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一部着重论述“战胜攻取”的兵书，关于“战胜攻取”后如何控制当地局势的问题论述不多，只在《火攻篇》中讲了一句：“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对其以前及当时战争经验教训的精辟总结，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即使现代战争，也不例外。但人们对孙子的这句话重视不够，现代战争实践中也多有因违背这一思想而导致出现“胜”而不“利”局面者。探讨《孙子兵法》这一思想的含义及其现代价值，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孙子兵法》“修功”思想的含义
对《孙子兵法》这句话，学者们一直有不同的理解。如，对“不修其功”，诸家多解释为不及时按功行赏。对“费留”，更是众说纷纭。贾林解释为“惜费”，即吝惜钱财，所以不及时重赏有功将士；曹操认为“留”同“流”，把“费留”解释为“若水之流，不复还也。或曰赏不以时，但费留也。赏善不逾日也”；杜牧解释为因不赏功而军士不用命，造成“徒留滞费耗，终不成事也”；张预亦解释为因“不修举有功而赏之”，致使“财竭师老而不得归”等。杜牧、张预所讲后半句大体是不错的，“费留”是指战后军队留滞，代价巨大，后果是徒劳白费。但说军队在占领区内“留滞耗费”或“财竭师老而不得归”，是单因为不赏有功将士而造成的，就很偏狭、很不准确了。孙子所说的“不修其功”，是指不做争取人心、消除潜在威胁、巩固扩大战果等工作，如吴国军队破楚都郢后那样，后人称之为“仁义不施，宣淫穷毒”，因而没有巩固住军事上胜利的成果。总而言之，古人对孙子这句话的解释大都是从战役战术层次上着眼，没有看到这句话的战略含义，因此，都未能得到孙子这句话的真意。
孙子所说的“修功”是指争取人心，巩固和扩大战果。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应是：攻占敌人的地盘以后，必须要做好争取人心、巩固战果的工作；否则，其军队就要长期滞留在那里，国家要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甚至会使胜利成果付之东流。
从《火攻篇》的上下文看，其篇末讲的“安国全军之道”的“全”，应包含战后“修功”的思想在内；否则，就不能称为“全军”。《谋攻篇》中讲的“必以全争于天下”的“全”指的是全策，这个全策不但包括“战胜攻取”之策，也应包括战后“修功”之策；否则，也不能称其为“全策”。换句话说，高明的“庙算”是把“战胜攻取”和战后“修功”这两件大事进行系统谋划。战后“修功”是孙子“全胜”思想的必有之意；否则，就不称其为“全胜”。孙子这一论断的真理性已被古今中外无数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被证明。
但他在此对攻占者应如何“修其功”没有展开讲，这大概与作者写这本书的宗旨及此前官方已在这方面有明确规定有关。《孙子兵法》的撰写宗旨就在论述如何“战胜攻取”，对战后处置问题，只是点到为止。另外，孙子之前的官方典籍中对这一问题似已有明文规定，如《司马法·仁本》中就载有“古者”“入罪人之地”后的军令：“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伤之，医药归之。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其中包括保护群众，不损害其财产，不虐待俘虏，惩处有罪，倡导新风，建立制度，举贤任能等多项内容。这些都应是“战胜攻取”后要“修其功”的具体内容。
在孙子看来，“战胜攻取”后应做的这些事情已不言自明，他只需强调指出，不这样做的军队，就会“凶”，出现“费留”的后果，就足够了。《孙子兵法》的这句话言简意赅，但却揭示了一条古今中外都不可违背的军事斗争规律。
二、从伊拉克战争看孙子“修功”思想的现代价值
孙子的这一思想对现代战争仍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价值。众所周知，战争的基本样式是进攻和防守，有攻防一般就有占领和被占领的现象出现。但目前笔者所见一些西方的军事著述中，对如何“战胜攻取”论述甚多，但对战胜后如何控制局势鲜有卓见者。美国的高层决策者无疑受到了这些理论的影响，因此在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对如何在军事上打赢这场战争进行了较为周密的策划和准备，但对打赢后会遇到什么问题，美军应如何处置等，却缺乏高明的预见和可行的预案，以至美军在迅速占领伊拉克后，美国的高层决策者们竟有些不知所措，忙乱中多有失策之举。
比如，他们在战前既宣称要当东征的“十字军”，战后又不想要“占领者”之名，表现出决策者战前思想的混乱；战后由谁牵头整治伊拉克的混乱局面，美国人也事先心中无数，竟仓促决定让一名美国的退役将军到伊拉克去主政，后又不得不换马，可见美国最高决策层在此前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也没有形成深思熟虑的定见；一些美国士兵在伊拉克不是“修其功”，而是按照其上司的意图，虐待俘虏，滥杀无辜，因而遭到伊拉克人民的强烈反抗和全世界人民的同声谴责。（这里顺便说明孙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主张对俘虏要“善而养之”，绝对反对虐待俘虏）对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会否遇到抵抗，会遇到怎样的抵抗，美军如何应对等，缺乏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一厢情愿地判断为美军一旦进入伊拉克，那里的人民会用鲜花和欢呼来迎接他们。结果却与他们的预料大相径庭。在布什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仍然战乱不止，驻伊美军频遭袭击，伤亡反而更加严重。这都是美国最高决策层所始料不及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决策者在战前低估了联合国的作用，低估了伊拉克人民、阿拉伯世界人民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军事的征服作用，而对战争性质、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战争最后胜负的决定作用估计不足。他们天真地认为，用大炮输送的西方的民主理念、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社会制度，可以轻易地嫁接在伊拉克这棵被拦腰砍断的坚韧的伊斯兰文化的树干上；对美军进入伊拉克后伊拉克各界层、各派别的政治态度缺乏准确的分析，对谁是铁杆的依靠者，谁是可以争取的支持者，谁是坚决的反抗者等心中缺数，因而没有事先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概而言之，美国人犯了孙子所说的战前庙堂“少算”的错误。
当然，美国也不是没有人在战前想到这一问题，只不过美国的最高决策层没有采纳罢了。提出过“文明冲突论”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虽多有谬言，但据说他曾预言，美军攻入伊拉克后，将发生两场战争：一场是针对萨达姆的战争，一场是针对伊拉克人民的战争。美国人会迅速打赢前一场战争，但永远打不赢后一场战争。可惜的是，美国人对“后一场战争”的厉害缺乏认识和准备，没有做到如孙子所说的“虑之”，“修之”，就贸然发动了“前一场”战争，结果，后来陷入了欲进无方、欲退不能的“后一场”战争的困境：驻伊美军频遭袭击，死伤严重，国内军费开支巨大，人民安全感反而降低，布什的支持率下降，昔日盟友反目，世界人民反战呼声此起彼伏……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才不得不低下昔日曾昂出天外的头去求助于联合国。这正如孙子所说的那种“凶，命曰费留”。美国在吃了这许多苦头后，才不得不玩假交权、真操控的把戏，搞以“伊”治“伊”，把伊拉克临时政府推到台前挡箭，自己在幕后坐收实惠。虽然美国人不会就这样轻易撤军，但其最后的结果却只能是打铺盖卷走人。如果美国人能从这场战争中得到这一教训，认识到孙子这句话的重要，这仗也算没有白打。
三、从车臣战争看孙子“修功”思想的现代价值
俄罗斯进行的车臣战争虽与美国等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性质不同（一为内政问题，一为干涉他国内政问题），但前者也在对车臣的战后控制上遇到了同样棘手的问题，并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巴卢耶夫斯基中将在对发生在19世纪的高加索战争和现在的车臣战争进行比较后，得出一条重要教训就是，俄军“在解除杜达耶夫武装的战役准备过程中，不仅没有考虑到敌人的兵力兵器，也没有考虑到战场的特点、地区居民的信仰和一系列其他重要因素”。他据此分析了车臣地区适合开展游击战的山地特点以及游击战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威力；指出“车臣居民喜欢暴动”，“不愿接受任何集权”，“主要靠族长氏族体制行使统治”等民族特征；认为“与一个地区的所有居民作战不仅是无望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俄军应最大限度地争取车臣人民的支持，集中力量打击真正的叛乱分子。而这些都是应在战前考虑到的；俄军没有在战前考虑到这些问题并进行周密的筹划和准备，战后“修其功”的工作也有缺陷，这是造成其宣布胜利后仍未能稳定车臣局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单从军事角度看，俄军在对车臣的占后控制问题上也有教训供人们汲取。其一，过度依赖高技术兵器难以取得现代战争的最后胜利。俄军为剿匪作战制定了“少流血，非接触，远毁伤”的作战指导原则，先期取得了一定战果。但后期，车臣叛乱分子藏匿于深山老林或城乡居民之中，与俄军打起了游击战，你要“非接触”，他非要和你“接触”；你要“远毁伤”，他偏要对你近打击；你要少流血，他偏要你大牺牲。俄军对种战法缺乏准备和对策，因此常陷于被动应付，造成重大伤亡。实践证明，游击战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仍具有巨大威力，必须从应用和反应用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二，对占领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必须预先掌握并制定出相应的多种协同作战预案。俄军虽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但进入车臣后，不得不进行山地清剿作战；为进行山地清剿作战，又不得不分散兵力，各自为战。由于其缺乏有力而灵活的协调能力，对敌难以形成出击重拳；在一方需要救援时，其他各方鞭长莫及，未能形成如孙子所说“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具至”的灵活反应能力。其三，对敌我力量评估必须客观，防止出现两个极端。俄军开始麻痹轻敌，认为自己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对敌人的顽固性、战法的灵活性等估计不足；在遭到一些损失后，又出现不敢大胆深入山区主动进攻与敌近战的情绪，甚至为减少牺牲，在遭遇敌人时，主张迅速与敌脱离接触，殊不知，战场上的规律是“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这样做，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牺牲。总之，俄军围剿车臣叛乱分子作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血的教训，对我军未来可能遇到的登陆、进山、入林、夺巷清剿作战不无有益的启示。
由此使我们想到，即使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谋划进攻性战争和反击性战争，也不仅只考虑到在军事上能否打赢的问题，还必须同时考虑到打赢后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孙子的“修功”思想至今仍是不可违背的规律。
四、收复失地后必须实施的控制手段
综观中国历史上为反击侵略或收复失地而采取的占后控制策略，成功者都是围绕着争取民心，巩固和扩大战果这一核心目的展开，他们至少必须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是乘势追歼，彻清残敌。战胜攻取后，往往是部队最感到劳累、最需要休整和最容易产生骄傲与享乐情绪的时候，指挥员一旦迁就这种情绪，就可能铸成大错，因丧失战机而导致敌人东山再起。所以这时就特别强调需要发扬如李世民所说“破竹之势，不可失也”和毛泽东所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作风，乘胜追歼残余敌人，以消除后患。
二是广施德政，严格纪律。针对攻入敌占区的军队容易发生的问题，提前对他们进行不虐待俘虏、不侵犯群众利益等方面的教育，并进行严格督察，力争做到“秋毫无犯”。帮助当地民众解决生活困难，发放救济物资，进行医疗救护，维护社会秩序等，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
三是建立政权，“因俗而治”。如诸葛亮平南中，唐太宗平西域各少数民族政权那样，大军到处，尽快建立以当地人为主的新政权，实行以当地人治理当地人的原则，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以维系新生政权。在治理政策上，施行“因俗而治”和“同服不同制”原则，“总大纲，宽小过”（汉班超治理西域的经验），不把内地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等强加于人，以“不同制”达成“同服”的目的。
四是恢复经济，密切联系。即在战后应迅速恢复和发展那里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密切那里与内地的经济联系，达成经济互补、共同繁荣的目的。如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废除荷兰人实行的“王田制”，推行土地私有制，奖励人民开垦土地，同时，振兴糖业，教人们烧砖，修筑盐埕，以增加盐的产量，发展贸易，争取外汇，增加税收等，使台湾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清康熙统一台湾后，即下达了展界开海的旨令，鼓励海峡两岸积极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出现了“南到南洋，北及天津、牛庄、烟台、上海，轴舻相望，络绎于途，皆以安平（在今台湾台南市）为往来之港”的繁荣局面。同时，闽粤地区的人民大量迁移到台湾去开发经营，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密切了两岸的联系。
五是增强认同，发展教育。如，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奉冠裳而渡鹿耳者，盖八百余人”，其中姓名见于史料的有沈光文、卢若腾、李茂春、沈全期等，他们到台湾后受到重用，为在台湾普及中华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郑氏集团还在台湾建孔子庙，开办学校，对人民进行中华文化教育；同时实施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争取汉族和土著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使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六是留兵镇守，抚顺伐逆。如唐太宗击败吐谷浑后，立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胡吕乌甘豆可汗，为防止其内部动乱，命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其声援。清康熙统一台湾后，采纳施琅建议，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8000人，分为水陆八营；在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2000人，分为二营，以为抚顺伐叛之需。留守部队必须事先掌握敌对势力可能采取的战法，并制定有相应的作战方案，采取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手段，逐步将敌之武装力量彻底清除。
总之，对收复之地要巩固和扩大战果，不但必须要考虑到那里的军事情况，而且还要考虑到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地形等多种因素。如敌占区中各阶级、阶层、族群的地位、相互关系和政治态度；那里的民心、民风、民俗特点；哪些人群是依靠的力量，哪些是争取的力量，哪些是必须打击的力量；在打赢“第一场”战争后，还要做好打赢“第二场”、“第三场”战争的准备；同时下大力做好争取民心的工作，包括战前就对部队做好“不虐待俘虏”等方面的教育；建立可靠的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制度等。这些都是孙子“庙算”的必有之义，也是战争规律的必然要求。古今中外的事实都证明，单靠军事力量是不能最后打赢进攻性或反击性战争的，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系统筹划和实施。这是绝对不能忽略的。正如孙子所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