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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诸葛亮成才之路
2012-2-15 来源: 作者:王汝涛


    一、家学——齐鲁交会郑玄贯通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气。
         陈寿《进诸葛亮集》表
    汉代从武帝时立官学,设五经博士。想求学(为官的阶梯)的人,就得入学跟从博士学习,而且终生以老师的学说为标准,叫做“守家法”。到了东汉后期,由于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五经博士仍沿西汉之规,而在野巨儒多明古学(古文经学)……虽为今文所阮,未免大昌,然片语单词已为学士大夫所崇”(刘师培语)。这些“巨儒”便在家中讲学,盛时去听讲的学生多至数千人。后来官学渐衰;“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私家讲学盛行起来。当时没有印刷术,讲学出自巨儒之口,入于学生之耳,记录或有疏漏舛错,众弟又记述人人不同,于是学术又渐渐演变成祖、父、子、孙世代相传之学,人称这种家族为“传经家”,传下来的学术便称之为“家学”。
诸葛亮便生在这么个时代。他虽然“少有逸群之才”,但如果没有“学术”以辅之,也不能发挥其才能,成就较大的功业。幸而他生在一个传经世家中。他远祖诸葛丰,初“以明经为郡文学”,后来仕至司隶校尉。全家由今诸城迁至今沂南(即东汉的阳都县)。这事据张崇琛教授考定一住就是200余年,至诸葛亮、瑾才分别迁往荆、扬二州。阳都诸葛氏可以称作源远流长的世家了。诸葛亮幼年从学情况,《三国志·诸葛亮传》没有记载,但他13岁(或说14岁)才离开家乡,至少有6至7年受到家教的影响。这个年龄正是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初定型的时期,亮的家教一直影响了他一生。但是史传中并无记载,他秉受的家教到底有哪些具体内容呢?通过两个研究渠道,可以大致勾画出一个轮廓来。
    (一)他的父亲诸葛,在汉灵帝时,先任梁父(属泰山郡)令,后为泰山郡丞。汉代取士,行察举、征辟制,即由地方举孝廉、茂才等,朝廷除授以官职,或由郡守等地方官辟以为功曹、幕僚等。诸葛硅先任县令,该是举孝廉、茂才等出身,但当时的泰山郡守似为应劭,就是那个著《风俗通义》、会通百家之学的人,也不排除他知道诸葛硅的学识,隔郡征辟至泰山郡为官的可能。硅被提为郡守副手的郡丞,可见二人关系很好。硅治学可能与应劭一样以古文经学为主,会通百家。其次,当董卓专权之前,诸葛瑾曾在洛阳游学,“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证明他是治古文经学的人。这应该是他的“家学瑾如此,亮亦不能例外。证据便是《三国志》亮本传裴注引《魏略》所说的“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不了解那时学术流派的人,大约以为诸葛亮的“独观其大略”等同于陶潜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是读书不认真的一种表现吧。东汉盛行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特点之一是烦琐,不论治哪一种经书,着重在章句的训诂上下工夫,“一经的经说多或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于治国安邦毫无用处。而古文经学呢,一个特点是“举文义”(抓住学说的要点),也就是诸葛亮的“独观其大略”。他的家学渊源,可以由此窥知一二。
    (二)他的家乡琅邪郡,邻近古齐、鲁两国地。古文经学又受这两种学风的影响。范文澜认为鲁学主合古(遵守古代的典章制度),齐学主合时(随着时代不同而有所改革)。诸葛亮的学说兼齐鲁两家之长而扬其短、较多的却是受齐学影响。齐滨海,思想趋向于开放,观管仲重工重商主张“衣食足而知礼义,仓廪实而知荣辱”,把民富国强放在鲁学所主张的仁义之前,可知它较为进步。诸葛亮尊崇管仲,治蜀时讲求军事工艺,发展盐井火井和蜀锦,修治都江堰确保农业丰收。又,信赏必罚,力行法治,都是学习管仲治齐的方法而得其精髓。但是,他以刘备继汉为正统,力求儒家的大一统(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从而六次北伐,死而后已,又是继承了鲁学、特别是春秋的要旨。这种思想应该是幼年时形成的。这也有一个证据:当时的大儒郑康成(玄)“所学必兼百家”。《后汉书·郑玄传》记此事:“(袁)绍客多豪俊……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有问必答),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会通百家,这又是汉末思想的一个进步。郑玄当诸葛亮幼年时,曾由青州去徐州,路过诸葛亮家乡,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是袁家(袁术)的朋友,又是琅邪郡名士,倘若与郑玄有所交往,以后该会影响诸葛亮。《华阳国志》有一段文字,记载诸葛亮当国时不下赦诏,有人不满意。诸葛亮说:先帝曾经和郑康成交往谈论,治乱之道谈得很多了,却从来不谈大赦。显然,亮与刘备谈论过郑康成。亮紧紧记住郑康成的主张;被人称为“惜赦”,可见他对郑康成的尊重。郑康成是会通齐学鲁学的大学者。当时还有一个会通百家的人,便是应劭。诸葛亮是否通过父亲受到应劭的影响,史传没有记载。但是他的思想中兼有儒、法、道、名、纵横(联吴抗曹)和兵家的成分,可见他是会通百家的继承人(在当时,会通百家是最进步的思想)了。
    诸葛亮的思想,奠基于幼年时代,略如上述,是得力于家学和地域优势的。以后,他交游渐广,与中原及荆州的名士切磋学问,取精用宏,使他的思想更加趋于博大精深,但是幼年奠下的基础却没有改变。
    二、反思——王符仲长统论政的影响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诸葛亮《出师表》
   中国古代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有这种人,才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秦始皇时,“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也没有使这种人断了种。汉文帝时的贾谊就写了《过秦论》,追询秦朝盛时“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始皇死了没几年,便“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孺子婴)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原因。这是对一个王朝暴兴暴灭的理性反思。在汉朝,这一类知识分子,有著作传世的,还有晁错、贾山、贡禹、王充(他的反思侧重学术思想方面)、左雄、崔蹇、王符、仲长统等人。其中王符的《潜夫论》和仲长统的《昌言》,是对东汉末桓帝、灵帝时君昏政浊的反思,这与刘备、诸葛亮对话中“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的反思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探讨一下王符、仲长统的思想是否影响到诸葛亮。
    王符,生于和帝、安帝之际,卒于桓帝、灵帝之世。这个时代是汉代农民暴动的第二个高潮时期,自和、安时的许圣、张伯路到桓、灵时的黄巾大起义,已使汉家天下危在旦夕。针对这样的时局,《潜夫论》从天道天命观、道德法律到政治,都有针对当时经过反思后的批判文字。这里只着重探讨它在政治方面的反思。
    王符痛快地斥责高官们爵禄的取得是罪恶,等于盗贼:“观之衰世,举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耳。”他称汉末的皇帝为“盗天”的大贼。他认为当时没有贤能的标准,欺罔百姓,其结果是“常好其所乱,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爱其所以亡(自取灭亡)”。他所处的时代呢,和古代亡国之君,“虽相去百世……限隔九州……然其已征败迹,若重规袭矩,稽书合节”,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了。他还大胆地说,东汉末年“汉土之广博,而曾无一良臣”。难怪刘备、诸葛亮得出“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结论。
    仲长统生于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卒于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亦即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他著的《昌言》凡34篇,不但比《潜夫论》丰富,批判时局也更大胆、深刻。仲长统有较系统的思想体系,这里我们也着重探讨他的政治思想。
    首先,他认为王朝的兴亡,不在于天道的保佑或扬弃,而在于是否尽人事(好好治国)。他说:“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对于皇帝(他称为王者),他说:“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宗,勤恤政事……政和民安,向得其所……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良,以喜怒为赏罚……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形式上政事按部就班)……犹无益于败亡也。从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他这一段话,很适合于魏明帝及吴大帝孙权的晚年,那时朝政看起来还井井有条,其实明帝朝内有一个大隐患司马懿,身边最信任的“巧佞”孙资、刘放是司马懿的内应,亲属中最信任的是无能的曹爽,因此表面上的升平之世埋伏下了魏朝灭亡的种子。孙权晚年变得昏庸,信任校事(监视百官的特务),弄得元老和功臣离心离德,丞相顾雍揭露校事吕壹,受到孙权的“谴让”,诸葛瑾、步骘、朱据受到吕壹的诬告,噤口不敢言。武将潘溶甚至要和吕壹在百官大会上动刀子,同归于尽。大将陆逊和太子孙登,一个不敢揭发吕壹,一个向孙权密告了好几回,全不管用。孙权死前一直没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是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研究诸葛亮成才的过程,不能忽视当时学者的反思和为巩固新政权而作的反思对他的影响。
    三、成才——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司马德操
    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东林,神凝岩端。罔窥其奥,谁测斯欢。
    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
    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到了豫章,约在公元194年。汉又派朱皓为豫章太守;当时李催与郭汜在长安掌权,关东根本不听他们的命令。很可能是奉命持节慰抚东方的马日殚矫诏任命的,也可能是袁绍和曹操矫诏任命的,因为他们二人正共攻袁术,任命朱皓守豫章,意在赶走诸葛玄以削弱袁术的势力。诸葛玄不与朱皓计较,带了诸葛亮姐弟四人去襄阳投奔刘表,时间约为公元195年。后来诸葛玄死去,亮躬耕于隆中,读书游学于襄阳,时为公元197年。至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始出山。自公元195年至公元207年(诸葛亮从15岁至27岁)12年中是诸葛居襄阳时期。这12年对诸葛亮特别重要。他终于成为逸群之才,便由于不懈的躬耕、读书与交游。成才的标志是被称为“卧(伏)龙”和拿出了千秋一对的《隆中对》。
    前面说过,诸葛亮13岁,由于家学渊源及受齐鲁学风的熏染,已奠定了成才的基础。但有了好基础未必一定将来就能成为才能之士。古代学人成才与否,关键时期多在15岁~25岁的10年之间。诸葛亮在这12年中,是通过什么渠道成才的;史志记载阙如,但是我们勾稽散见于各处的史料,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下面不依时间顺序,分几点说明。
    (一)立志
   《本传》一开始就记此事:“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这大约是诸葛亮躬耕陇亩后不久便立下的志向。20岁左右的人,自比管仲、乐毅,时人(世俗之人)不同意,倒也难怪,就诸葛亮说,大约此志蓄之胸中久矣。前面说过,齐鲁之学中,影响他较大的是齐学。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业谁人不晓,何况又留下了一部《管子》。乐毅虽然不是齐国人,但是为燕昭王合五国兵攻齐,大胜,得七十余城,’这是战国后期一件大事。汉高祖得天下后,过赵国,还专门封乐毅的后人为华成君。这二人,正是出将入相的榜样。
    诸葛亮居荆州时,东汉已分崩离析,有如春秋战国时代。诸葛亮《戒外甥书》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他自己不打算做一个二千石的郡守,要做更大的事业,才自比管乐。裴松之注于此事下,引《魏略》的一段记事:“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间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裴松之加了一段按语,大意是说,诸葛亮如果投到曹操手下施展才能,陈群、司马懿等人,远远比不上他,不患道之不行和功业不成。其所以不北去投奔曹操,乃是汉朝气数已尽,自己打算辅佐一个豪杰,以兴弱国、继绝世为己任这个缘故。松之是在事后评论的,所以说得头头是道。其实那时刘备尚未投奔荆州,诸葛亮也预料不到“三顾”之事,怎么谈得上“翊赞宗杰……兴微继绝”呢?但是裴松之看出了诸葛亮之志向比陈群、司马懿争一日之长、追求个人名位要高大得多,见解倒是极为卓越的。
    前面引的《魏略》,称亮与崔州平等三人俱游学荆州。可证诸葛亮在荆州并非一味地埋头种田,他的主要精力应该是从师交友、继续学习。后来他在《诫子书》中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将才、学、志、性的交互影响以及他对学习的紧迫性的看法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验之事实,这个看法,他在荆州时就形成了。
    (二)游学
    指离开家乡到人文荟萃或有名师巨儒之地去求学。当时的荆州便是最理想的游学地区。刘表为荆州牧,镇守襄阳。“初,荆州人情好扰……盗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蔡邕特别重视的王粲,也曾避乱于襄阳,他也说:“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这些人当中,有名的学者,除王粲之外,还有司马徽、宋忠、綦毋闿、颍容、邯郸淳、隗禧等。同是到荆州游学的,崔州平、徐庶是颍川人,孟公威是汝南人。颍川、汝南,东汉时都是学者集中之地,如今到襄阳游学,可见学术中心已经转移到了襄阳。
    诸葛亮等人向什么人学习呢?有三人曾在学官或讲堂讲学。《刘表传》裴注引(英雄记):“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又《尹默传》:“梓潼涪人也。益部多祟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忠)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又载尹默后以《左氏传》授后主。又《向朗传》裴注引《英雄记》:“朗少师司马德操,与徐元直、韩德高、庞士元皆亲善。”看来,诸葛亮是与徐庶、庞统从司马徽学古文经学的。这正好与他家世代相传之学相衔接。他的学习方法与徐庶不同,徐务为精熟,他却观其大略。唯其如此,才能活学活用。例如,他为刘琦划策:“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这是《左传》记晋献公两个儿子受猜忌,导致申生自杀,重耳(晋文公)出亡的一段事。在内而危,在外而安,是诸葛亮总结出来的,《左传》无此暗示。但是却救了刘琦一命。大约因此,司马徽在众多学生中特别看重他与庞统。亮本传裴注引《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指他的大部分学生),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当然这是比较而言的,也并非说其他学生都是草包。“识时务”的表现为隆中一对。这时,可以说诸葛亮已经成才了。
    (三)博览与慎思
   《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目前有限的资料排比一下,葛亮堪称是博览群书与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先说一下他读了哪些书。
    1首先是《左氏春秋》(《左传》)。这是古文经学起家之书。除上引“申生在内而危”外,刘备永安托孤时,他说的“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是从《左传》僖公九年荀息回答晋献公托孤的话变化而来的。荀息的原话是:“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济之。”又《与诸葛瑾书》:“殷德嗣秀才,今之侨、肝者也。”侨、肝,春秋时郑大夫子产(侨)和叔向(羊舌肝),名字都见于《左传》。又《自贬疏》:“《春秋》责帅,臣职是当。”所说的《春秋》,也指《左传》。又,《论斩马谡》:“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此事亦见于《左传》,还有例子,不列举了。
    《左传》这部书,内容丰富,记载战争的部分,如鄢陵之战、邲之战、搴之战,简直可以作为兵法战例来看。清朝初人关,以《三国演义》作为兵法教大将,指挥战争,常收奇效。诸葛亮是否也从《左传》中学习战争了呢?《左传》中各国交聘,很讲究辞令。如果真有所谓舌战群儒的话,也该是受益于读《左传》。又,《隆中对》中的“西和诸戎”,也该是受了“魏绛和戎”的影响。
    2史书与兵书。诸葛亮的表章檄文和书信中,多引史事。如游说孙权,引田横不屈事,见于《史记》。其余见于《史记》的有《论刘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刘子初远矣。”略改刘邦的语气为自己的语气。多次谈到项羽的失败,是简括《项羽本纪》的内容。《答法正》“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是简括《始皇本纪》的内容等等。在劝刘备顺应部下请求自立为帝时,诸葛亮详细引了耿纯劝汉光武称帝的话。三国时,《后汉书》还没有撰写,他大约读了《东观汉纪》的载。而这部书当时不是大行于世的。他的联吴抗曹,显然受了《战国策》的影响。
    他曾引过《孙子兵法》的“必蹶上将军”。《孙子兵法》,后世很容易看到了,当时却是罕见的书。曹操是头一个为《孙子兵法》作注的人,以至于有人怀疑曹操的《孟德新书》是从《孙子兵法》中窃取的(《孙子兵法》原为80余篇,今传本为13篇)。诸葛亮引用孙子兵法,可见他读书之广,也证明他不想做一个纯粹的“文官”。
    3法家、名家著作。诸葛亮亲自抄写《申》、《韩》、《管子》、《六韬》给后主,当他率张飞、赵云人蜀之后至刘备征吴失败这段时间之中。可他初读法家著作,很可能是在10年游学间。他在《答法正》中论用法宽严时说:“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土,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并济,上下有节。”可见他也重视“德政”,其所以用法严,只是针对刘氏父子的“威刑不肃”。可贵的是,他扬弃了《韩子》、《商君》的“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所以陈寿赞美他:“至今梁益之民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名家之书,未见诸葛亮引用过,但陈寿评论他“循名责实,虚伪不齿”,这正是名家书中的义他付诸实践了。
    4其他。亮虽以儒学起家,但除了《左氏春秋》之外,引儒家典籍不多。所见到的《隆中对》中的“箪食壶浆以迎将军”,引《孟子》语稍作变化;《追尊皇思夫人为昭烈皇后表》,《礼记》的“立爱自亲始”,引《诗》的:“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正议》“奉进獾兜滔天之辞”,活用了《尚书》的记载。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诸葛亮家教、从师,都治古文经学,但在《追尊皇思夫人为昭烈皇后表》一文中,引了《春秋公羊传》中“母以子贵”一句话。《公羊传》是今文经学家最重视的典籍。在这件事上,也许是郑玄、应劭的学风在诸葛亮身上的体现吧。
    学以致用,前面引《中庸》的几句话,后面三句慎思、明辨是由学(博学)转化到用(笃行)的过程,其中的慎思可以理解为独立思考,也可以理解为融会贯通。就诸葛亮来说,《隆中对》乃是他学术融会贯通的最好例证,为几乎处于穷途末路的刘备指出了一条出路,而且是最好的出路,任何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当时,“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诸葛亮实际上是择主而事,否则他何必自比管、乐?他通过与刘表的世交加亲戚的关系,通过与襄阳七大豪族庞、黄、蔡、蒯、马、习、杨的戚友关系,通过岳父大名士黄承彦的关系,通过共同游学的崔州平(崔为太尉崔烈之子)、石广元等人的关系,对于正在剧烈变化发展中的时局有了全面的信息。于是对于当时的四大割据的势力——曹操、孙权、刘表、刘璋,甚至还有寄人篱下的英雄刘备,通过睿智的思考、分析,作出了判断,最后决定了择刘备而事,并准备了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两路出兵伐曹的整个方案。关于这些,后人研究评价的文字多了,不复赘言。但还是要说一句:《隆中对》是诸葛亮业已成才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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