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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孙子兵法》中的“道”
2012-2-10 来源: 作者:赵志坚


    《孙子兵法》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军事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1963年为美国将军萨姆·格里菲思的《孙子》英文本作序中写道:“《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名著,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可以说,《孙子兵法》是战争指导智慧的结晶。历代古往今来的军事思想家,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孙子媲美。然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比孙子晚两千年,其局限性也大,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过时。相比之下,孙子的文章讲得更透,更深刻,永远给人以新鲜感。”《孙子兵法》作为兵经流传于世,其思想精华滋补了古往今来无数杰出的军事家,为历代军事家、政治家、学者所必读,他研究战争的观点、方法对于指导现代战争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孙子的军事思想,不是单纯从战争行动论战争,而是从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的国家根本利益去观察战争。他认为,只有全面看待战争诸因素和各种手段对战争的影响,正确运用与发挥军事因素的作用,战争胜利的把握性才更大。孙子的军事思想已超出军事领域而具有今天国家战争的雏形。他对筹划预测战争所提出的“五事”、“七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已不局限于对作战行动本身的筹划,而是从政治、外交、经济等角度分析战争诸因素的影响。孙子用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观察战争、研究战争,因此,他在2500多年前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确立了战争的全局观念和密切协同的原则等等。
    孙子深知战争对于国家安危、百姓祸福的极端重要性。《孙子兵法》开篇就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存亡,要认真考虑研究,要十分慎重,不可轻率用兵。这就明确指出了战争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提醒人们要注重战争,研究战争。
    孙子认为“五事”、“七计”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它概括了冷兵器时代进行战争的基本因素和条件。以“五事”“七计”为中心内容的战略预测思想和运筹理论,是《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之一,它全面地揭示了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是孙子用兵规律的高度概括。所谓“五事”,即“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分别指政治、天时、地利、将帅素质、军事体制等五个方面。而“七计”是由“五事”演绎而来的,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是指从双方政治清明、将帅高明、天时地利、法纪严明、武器优良、士卒训练有素、赏罚公正来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在“五事”、“七计”中,孙子都把“道”列在首位。何为“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意思是说,道就是使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因此可让他们为君主死,为君主生,而不惧怕危险。在孙子看来,“道”是这样一种境界: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民众为君用,生死与共。孙子在论述战争胜负的条件时,把“道”放在首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这表明他在战争的运筹估算上,不是专恃武力,而是在战争诸因素中首先重视民心。古兵书《军志》曾说:“有德不可敌。”孙子研究军事问题和战争规律,并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战略战术法则,如诡道、用间、九变、火攻等,而是首先谋道。他把属于政治的道和君放到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素来认识,高度概括了道、法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修道而保法”的主张。从文字上看,“修道而保法”是就修明政治、确保法纪作为制胜之策而言的。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有开明的政治,并建立与这种政治相适应的法规,上下统一,万众一心,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但从深层看,内政修明,外交也将坚实祥和,出现内外稳定局面,起到遏制战争的作用,即使遭到外部侵略,也能团结一致抗敌。孙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战争频繁,没有坚强的武装力量,没有修明的内政,没有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巧妙利用,是难于保全自己而争胜于天下的。孙子把“道”放在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首位,认为“道”在战争中是起决定作用的,在战争诸因素中首先重视民心,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二
    《孙子兵法》中的“道”,还表现在重视、爱护、关心和尊重人上,即为“人道”。在中国哲学中,“道”与“德”是互为表里的。齐兵学重视“人”的主体意识,格外强调人的意义。齐封国后,当周公问“何以治齐”时,姜太公答以“举贤尚功”,即尊重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崇尚和奖励对国家有功的人,这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孙子论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必取于人”,“不可取于鬼神”的思想。《孙子兵法·行军》说:“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
    孙子在其兵法的十三篇中贯穿了人在战争中的决定地位,尤其是重点提到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他甚至认为,“安国保民”的决定性因素在将帅,“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在《孙子兵法·计篇》中提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强调将帅在治理军队、领导部属时要赏罚分明、恩威并重,才能训练出战斗力强的队伍。同时对将帅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认为必须以“智、信、仁、勇、严”作为衡量将帅的标准。《十一家注孙子·五蛰》中说:“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恂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缺一不可。故曹公曰,将宜五德备宜。”《十一家注孙子·梅尧臣》在论述五德作用时说:“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其他兵书对将帅五德的重要性也有论述,如《六韬·龙韬·奇兵》指出:“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孙子把“智”放在五德之首,并多次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智”在将帅素质中的作用。《十一家注孙子·杜牧》说:“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诸葛亮在《将苑·厉士》中指出:“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蓄不倦,法若仕一,则士无服矣。”意思是说,用礼仪来接待,用忠信来激励,士兵就没有不拼死作战的;既不断给以恩惠,又严明法纪,士兵就没有不服从指挥的。“勇”就是勇敢果断。《孙子兵法》中对“勇”的阐释为:有勇无谋是冒失;有谋无勇是迂儒;有勇有谋才是提倡的,强调“勇”与“谋”统一。“严”就是严明纪律,严守法令,严格要求。诸葛亮在《将苑·厉士》中提出:“先之以身,则士无不勇矣。”就是说,将领以身作则,然后要求士兵,士兵作战没有不勇敢的。《孙子兵法》主张“五德”兼备,不可偏废其一。《十一家注孙子·贾林》说:“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儒;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
    历代兵家的选将标准与孙子“智、信、仁、勇、严”的将帅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六韬》把勇、智、仁、信、忠作为选将帅的“五材”。《孙膑兵法·将义》认为“义、仁、德、信、智”是将帅的基本素质。《司马兵法·严位》也认为“仁、义、智、勇、信”是将帅的必备条件。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把德、才、识、艺作为选将的标准。他认为,所谓“将德”,就是具有报国为民、勇于献身、宽宏大量、勤于职守、廉洁奉公、爱护士卒的品德;“将才”,就是熟悉兵法、通晓韬略、严于教卒、长于节制、善于驾驭战争的才能;“将识”,就是明辨是非、洞察真伪、谋略在胸的气魄和胆识;“将艺”,就是勇猛顽强、技艺高超、以一当十的武艺。
    《孙子兵法》中的“道”,还表现在体恤士卒上。孙子一方面强调将帅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士兵,使其能够与将帅共赴危难;同时又不能一味地溺爱士兵,使其成为放肆成性的孩子。孙子在《地形篇》中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对待士卒像对待婴儿,士卒就可以同他共患难;对待士卒像对待自己的儿子,士卒就可以跟他同生共死。当然,爱卒不是溺爱,不是原则地放纵士兵的行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如果对士卒厚待却不能使用,溺爱却不能指挥,违法而不能惩治,那就如同娇惯了的子女,是不可以用来同敌人作战的。孙子认为,对士卒要以亦爱亦教,扬善惩恶,反对一味娇惯、爱而不教、有过不惩。
    《孙子兵法》中包含着朴素的政治工作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赏罚分明的治军思想:“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曹操注释说:“文,任也;武,法也。”“令之以文”,即通过思想道德教育,激发士兵的正义感和道德认同感,调动士兵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齐之以武”,即用严格的制度和严明的纪律规范军队和士兵的行为,做到步调一致,令行禁止。孙子还提出,应针对不同的情况,根据士兵心理的变化,做好深入细致的教育、组织工作,“九地之变,屈伸之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因此,“文”“武”并用、德法兼施,才能训练出一支能征善战的胜利之师。否则,“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就难以形成战斗力。
    孙膑继承了孙子的“人道”思想,他在《孙膑兵法·月战》中进一步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就是训练出精兵强将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孙膑把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他还提出“兵之胜在于篡卒”,即通过严格挑选,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孙膑兵法》中的《篡卒》《行军》篇,专门论述了如何精选士兵,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三
    孙子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认识,来自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孙子的时代之前,有过如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这些战争都是因为君主有“道”,深得民心,在政治上得到广大民众拥护而取得胜利的。《荀子·王制》称:“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显然,周公也是因为有“道”,他的政策得到民众的支持,所以东征时才势如破竹,迅速平定了四方的叛乱。再如,春秋末年越国攻吴的战争,由于越王勾践礼贤下士,与人民同舟共济,全国上下,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终于在连战连捷之后,灭了吴国。当时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政治有“道”,能够“令民与上同意”,就会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威力。
    孙子深刻地认识到:“道”在战争中是起决定作用,政治是否开明,民众是否拥护,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比孙子稍后的孟子,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精辟的论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意思是说,政治的好坏决定人心的向背。“人心的向背”就是指民众对战争的态度。荀子也把全民一致视为战争的根本问题,他指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兵要乎善附民而已。”认为取得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取得民众的支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已被无数战争实践所证明。人类在获得这一深刻认识的过程中,孙子的贡献是非常重大的。
《孙子兵法》中“道”的思想的提出,有其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社会条件。孙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突出,诸侯争霸,列国争强,战争蜂起,中国古代历史发生着承前启后的重大转折。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概括春秋时期的历史状况是:“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剧烈的社会动荡面前,旧的世袭贵族日益腐朽,不适应时代的需求,逐渐被历史所淘汰。原本地位卑贱的“士”阶层(包括武士和文士),却凭借着个人的才能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群体。新兴的士阶层,在政治上通过变法改革运动,从旧世袭贵族手中夺取了国家权力;在文化上,则通过私人讲学,“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居于优势,纷纷采取礼贤下士的“养士”政策,给士人以优厚的政治、生活待遇,鼓励他们发表个人政见,而且不主一家,支持各家之间的相互论战。在这种宽松的文化环境之下,士人们潜心于学术,著书立说,对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及统一后的帝国如何运作等时代课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相互展开激烈的学术辩论,形成了学派林立,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时代造就英雄,孙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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