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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与中国兵学
2012-2-14 来源: 作者:谢祥皓


     孙武,作为中国兵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中国兵学的圣人,对中国兵学的理论贡献与深刻影响,是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的。然而,孙子对中国兵学的影响,究竟有多么深刻、宽广,人们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明朗的概念,更难有“量化”的具体分析。
    明代兵家茅元仪于《武备志·兵诀评》中写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
    茅元仪所讲,是指《孙子》与《吴起兵法》及《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这五种兵书的关系。“遗”者,弃也,言其抛在一边,不闻不问。由于《孙子》体大而虑周,故五家皆紧连于《孙子》,且只能为其疏解而已。纵观中国历史,茅氏这一论断,不但适用于“先秦六家”,而且适用于全部中国兵学。即:出现于孙子之前者,《孙子》已尽取其精华;而出现于孙子之后者,或为《孙子》的注疏、说解,或为《孙子》的深入应用与发展,无一部可脱离《孙子》。
    此乃就兵学撰著而言。若放眼于历代之战争实践,唐代兵家杜牧于《注孙子序》中写道:“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扰印圈模刻,一不差跌。”
    又曰:“后之人有读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抖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
    杜牧所言,是指历代兵家战将的战争实践:其胜之所以胜,其败之所以败,都与孙武的论断一一模合。具体战场的得失胜败虽不可尽知,然而它们决不可能出于孙武之“盘”。那么,茅元仪之言,杜牧之论,是否“言过其实”?是否确凿可靠?对此,全部中国兵学与战争实践,可以作证。
    一、前孙子者,《孙子》不遗
    兵学理论来自于战争实践。中华大地所独具的地理环境与独特的人文历史,使它自然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化系统。中国古代的战争实践,曾经经历了人类战争史中十分完备的各种表现形态,因此,中国古代的战争理论,中国的兵学理论,也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为完备、最为典型的理论形态。班固《汉书·艺文志》于兵家篇序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刘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矜战国,出奇设伏,变作之兵并作……”
    班固所叙,大致表明了中国古代战争的三大阶段:
    其一,以“弧矢之利”为基本战争手段的上古部族战争;
    其二,以“仁义”、“礼让”为基本特征的三代战争;
    其三,以“权谋”,“变诈”为主要特征的春秋战国之战争。
    孙武生当春秋末期,三种形态的战争实践都已存在。有相当完备的战争史实为基础,有相对完备的战争经验为依托,才使孙武有可能形成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孙子》十三篇,正是这一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的具体体现。
    那么,孙武究竟向前人继承了什么?
    孙武之前,最基本的战争经验是道义,即班固所称“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言:“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立足于“以仁为本”,立足于“安人”、“爱民”,立足于“止战”,是战争的道义基础,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政治、民心。《六韬》亦言:“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立足于仁德、道义,是三代战争的基本经验,也是当时兵学理论的精华所在。
    作为此类战争的典型战例,莫过于商汤征葛。由于葛伯“放而不祀”(不祭祀先祖、神灵),商汤先“遗之牛羊”,又赠之黍稻,复率民为之耕种,“老弱馈食”,可谓仁至义尽。然而葛伯竟视恩为仇,夺酒食,杀童子。商汤为童子复仇,起而征伐,故深得天下民心,以至于人们对商汤的盼望,“若大旱之望雨也”。“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争盼商汤来伐。由于“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由此,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对于三代战争的基本经验,孙子心领神会,不但没有抛弃,而且把它放到了自己的兵学理论体系的制高点,是高于并制约其他诸多战争因素的最根本的因素,这就是《孙子》开篇居于“五事”、“七计”之首的“道”。
    五事:“道、天、地、将、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民,百姓;上,君主;百姓能与君主同心同德、生死相依,这显然是最大的道义,是最大的民心。其势正如战国大儒荀卿所叙:“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矜君也,下之矜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
    能有如此之兵,将何往而不胜!可见,孙子首论“五事”,且以“道”居首,正抓住了上古、三代战争的基本经验。时至后世,“道义”即所谓“师出有名”,已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行动,同时也是兴办一切重大事业的先决条件了。
    二、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孙武之后,中国的兵学撰著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专门为孙子之书作注释、解说或例证的著作,如曹操《孙子略解》,以及李荃、杜牧、王哲、张预、刘寅、赵本学、邓廷罗等人的著作,它的宗旨就是解说《孙子》,显然不可能将孙子书弃置一旁。其二,是独立冠名并自成体系的兵学著作。如《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唐李问对》等。其书对《孙子》的辅翼与弘扬,前人早有细论,如明代李贽的《孙子参同》,就专门论证了《武经七书》中其他六书如何辅翼《孙子》,皆为《孙子》“参考异同”而已。
    《武经七书》之外的其他撰著,亦皆明朗地以《孙子》为经典、为准则,从而自觉地为之细化与发展。且举几例:
    (1)李签《太白阴经》。
    该书百篇十卷,自言“十载修成”,其书实杂取诸家。该书卷首纵论战略大局的《人谋》上、下二卷,或明或暗,抄引《孙子》者即达10余处。如“先知”说,“庙算”说,“地利”说,“不战而屈人之兵”说,“地形”说,“任势”说,“爱兵”说,等等,均原文移抄《孙子》。而该书的精华部分,尽在《人谋》。
    (2)杜佑《通典·兵典》。
    该书明确以《孙子》为纲。其《兵序》即言:“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裙披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此乃明确以孙武之论为纲,举列战例以证之。
    (3)许洞《虎钤经》。
    序言即称:“《孙子》之法奥而精……今上采孙子、李荃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亦明确以《孙子》为纲。
    (4)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
    该书以指导实战为主,《前集》尽讲制度、地形等具体因素,《后集》十五卷《故事》中战例之引述,则全然围绕《孙子》之论。
    另如,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均为练兵的实际教材,实际训练科目。而继光亦言,“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在兵学理论上已不可能越出孙武之纲,自己只是做些“详细节目”的实施而已。
    可见,后孙子者,也绝不可能抛弃《孙子》。茅元仪之言确为不刊之论。
    三、关于孙武之“盘”
    前引杜牧之言,乃以《孙子》为一个无形的大盘,而历代兵家战将的战场厮杀,就像在此盘中自由滚动的圆丸。丸的滚动“横斜圆直”,取决于当时当地的诸多临时性因素,战场厮杀的胜负得失,亦皆取决于千变万化的战场形势。然而,“丸”所滚动的大限是不能越出盘的边界;与之相应,兵家战将在战场上的胜负得失,亦皆不能越出《孙子》关于战争之基本规律的论断,这就是孙子之“盘”。
    毛泽东于《论持久战》中曾写道:“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其实,《孙子》书中一系列战略性论断,都具有这一性质。如《计》篇讲“五事”首论道义,此乃古今战争经验所凝练的一条最根本的规律,特别对于那些决定历史走向的全局性战争,几乎无一例外。     如,商汤征葛,武王伐封,秦之败亡,刘邦胜项羽,刘秀灭王莽,李世民之继承皇位,朱元璋之扫灭群雄,以及努尔哈赤对明朝宣战的“七大恨告天”……无不以“民心”为其根本性制约因素。就是汉末曹操之起兵,也是高举“道义”之旗:“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这个“义士”,就是曹操。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曹操可谓独出一格;后来挟持汉献帝在手,也是要抓住“道义”的大旗(当时汉献帝就是一面旗帜)。曹操终不称帝,而只做“周文王”,都明朗地表现了他的“道义”意识。
    至于孙子关于“诡道”“权谋”及诸多战术论断,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亦各有实例多多应验。如: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白登之围”,冒顿藏匿精壮,尽现老弱,即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楚汉战争中,陈平以重金离间项羽、范曾,即为“亲而离之”;
    韩信于井陉口“背水为阵”,即“置之死地而后生”;
    韩信用李左车之计,“驰咫尺之书”,不战而下燕城,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汉武帝征匈奴,让李陵率五千步卒去征讨十万匈奴骑兵,李陵兵败被擒,此乃“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曹操“轻兵兼道”,千里征乌桓,乃“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
    曹氏“锦囊妙计”战合肥,使张辽、李典、乐进各尽其才,以对付孙权,可谓典型的“知彼知己”也;
    吕蒙“白衣渡江”,陆逊致信迎奉关羽,乃“卑而骄之”也;
    刘备伐吴,被“火烧连营”七百里,乃“主不可怒而兴师”也;
    西晋十六国时期,石勒灭王浚,先以“牛羊塞巷”,乃“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也;
    肥水之战,乘秦军退让之际,朱序大喊“秦军败了!”亦为“乱而取之”也。
    举凡中国战争史上的典型战例,其所以胜,所以败,无不一一验合《孙子》。杜牧所称“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决非过誉之言。
    可见,《孙子》对中国古代兵学规律的概括,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当之无愧的经典。既存的全部中国兵学著作,都是孙子兵学的辅翼与解说,深化与发展,都是孙子兵学对各个时期战争实践之指导的具体化;古代战争之一切重大战略决策,无一不受《孙子》的制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孙子兵学就是中国兵学,中国兵学就是孙子兵学。
    显然,《孙子》中许多具体的战术性论断,特别是诸多关于地形、信息的论断,在当今高科技已充分发展,信息技术已大大超越前人的历史时代,已经失去了它所固有的指导意义。如,“鸟起者,伏也;兽来者,覆也;”似乎都已无用武之地。然而,孙子的一系列伟大战略观点,依然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今人仍不可违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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