”、“强兵”，以战胜达到封建统一。因此，“战胜而强立”既是齐国的战争指导思想，也是当时社会政治进步、时代文明，并促进经济发展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思潮。
二、必攻不守的战略进攻思想
战争中的正确战略打击方向，是关系到胜负的重要问题，也是决定国家安危的重要保障。“必攻不守”是齐国“战胜而强立”战争指导思想中的战略指导思想之一。在牢固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国防支撑下，在战略上要采取主动、积极的进攻，征服诸侯，统一天下。
《孙膑兵法·威王问》篇，详尽地阐述了齐国君臣关于用兵的一系列战略和战术原则。从用兵的战略指导思想，到治军、地形、两军对垒时各种情况下的战略、战术都有所论及。其中，齐威王向孙膑提出了九个关于战术原则和治军方面的问题。孙膑针对敌我双方兵力对比的不同情况，以灵活用兵的原则，去解答应敌取胜的对策。如当“两军相当，两将相望”时，应派出少量侦察兵力，以地位低下而又勇敢的人率领，去侦察试探敌军，以佯装失败迷惑敌人，“是谓大得”。当“我强敌弱”时，要“赞师”向敌示弱，巧于计谋，诱敌深入，待机歼灭。当“敌强我弱”时，要“让威”，避开敌人的锐利锋芒，用少量兵力调动疲惫敌人，后发制人。当齐威王问到“以一击十，有道乎？”孙膑回答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要出奇制胜，巧于击敌。当势均力敌时，要“营而离之，我并卒而击之”。先惑敌，使之分散，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这些问对，都直接反映出齐威王对军事理论有较深的研究。同篇还记载了齐将田忌与孙膑讨论“兵之急者”的问题，孙膑否定了田忌把赏、罚、权、势、谋、诈为“兵之急者”的观点。孙膑认为“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孙膑把“必攻不守”放在高于赏、罚、权、势、谋、诈的位置，强调战略进攻，就是要求己方保持主动进攻的地位。战略上保持进攻的态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在孙膑军事思想中是占第一位的。所谓“必攻”，就是坚决地攻击，或者说一定要打击；所谓“不守”，不是说己方不要设防，而是指敌人不设防守、无法防守或防守虚弱之处；同时也是敌人的要害之处，一经打击就会出现全局性的变化。
“必攻不守”运用在战略上，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其一，它反映了战争形式和军事学术的发展。春秋以前的战争，大都是在一个战场、一次决战决定胜负，所以战略战术往往合而为一，难以划分。战国以来，情况大不相同，著名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都不仅一个战场，因而在战争指导上，就产生了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术的区别。孙膑把“必攻不守”看做是关照各个战场、各个阶段，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指导思想，而且把它与权、势、谋、诈等结合起来，贯彻到战术思想中去，这是完全符合军事发展规律的。
其二，春秋以前，在以车战为主的战争形势下，军队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中机动性差，对战场要求条件比较高。战国以来，步兵逐渐取代了车兵的主要地位，骑兵也开始兴起，骑兵在迂回包抄、快速进攻与防守、大规模机动作战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具有优势，使军队的机动性能大为提高。把“必攻不守”作为战略的指导思想，正是大规模机动作战逐渐成为战争主要形式的真实反映。
其三，“必攻不守”这一战略理论，既给优势方提供了掌握战略主动权，迅速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劣势一方提供了通过战略机动而避实击虚、争取主动权改变不利局面，争取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从而把战争指导艺术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必攻不守”的战略思想，更加深刻体现了战争的目的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主要方面；即把消灭敌人放在了第一位，作为指导战争的出发点和归宿。
实际上古今一切战争，不论强者或弱者，也不论进攻或防御，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必攻不守”的思想核心，正是体现在消灭敌人的这一点上，这在孙膑亲自谋划指挥的桂陵之战中发挥得奇妙无比。孙膑分析了当时的敌情，在战略上他力主“南攻平陵”，“示之不知事”；趋利避害，佯败惑敌；“必攻不守”，疾走大梁；“击之桂陵，而擒庞涓”。因此，孙膑主张用部分兵力攻击魏都大梁，引诱庞涓回救，再将齐军主力集结在魏军归途中的必经之地桂陵与魏军决战。这样一个“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在齐国君臣的精心谋划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体现了孙膑“必攻不守”的战略思想，独创了“围魏救赵”的光辉战例，赢得后世兵家的盛赞，也为平民百姓所津津乐道。
“必攻不守”这一进攻性的战略指导原则，既符合于军事斗争的规律，又出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也表明它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军事上，要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必然要强调战略进攻，就要求“必攻不守”；政治上，争做统一中国的霸主，也必然强调战略进攻，也要求“必攻不守”；而当时各大国的经济发展，又已提供了相当的物质基础，所以敢于“必攻不守”。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对其后的统一战争具有非常积极的、普遍性的指导意义。这既是孙膑对孙武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又形成了自己战略思想的核心，成为战国时代的产物。
三、事备而后动的备战防守思想
在战争认识上，孙膑认为“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很明显地重述了《孙子兵法·计篇》开篇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战争认识论，同时也是针对齐国当时的状况有的放矢而阐述的。
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时，内忧外患，国力疲敝，更为严重的是在国际上齐国处于“诸侯并伐”的弱势，这一局面关系到齐国的命运和前途。齐威王得到邹忌讽谏，幡然悔悟，于是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政治改革；加紧整顿朝政，广开言路，提倡进谏，赏罚分明，任用贤才；加强军队建设，并派大臣坚守四境。齐国君臣重视备战，《孙膑兵法·见威王》指出举兵须“事备而后动”，要“有委”、“有义”，这是“战胜而强立”的重要用兵原则。孙膑主张“事备”，要有充分准备以后，才能用兵作战，“兵出而有功，入而不伤”。
“有委”，是为保证国富、兵强、民安。保证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有充足的物质准备。“有义”，是要进行正义的战争。战争的性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条件，人类历史上无数次战争就足以证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结果不同。所以，必须修明政治，取得人民的支持，“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穷兵黩武只会自取灭亡。孙膑主张“有委”、“有义”的正义战争，他赞成推动社会前进的统一战争，“事备而后动”是一个杰出军事家在周密思考后而形成的“有备无患”的战略思维，也是夺取胜利的根本保障。
齐威王为适应时代的特点，注重建立大规模常备军队，加强军队建设，改善军队的装备，选派得力的将帅，加强军队训练。战国时期，齐国同各大强国一样实行征兵制度，除了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外，还实行常备兵制度，实现了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由于战国时期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兵种、战法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原来步兵、车兵的基础上增加了骑兵。骑兵较之步兵、车兵有更大的机动性，因而各国都高价收买良马骐骥，扩充和发展骑兵。
赛马射箭也就随成为各国经常进行的具有实战意义的军事竞技活动。齐威王热衷赛马，经常“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这也是为发展骑兵所进行具有实战意义的骑射训练活动。在《孙膑兵法》中，《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等篇着重论述了军队的组建，包括选将、组成统帅部、选士、训练等，都要严格按照“用兵移民”、“选贤篡良”的原则，“合军聚众”集结军队，经过骑、射、驭、击等严格训练，组成百万大军，随时准备开赴战场。苏秦曾称赞齐“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改变了过去齐军“号为怯”的局面，使齐军成为列国中一支强大的军队。
四、齐威王攻防战略的实践
随着城市的普遍兴起，攻城与守城在战争中的地位突出。齐威王执政时，为抵御外敌入侵还十分重视加强国防建设，加固城池、堑壕等。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的《守法》对城邑的兴建、设防、守城都有明确规定。从考古发掘看，临淄齐故城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南北近九华里，东西七华里余。城池的大小、坚固程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势力，城池大，防守严密就会给敌国以威慑。为适应战国形势的需要，军事防御工程受到重视，关塞亭障皆驻兵防守以拒敌于国门之外。特别是从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借泰山的地利修筑了巨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齐长城防御战略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山地防御、济水防御、东海防御连为一体。”齐长城对防御外敌入侵，保障本土的安全，实行“富国强兵”起着重要的“威慑”作用。
《孙膑兵法·势备篇》以形象的比喻，引申出作战指挥上的“阵、势、变、权”四项原则，论述了军事力量的准备和正确使用的重要性。迫于当时的形势，政治变法、军事改革得越早，国家就富强越早。变法和改革的目的在富国强兵，充实物质基础以利于进行兼并战争，吞并弱小，扩大霸业，进而统一天下。齐威王为富国强兵，注重发展经济、改革军事、建设军队、修筑长城、巩固国防；使齐国以“必攻不守”等攻防战略，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得以实践。
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是战国中期齐、魏两大国之间的两场著名战争，齐威王重用孙膑创造性地采取“围魏救赵”、“批亢捣虚”、“减灶诱敌”等高明战术克敌制胜。马陵之战更是我国历史上一场典型的“示假隐真”、欺敌误敌、设伏聚歼的成功战例。齐军取得了作战胜利，除了齐国君臣把握救韩时机得当，将帅之间密切合作，正确预测战场和作战时间以外，战术上善于“示形”、“示弱”、巧设埋伏乃是制胜关键。所谓的“减灶”就是这场战争中“示形”的主要方式。它实际上就是孙武“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及“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等“诡道”原则的实战体现。孙膑正确地运用和发展了孙武“避实而击虚”、“攻其所必救”、“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等作战指导思想。这两场战争对于结束魏国在中原地区的霸权，齐国取得霸主地位，扭战国的形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战国整个战略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齐国实践了“战胜而强立”、“举兵绳之”达到“天下服”的战争思想。
齐国兵学中“富国强兵”的思想，反映出时代的特点；同时也告诉后世：坚实的经济基础是国防建设的依托，国防实力是经济建设安全环境的可靠保障，综合国力的强大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所在。所以，“富国强兵”思想，对今天力图和平崛起的中国仍然有启迪与指导的作用。齐威王时期的攻防战略，从《孙膑兵法》可见一斑。因此，研究齐国兵学，不可不研究《孙膑兵法》。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学术委员、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