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膑兵法·威王问》中，孙膑对弟子说：“齐三世其忧矣。”意思是，齐国在经历几代君王之后的命运就值得忧虑了。孙膑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话说得有根据吗？有道理吗？历史的事实又是怎样的？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探究是很有意义的。
隐忧的起因
《孙膑兵法·威王问》记述了这样一个过程：齐威王向孙膑询问用兵的方法，接连提出几个问题：“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用众用寡有道乎？”“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用之奈何？”“我出敌出，未知众少，用之奈何？”“击穷寇奈何？”“击均奈何？”“以一击十，有道乎？”“地平卒齐，合而北者，何也？”对于这些问题，孙膑一一作了回答。
将军田忌接着又向孙膑问了几个问题，如：妨碍军队行动的是什么？能使敌人陷入困境的是什么？赏罚严明，是用兵时最要紧的事情吗？锥形阵和雁形阵的作用是什么？对此，孙膑也都作了回答。
孙膑从齐威王和田忌那里出来，弟子们向他问道：“威王和田忌君臣二人所提出的问题怎么样？”孙膑回答：“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齐三世其忧矣。”孙膑说的意思是，齐威王问了九个问题，田忌问了七个问题，他们差不多能通晓用兵了，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准确把握道的水平。我听说，能一贯讲求信义的，国家必然昌盛，确立正义。好用兵而平时缺乏战争准备的，国家必然受到损害；凡穷兵黩武的，国家最终必定灭亡。照这样下去，齐国几代君王之后的命运就很值得忧虑了。
历史的印证
为什么孙膑通过齐威王和田忌的一番问话，就对齐国的前途感到担忧呢？孙膑的高明之处不仅是回答了君臣二人提出的问题，而且比他们更深刻地看到“知兵”之外的“制胜”因素：
其一，君臣二人热衷于用兵打仗，只见用兵之利，未见用兵之害；而孙膑则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治国安邦，还有比用兵打仗更重要的。他讲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如果得不到这三者，作战即使获得胜利，也会带来灾殃。孙膑的这一思想，与孙武、老子一脉相承。孙武说过：“故不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老子也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其二，要使本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作为一国之主，仅“知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达于道”。国家决策者的内政外交政策只有符合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取得治国安邦之道。
孙膑正是从威王、田忌的问话中，看出该国君臣最大的不足，从而预见了齐国的隐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孙膑的观点正确吗？齐国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翻开历史画卷，我惊异地发现：孙膑果然言中了！公元前333年，齐威王死去。其后，经过齐宣王、齐泯王、齐襄王三世，至公元前264年，齐建王即位，成为亡国之君。建王即位时年龄尚小，由王后实际执政，齐国日渐衰落。当秦军进击时，竟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秦军攻破临淄城，俘虏了齐王建。自此，曾为春秋五霸之一的东方大国——齐国，便灭亡了。
齐国可以灭亡，但是，齐国的兵学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都以揭示人类战争等社会活动基本规律而见长；同时，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实也在不断印证这两部兵法经典的真理性。
达道而制胜
从孙膑评价威王和田忌时说的“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可以看出，孙膑认为“达道”是比“知兵”更高的层次，是国家和军队的高层决策者应该追求的更高的境界。那么，怎样理解孙膑所说的“达于道”呢？
其一，应理解“道”究竟指什么？
中国历史上对“道”的解释千差万别，古代各学派几乎都在追求“道”，但是对“道”又有各自的理解。这里，不妨从孙武和孙膑的言论中，寻找“道”的踪迹，以求更准确全面地理解古代圣贤对“道”的认识。
《孙子兵法·计篇》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句话讲的是，君王有道，就能使民众与其统一意志，民众自愿与君王同赴生死，而无所畏惧。孙武还将“道”作为“经之五事”之首，将“主孰有道”作为知胜负的首要条件。这里可以看出，君主的政治主张符合民意，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这是国家有“道”的表现。
据《孙膑兵法·见威王》记载，孙膑对威王说：“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传道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能将用兵打仗当作可以永久依赖的手段。这是先王所传之道。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可以永久依赖的？换句话说，我们依赖了什么、遵循了什么、利用了什么，就可以使国运长久、人民平安、社会发展？古代圣贤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这就是“道”。
“道”，原意指宇宙万物的本源及其发展规律。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作为道，凡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都不是永恒的道。老子在这里，将“道”分为可以用语言表达并说明的具体的道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永恒的道。我们可以将前者理解为诸如战争中的“制胜之道”等具体规律，具有特殊意义；而后者则是支配自然、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它不受时间、地点、领域变化的影响，始终发挥作用，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是永恒的“道”。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后者是前者的根本。作为一国之主来讲，仅仅了解用兵之道（即知兵）显然是不够的，还应具备天文、地理、人情等多方面知识，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法律、历史、民情等多方面情况，制定治国方略，赢得民心，发展经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创造内外和谐的局面，才能使国家和人民长治久安、持续发展。这就是孙膑所要求的，得“天时、地利、人和”，战胜而无灾殃。
“达道”，是使自己的学识和智慧达到接近于“道”的水平。这是中国古代圣贤历来追求的目标。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那么，作为战国中后期兵学集大成者——孙膑来说，怎样才能“达道”呢？他认为：首先应该知“道”。孙膑说：“智不足，将兵，自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讳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这里，孙膑指出，不了解道，实战经验又不足，却要领兵打仗，只能靠侥幸取胜。要想保证万乘大国的安全、扩大万乘之国君主的声威、保全万乘之国人民的生命的人，必须了解道。了解道的人，上知天道，下知地理，内得本国民心，外知敌情，布阵时懂得各种阵法的要领。有必胜的把握就打，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打。这才可以称得上是“王者之将”。在《孙膑兵法·篡卒》一章中，孙膑将“知道”作为“恒胜”的五个条件之一，又强调“不知道，不胜”。
其二，要实施正确的治国方略。
要修明政治，君主的政治主张要能得到本国民众的拥护支持。即使战，也要为“义”而战。孙膑说：“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城邑虽小却防守坚固，是因为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士卒虽少而战斗力强，是因为自己属于正义一方。倘若防守缺少足够的物质准备，发动战争又属于非正义一方，天下既没有如此而能固守的人，也没有如此而能使战斗力保持强大的人。
要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威王问孙膑：“齐士教寡人强兵者，皆不同道……（有）教寡人以正教，有教寡人以（）敛者，有教寡人以散粮者，有教寡人以静者……”孙膑回答：“皆非强兵之急者也。”当威王再问时，孙膑答曰：“富国。”从这里可以看出，孙膑认为：使国家富足，既是实现军力强大的基础，也是当时齐国迫切需要采取的重要措施。
其三，慎重用兵,正确进行战略决策。
老子曰：“圣人之战，为而不争。”“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得已而用兵，恬淡为上……”孙膑也说：“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好战的人必将导致灭亡，贪图胜利的人必将遭受挫折屈辱。可见，用兵作战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大事情。
对于军事领域，国家高层决策者应该做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研究怎样指挥军队作战，而是应该懂得怎样利用武装力量有效达成政治或经济的目的，争取只发挥军事力量的威慑作用，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境界。即使不得已而用兵，也要懂得在什么时间、什么条件下，用什么名义、什么口号去动员本国将士和民众，齐心协力去争取战争胜利；还要掌控战争的规模和进程，一旦目的达到，适时终止战争，有理、有利、有节地使用国家武力。这才是国家决策者应该把握的重大问题。至于怎样指挥军队作战，实现军事意图，则是将帅们的职责。齐威王不明白这个道理，仅将自己的眼睛盯在指挥作战的方法上，而忘记自己应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研究解决战略决策问题，因而也就未能“达于道”。这无异于抓了次要的，丢了主要的。孙膑正是从这里看到齐国最大的隐患，从而对齐国的前途产生了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