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研究军事问题的思维方式,不仅对传统兵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同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本文力图从新的角度,对《孙子兵法》的思维特征进行深入的探讨。
辩证思维
何为辩证思维?辩证思维就是在思维过程中,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事物,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从而得出结论。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曾经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诚哉斯言!长于辩证思维确实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道家讲无为之道,儒家谈中庸之道,兵家则以战争规律为道。那么,“道”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道出了真谛:“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构成了一幅中国特有的宇宙生成图。意即任何事物都包含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整个世界的形成,便是阴阳二性相互依存又相互渗透的结果。阴阳之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辩证思想也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本质特征。
关于《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维特征,首先表现在该书运用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军事范畴,如全破、虚实、奇正、攻守、迂直等。据统计,这一类的范畴在《孙子兵法》中便有100多对。对此,一些学者在文章或论著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详述。概念的辩证法决定思维的辩证法,这种从范畴的角度入手研究古典著作的方法无疑是可取的。需要指出的是,孙子的辩证思维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容。我们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引起特别的关注：
其一,孙子对于对立统一的军事范畴,既充分注意到其相互依存的关系,又清楚地看到两方之间的不平衡性。如对于“奇正”这一对范畴,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作战方式既要有“正”,亦要有“奇”,二者缺一不可。然而对于“正”与“奇”，孙子绝不是均衡看待的。在他看来,用兵作战的关键不在于对守正的把握,而在于对出奇的活用。也就是说，“奇”才是兵家应该着力之所在。出奇制胜之所以成为战争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原因就在于它把握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奇正相生,核心在于一个“变”字,变中出奇,以奇制胜。又如,对于“虚实”这一对范畴,孙子的着力点在于一个“虚”字。所谓“识虚实之势”,目的在于发现敌人关键而薄弱(虚)的环节而攻击之。以“诡道”十二法为主要内容的“示形”动敌之法，则是要调动敌人,改变虚实状态,以达成关键战场上的攻虚击弱。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孙子已朴素地认识到了矛盾主要方面的存在,并在分析军事问题时合理地加以运用,从而使其辩证思维避免陷入诡辩论的泥潭,也成就了《孙子兵法》全面明确且重点突出的鲜明特色。
其二,孙子的辩证思维体现出明显的系统化的特征。关于《孙子兵法》的兵学理论体系,历代学者多有论述。古人多从十三篇的篇章结构及其相互联系来论述其体系框架,如唐代的李筌,宋代的张预、郑友贤以及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山鹿素行等。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用现代军事学来框定孙子的兵学体系,主要代表人物有萧天石、郭化若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范畴的角度出发,探讨孙子的兵学体系。尽管学者们对孙子兵学体系的认识见仁见智,各执一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孙子兵法》已由辩证的范畴上升为辩证的体系。其辩证思维的系统化特征,说明《孙子兵法》已超越前人而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来看,孙子的辩证思维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易经》,二是《老子》。与《易经》相比,《孙子兵法》明显地呈现出体系化、系统化的趋向,是对传统辩证思维的深化与发展。与《老子》相比,《孙子兵法》充分注意到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其立论基点集中在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一点上。因此,在辩证思想领域,孙子既源于传统而又高于传统,是对传统辩证思维的继承与发展,这也是后世之所以将其作为哲学著作来读或者将其视为军事哲学源头之作的原因所在。
整体思维
所谓整体思维,是指思维的对象和成果,以及运用思维成果对思维对象进行的改造,注重从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反映对象,对事物进行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孙子兵法》一书随处体现出整体思维的特征。孙子以战争实力为研究军事问题的逻辑起点,这里的实力不是指单纯意义上的军事实力,他所说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已涵盖了现代意义上国家综合实力的基本要素。然而这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整体思维还有其更为深刻的一个层次,即趋向于整体的动态平衡。这正是我们要着重阐述的。
孔子曾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整体思维并不排除矛盾的斗争性,但更强调矛盾的统一性,这与西方文化强调对立面的冲突与斗争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它所关注的是人道与天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相类和统一,要求人的外在行为与自然和社会相适应,彼此协调发展,在矛盾中求得整体的动态平衡。这一思维发展的极致,便是儒家的中庸思想。“中庸之为德也,其至乎也”。
从本质上讲,军事领域毕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斗争性始终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光讲斗争性而忽略矛盾的统一性,同样会导致致命的错误。孙子深刻地认识到,作为调节社会矛盾的手段,战争的功用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一味地诉诸武力,过分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便会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孙子的慎战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其整体思维的结果。因此,他竭力主张以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理念。即使是以斗争性为主体的战争行为,也往往不以从肉体上消灭敌人为主要目的,而是力求在“破”中求“全”。孙子强调“战胜攻取”之后要“修其功”，则是在平衡打破之后,力求寻求一种有利于己的新的动态平衡。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兵学中的一个共同趋向。成都武侯祠有这样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兵学家,是真正的和平倡导者。在他们看来,真正懂得军事(知兵)的人,绝不是好战分子,不战而胜才是最佳的用兵境界。
孙子基于谋求动态平衡而提出的一系列军事观点,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也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赞誉。其思想方法对于我们思考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都不无借鉴价值。
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是依据已有的经验直接领悟事物的本质,并迅速做出判断的思维方式。其本质特征是注重思维的结果或思维所达到的境界,至于思维的过程和方法则可以忽略不计,即所谓“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形”。直觉思维发展到极致,即禅宗所谓的“顿悟”。
《孙子兵法》短短5000余言,却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英国著名战略家、间接路线战略的提出者利德尔·哈特认为:“《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名作。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在《孙子兵法》这本篇幅不长的书中,把我20多部书中所涉及的战略和战术基本原则几乎包罗无遗。”《孙子兵法》几乎一句一个兵法原则,而对于范畴的分解与综合等具体的分析过程则一概不论。孙子认为,通晓“战道”(战争规律),便可以步入用兵的佳境。然而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孙子没有说。实际上,在他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具体有效的方法,“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一切都要靠读者在实践中去感悟。这也正是直觉思维的必然结果。
《孙子兵法》明显地体现出直觉思维的特征,这既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限制使然,也是军事领域特殊性的反映。战争中,敌对双方无不对自己的作战意图、兵力部署、虚实状况等严加保密,并通过“示形”制造假情报造成敌人的误断,因此军事领域较之于其他领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或盖然性,这就为直觉思维的广泛运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中国传统兵家注重从整体上把握战局,强调通过亲身体验去感悟,原因正在于此。
直觉思维在学术研究上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是重道而轻器。何为“道”,何为“器”呢?传统的解释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孙子所论无疑地属于形而上之道的范围。明代军事家戚继光指出:“孙武之书,纲领精微莫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者上乘之教也”。重道而轻器的传统,决定了孙子舍事而言理的基本写作风格,也奠定了中国兵学早熟的思维基础。
应该看到,直觉思维虽然在中国早期兵学的发展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思维方式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成了军事领域技术创新和运用的障碍。西汉以后,兵技巧家走向衰落,正是这一观念作用的必然结果。进入近代后,仍有一部分人将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而倍加排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是指突破常规考虑问题的固定模式,采取与一般习惯相反的方向进行思考、分析的思维方式。通俗地说,就是倒过来想问题。从哲学上看,逆向思维与辩证思维是密切相关的,后者关注的是事物的辩证性,而前者反映的则是思维的辩证性。
关于《孙子兵法》一书所体现的逆向思维特征,近年来学术界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刘波认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是对缺点的逆用,“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是对矛盾特殊性的逆用,“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是对矛盾对立面的逆用，“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则是对思维常法的逆用。这些看法无疑都是有道理的。其实,《孙子兵法》中体现逆向思维的命题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如“胜于易胜”、“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这些命题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说其共同的本质属性又是什么?这正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孙子之逆向思维,可以在《易经》中找到源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事物的发展到了用常规思维难以行得通的时候,就要运用逆向思维,通过变通获得转机。变通乃是《易经》最核心的思想。《孙子兵法》亦然。从一定意义上说，整部《孙子兵法》所研究的就是军事领域中守常与变通的关系问题。用兵作战的规律都可以表述为各种各样的兵法原则。原则是明确的,但原则的运用却是灵活多变的。一个指挥员如果只知守常而不知变通,等待他的便只能是失败的命运。因此,孙子十分强调灵活用兵,要求将领“通九变之术”,这样才能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在孙子看来,任何兵法原则都不是绝对的,都有其例外,唯有变才是永恒的。
必须看到,常与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依存,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打破习惯的思维方式,实施变通,目的在于出敌意料之外,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和计划,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明代兵书《草庐经略》中讨论“示形”的一段话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一问题:“虚实在敌,必审知之,然后能避实而击虚；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或虚而示之以实；或实而示之以虚；或虚而虚之,使敌转疑以我为实；或实而实之,使敌转疑以我为虚。玄之又玄,令不可测,乖其所之,诱之无不来,动之无不从者,深知虚实之妙而巧投之也。”
运用逆向思维实施变通,必须建立在对常法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一味地求新、求异,就好像根本不懂兵法原则的人却要活用兵法,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以上我们从辩证思维、整体思维、直觉思维和逆向思维四个方面,对《孙子兵法》的思维特征进行了探讨。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孙子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孙子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创新与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学习孙子研究战争问题的思想方法,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这一部兵学圣典，更好地发挥其服务现实的功用,是不无裨益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