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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战略本质观
2012-2-10 来源: 作者:杨新


    战略,顾名思义,是指战争的方略或策略。在我国古代,一开始并没有战略一词,但有大谋、大略、方略、韬略、将道、庙算、战道等一系列意义相近的词,这些词汇都从广义上对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战略这个词的本质做了概括。就广义上的“战略”而言,“战”是指对抗,“略”是指谋划。战略就是一种如何进行对抗的谋划。古人对战略的这种理解具有广泛的通用性,因而战略在我国历史上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可以说,我们中国是真正最早产生战略的地方,我们的祖先们也最早使用与战略相关的许多词汇来表述关于对抗的谋划。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较系统的战略思想如《孙子兵法》已经是战略理论的成熟之作,《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等都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揭示了战略最深层的一些原理。西晋时期司马彪写的《战略》一书,它不仅是世界战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而且要比西方国家的同类专著早上几百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先辈对战略本质的理解,也要比西方国家深刻全面。那么中国古代对战略的本质是如何揭示的呢?中国古代的战略本质观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从中国古代关于战略的地位作用、力量运用、实现途径、战略运筹与指导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和认识。
    一、从战略的地位作用看,战略是治国安天下的“大谋”、“大略”
    战略历来是治国安天下的方略,而且是大谋、大略,中国古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古人认识到了战略运筹的地位作用。早在原始社会时期,那时进行战争,就常常要开部落联盟首领会议,以此来决定作战方面的组织与指挥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兵家与兵学家就已经十分重视战略及战略决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孙子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主张用兵征战都要进行“庙算”,根据“算”多“算”少来决定是否用兵及用兵的策略。中国古代出兵征战,国君一般都要召开最高军政会议,讨论进行战争所用的“大谋”、“大计”,古时兵家把这种制定战略大性的会议叫“庙算”,而把战略决策叫“大谋”、“大计”,我们现在将其叫做“战略”。《商君书·战法》中也讲:“政出庙算者,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意思是说如果战略决策是出自朝廷,将帅才能高的会取胜,将帅才能低的也会取胜。当然除了战略决策正确之外,将帅才能也是取胜的重要方面,如果将帅无能,再好的战略决策也可能因为将帅无能而招致失败。但商子这句话非常强调战略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如《尉缭子·战权》和《淮南子·兵略训》等也都非常强调战略的地位与作用。它们不但肯定“庙算”虽然“运筹于庙堂之上”,但却可以“决胜乎千里之外”,而且评价战略决胜的重大意义时说“庙算者帝”。上述事例都说明,中国古代重视战略决策在战争中的重大地位与作用是我国兵家的一贯思。
    其次,对战略与策略及战术作了理论区分。我国古代兵家谈兵,一般是以治国、治军与用兵相结合,战略与策略(或战术)相统一为特征的。如《孙子兵法》中的“五事”、“七计”是谈战略的,而“兵者,诡道也”讲的诡道则是策略或战术。公认为是谈策略的《三十六计》,也不是纯粹谈策略的,其中诸如“围魏救赵”就既是批亢捣虚的迂回战略,又是一种策略。另外如《吴子》在《图国》篇里大讲治国的战略大计,在《应变》、《料敌》等篇中讲的“因形用权”等则是讲策略。直到明清时期的兵学著作,如《百战奇略》、《兵经百言》等,也还是战略与策略相互混杂,把战略与策略或战术,通称为“谋略”。但古人对战略与策略并不是根本没有加以区别,事实上,兵家和思想家们往往是用大谋与小谋、大局与小局、大计与小计、大略与小术这些概念来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别的。在谈及战略问题时,从思想上已经把最高层次的“国家战略”与下一层次的“军事战略”(当然那时还没有提出“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概念)分开论述了。在理论上把战略与策略分开论述并对两者的关系作了详细说明的,历史上最为突出的是南宋文人陈亮,他用“略”与“术”两个概念把战略与策略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讲:“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识进取之急缓,彼可以先,此可以后,次第取之,此所谓略”;而“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此所谓术也。”陈亮还把“略”的地位置于“术”之上,认为“略”决定“术”,“术”是为“略”服务的。他讲“治国有大体,谋敌有大略。立大体而后纪纲正,定大略而后机变行,此不易之道也。”陈亮在《中兴五论序》中对战略的地位作用说得最为明确。他认为要成天下之大功,首先要有“制天下之深谋”,“取天下之大略”,离开正确的战略决策(大略、大计、大谋),光讲“策略”和“术”是不能成大事的。
    二、从战略对于力量的运用看,战略是谋划力量运用的“治力之术”
    对抗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对抗又是力量与力量的对抗,对抗的结果是优胜劣汰,这是一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对抗中力量的“优”和“劣”是两种最基本的形态,力量强大的未必胜利,力量弱小的未必注定失败,这也是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而其奥妙之处就在于力量运用中的“智”的因素,善于运用谋略,以智驱力,智慧可以改变力量的最初形态使之发生转变,这也是一条规律。我们的古人认识到了这两条规律,所以特别强调在力量运用的对抗中,从“力量”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来认识战争和其他对抗的特点与规律。中国古人也正是从“力”的范畴去理解和阐发对“战略”的认识及战略的内涵。他们将战略称之为“治力之术”。
    《李卫公问对》一书中记载了李世民与李靖的一段对话,李世民问:“《孙子》所言治力如何?”李靖说:“‘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尔。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非治力之术,安能临兵哉!”李世民听后说:“今人习《孙子》者,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其义。治力之法,宜遍告诸将。”这充分说明,古人是将战略的本质理解为“治力之术”的。这种理解,从近现代的一些外国战略家的论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例如法国的战略理论家博福尔在《战略入门》中就曾讲:战略“是一种运用力量使之对于政治策略目标的达到作出最有效贡献的艺术”。“战略的本质就是一种抽象的相互作用……它是力量的辩证法艺术。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使用的辩证法艺术”。
    古人不但认为战略是“治力之术”,而且从力量这一逻辑起点展开论述,揭示了战略最本质的逻辑结构。例如《淮南子·兵略训》中指出:“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这段话描绘了战略的整体全貌。此处所言“自得者”,除了要有天时、地利与人和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治力之术”。我们当前面临着军事领域里最为深刻的新军事变革,军事力量怎样发展,如何运用,都需要我们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科学的战略思维,要能从战略上做好顶层设计,从中观和微观上科学地统筹好各种力量的运用。只有掌握先进的战略战术理论和高超的军事谋略这样的“治力之术”,才可能在新军事变革中步步抢占先机,在军事对抗中稳操胜券。“治力之术”既是统帅的领导艺术,也是学者的敏锐思想,更是每一个军人都应该掌握的知识和理论。
    三、从战略实现的途径看,战略的运用强调“不争”、“不武”
    中国的战略,从古到今,其本质都是和平。战略是竞争的学问,但中国古人是从维护和平的目的出发谈论战略的,由“不争”出发而谈“争”,由“合理之争”来达成“不争”。如老子讲:“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不是一概反对竞争,而是主张在道德范围之内竞争,反对用非人道手段进行竞争;古人是由“不武”出发而谈“武”,强调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如老子强调:“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但古人也不是一概反对战争与武力手段。《司马法》中就讲:“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意思是说治理国家以仁爱为根本,要用合乎情理的方法处理国家大事。而当政治等正常手段不能达到目的时,才不得已采用权变措施,即用战争手段,而不是中和与仁爱手段。在运用战争手段时,中国古人强调“义兵”和“义战”。《司马法》中就主张“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孔子也是主张和支持“禁残止暴”的战争的。例如《大戴礼记》中记载,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用兵是不祥的事吗?”孔子回答说:怎么能说是不祥的呢?“圣人之用兵也,以禁残止暴于天下也。”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中强调“不争”、“不武”的同时,强调“慎战”、“义战”,而且还主张既不能“忘战”,也不能“乐战”,更不能“好战”。《历代名臣奏议》中李蔫的《慎兵论》就强调:“兵不可好,好兵者嗜杀人也;战不可忘,忘战者弃其民也。”王师愈提出对战争应既不怕用,也不轻用的观点:“定天下之势不可惮用兵,保天下亦不可轻用兵”。
    之,中国古代战略,首先强调的是“不争”和“不武”,主张以“礼”、“义”等手段来化解“争”,同时,也承认“正义之争”,主张以“义战”、“慎战”来解决“合理之争”。我们在考察中国古代战略的本质时,就像理解中国武术强调武德一样,要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战略“为万世开太平”的和平本质。正如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诗中所讲:“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战略思维,主旨是拥有强兵而反对黩武,操利器而避免杀伤,制侵陵为根本大计,保国土而不越疆。中国古人对战略的这种和平本质的理解,对于当今世界树立科学的综合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观念是很有启发的。
     四、从战略运筹和指导的角度看,战略运筹及指导的要求是“全胜”、“致人”
    “胜”是中国古代战略的一个重要范畴,从形式上看,人类社会的各种对抗活动,无非是为了一个“胜”字,因为只有胜利,才能生存和发展。胜既是力量对抗的目标,也是力量运用结果成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就是一种如何求胜避败的科学和艺术。《尉缭子·攻权》强调“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这说明“全胜”是中国古代战略的一个重要概念和思想,它表现出中国古代战略对“胜”的深刻理解和一种更高的境界。即在对抗中,改变力量对比,制服对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从意志上征服对手,才是目的。因此,“全胜”,或者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战略对力的运用的独特理解,是对更高层次的胜利目的的追求。“全胜”作为古代中国战略目标的核心,统揽着古代中国战略其他求胜的思想。
    “全胜”与“不战而胜”思想,在黄帝的《阴经》中已经有所论述,《逸周书》里有关于“善政不攻”,“善战不斗”,以谋取胜的思想,并把金鼓不动,不用干戈的“柔武”作为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战略。《逸周书》的《柔武》中指出:“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这其中的“柔武”论就是“不战而胜论”,是“全胜论”。《管子》把“不战而胜”看成是兵家与政治家最理想的斗争结果,在《兵法》、《幼官》、《禁藏》等篇中一再强调,最高明的将帅看重的是“谋攻”,最高明的战略是“不战”,其次才是一战而胜。《老子》主张以“无事取天下”,孔子强调以“怀柔”政策用和平方法使天下归服,都是“全胜”战略思想的体现。《孙子兵法》中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并提出“伐谋”和“伐交”两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途径与方法,强调“必以全争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从中国古代兵家和其他思想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人对战略的运筹和指导,追求的是“全胜”这样一种至高的境界。“全胜”,不是“打赢”或“取胜”这样一种具体结果,而是一个谋取占上风或优势的过程,是一种着眼长久的彻底的胜利,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战略追求的是“全胜”目标,所以中国古代战略在战略手段的运用上强调“服”而非“制”,突出了“德”和“智”,主张“不争”与“不武”,从而在运用力量达成战略目的方面,表现出与西方战略截然不同的风格,中国古代战略的“力”带有更多的“理”的成分,增加了“德”与“服”的分量。
    “致”也是中国古代战略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战略运筹与指导的根本性要求。《李卫公问对》中有这样一句话:“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司马法》中也提出:“凡战,权也;斗,勇也;阵,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这些思想,反映出中国古代战略普遍强调主动权的重要性,反映了中国古代战略本质上追求的是“致人”而不受制于人的战争主动权的核心理念。中国古人充分认识到,对抗双方在对抗过程中战略运筹和指导所追求的目的和遵循的原则,归根结底无非就是:控制对手,而不被对手所控制;战胜对手,而不被对手所战胜。“致人”与“全胜”一样,也从战略运筹和战略指导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古人对战略本质的深刻认识,核心思想就是在战略运筹和战略指导中掌握战略主动权,以达成“全胜”的战略目标。“致人而不致于人”是获得“全胜”的途径。
    孙武是第一个提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名言的人。《鬼谷子》在《谋篇》中强调“事贵制人而不制于人”。《尉缭子》中也提出了“夺人而不夺于人”的命题。秦汉以来,兵家与兵学家多以《孙子兵法》、《鬼谷子》、《尉缭子》的名言来表述战争中的主动权问题。《孙子兵法》指出:“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孙子是从战争中军队的劳与逸这对矛盾出发,考虑先人一步,占据有利地形者就“逸”,后人一步,奔走应战的就“劳”,从而得出用兵打仗要调动敌人来打而不要被敌人调动去打的结论。同时,孙子还强调:“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从利与害这对矛盾出发,指出调动敌人的关键是要善于使用“利之”与“害之”的方法,要善于“利而诱之”,调动敌人,从而掌握战略主动权。《鬼谷子》中指出:“事贵制人而不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制命也。”认为无论在政治、外交、军争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控制、制服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控制和制服。能够控制和制服敌人就掌握了主动权,被敌人控制和制服就将遭到致命的打击。《尉缭子·战威第四》中指出:“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武备集要》中也强调:“用兵之道,欲夺敌之阔而致之狭,夺敌之夷而致之险,夺敌之亲而使之疏,夺敌之众而使之寡,夺敌之长而使之短。”这些观点,指明了只有善于夺敌之心而不被敌所夺,善于运用谋略夺敌之长和夺敌之优而不被敌所夺,才能掌握主动权的道理。
    古代兵家在运用“致人”、“制人”、“夺人”等概念时,有着细微的差别,反映出三者各自不同的内在规定性,有“谋战”、“力战”和“心战”的分野。反映出我国古代兵家在进行战略运筹与战略指导时,既重视“谋战”、“心战”,又重视“力战”的军事战略思维特点。“致人”、“制人”、“夺人”三者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因你能“致人”,故能“夺人”之气,从而达到“制人”的目的;反之,你能“制人”,能以长制短,也就便于“夺人”和“致人”。总之,古人关于战略运筹与指导上“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见解,反映了对抗双方相互作用的深刻的辩证法原理,揭示了战争和其他对抗领域中特殊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地揭示了战略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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