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山地区即《周礼》所称的海岱地区的腹心地带,它是齐长城1200里所经的战略中心。沂山在中国古历史、地理学上均受到高度重视。在周时即被尊为“五镇之首”(见《周礼职方氏》)。它的战略地位曾经引起历代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研究和探讨。作为古史中的军事战略区,曾经是吕尚、孙膑、司马穰苴、田忌等齐国著名军事家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探索、研究和实践的优良土壤及理想之区。南燕国主慕容超“弃大岘关而不守”造成了刘裕顺利入岘,致其亡国的悲剧。直至现代，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亦非常重视齐长城大岘关（即穆陵关)的守险作用。他在评点《二十四史》的《南史·宋高祖本纪》时,以政治家兼战略家的眼光，从天时、地利、人和这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的综合分析中，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大岘关的军事守险作用作了评点,真乃英雄所见略同。
沂山地区的齐长城,经考察共有穆陵关、铜陵关、葵丘戍城三条复线,包括城子岭、天井关长城共设五道城障，形成了在近百公里内数道长城横亘、步步为营、进可攻,退可守，攻守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这在齐长城建城史上是仅见的。现仅就最近两年我考察齐长城时发现的新情况作以简叙,并以此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葵丘之戍”与齐长城始修时间探微
“葵丘之戍”和“葵丘之会”是齐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葵丘之地名经笔者和中国文物学会会员王新生同志数年实地考证,并参考济南社科院庄春波研究员的考论(庄春波认为葵丘在沂山长城之阳的郚邑,实为郚邑在长城之阴)，它既不在河南省外黄(见《左传》)和临漳(见《水经注》)，更不在山西省临汾之邓丘(见《水经注》),亦不在齐之临淄之西五十里(见《左传》)。郦道元驳京相璠临淄之西五十里时说:“若是(指葵丘)、无戍之。”而是在齐都临淄之南约150多里的沂山之西长城之阴的“璞丘”(今淄博市沂源县璞丘村民国以前属临朐县)。此处三面高山险峻,仅东北隘口稍敞,南北西均有长城拱卫,中间两条古道,一条跨东南不远的长城岭,由临淄、青州可达莒、楚等地；一条跨璞丘正南的璞丘关,可达鲁都曲阜。直至当代亦是交通冲要,仲(济南仲宫)临(朐)路和潍(坊)曲(阜)路穿越境内。璞丘离《左传》所载的“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据莒史载,莒国盛时疆域扩展至古阳都之西,今沂源之地)与渠丘公立于池上。”（今淄博市沂源县池上镇)此地即古齐、莒、鲁三国交界处,是齐国的要冲之地。
“戍”字,在过去训诂之书和现代辞书中都释为“军事驻防、驻防的士兵、边防地的城堡、营垒”等意。“戍”经常和国之边疆、边防的戍守联系在一起,如“戍边”、“戍守”等。从“戍边”“戍守”之意上看“葵丘之戍”这一历史上颇受历史、地理学家重视和争议的问题,就可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即齐国所戌守的是其本国的边疆边防之要地,无所谓河南、山西的“葵丘”之地。从历史上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会盟,可跨国举行,但军队戍守别国的疆土,无此道理。试想，齐国的军队去戍守在当时也是较强的晋国、卫国的要地,岂不是侵犯了他国主权。另外，临淄之西五十里一片沃野平畴,既不是齐国的边疆又不是要地,无需戍守,而齐国十分重视的是其西疆的河防之戍,即历史上有名的济、浊双重之防。
璞丘为齐南险要之地,所以齐襄公为防鲁、楚、莒等国入侵,在公元前690年灭纪国后,即于公元前687年，使连称、管至父戍之,瓜时而往,及瓜而代（见《左传庄公八年》)。璞丘、穆陵同为齐国派将军南疆戍守的要隘。璞丘之南有齐长城,现遗址尚存。璞丘关，在村南三里,两面高山相夹一径,非常险耍,齐长城由此东去。在长城复线内有大崮顶、凤凰山、摩天岭、连云栈五个戍兵城堡,互成连营之势,调动方便。在调查当地老者时,听到民间有:“长城岭,璞丘关，胡兰顶叫烟墩山”的说法，据《左传·昭公十一年》周景王问申无如:“大在边……国有大城何如?”申无如对以边邑之例就有渠丘(亦曰葵丘)。“在国有都，在边有城”，这个城应是国家边防的长城,已不是都城意义上的城墙了,这也符合戍有边防城堡、营垒之意。从此亦可推知,齐襄公(前697～前686年）时,在消灭了东边的纪国，实行南疆戍守时齐国已在南疆要害处修起了防御鲁、莒等国入侵的长城和多处城堡。笔者在十数年调查齐长城时拣到春秋至战国时的陶片和该处春秋墓葬出土的大量矛、戈、剑等齐国兵器，也是一个明证。
二、齐长城下的孙膑故迹考叙
提起孙膑,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这留传千古的兵家之绝唱,记录了齐国著在军事家孙膑的丰功伟业。孙膑被出使魏国的大夫淳于髡暗中接回齐国,由将军田忌推荐,齐威王拜为军师,他是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孙武的后代、战国时期著名兵家。孙膑至齐时南边的越国已被楚国吞并(公元前356年楚灭越),楚之野心很大,时有北侵之举,当时鲁国力已衰,无力他顾,不足为患。作为齐国“中兴之主”的齐威王和军师孙膑对这样的时局是不会不关注的,对其南部沂山、嵩山这样的边防战略要地是要倍加警惕的，齐王必定派孙膑或者亲自巡视其地。嵩山之南和葵丘戍防之北不远的二郎山和玉泉山(今称凤凰山),两山夹峪,玉泉河穿流其间,四面都是700米以上的高山,中间一古道穿过内长城之龙门津关,经葵丘城防复线之内南去,形势十分险耍。玉泉山顶有齐景公时所筑的内长城大型城堡,山阳壁立千仞,仅有一羊肠板道达顶。该处山地“自古多洞穴”因俗名丝窠山。那时此地为齐国军事重地,孙膑可能数次来此巡视,在建城之前,择洞而居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次,历史上临朐县自明朝嘉靖年间至民国的数部志书,都留下了孙膑在此居住的记载：“二郎山,山阴有卧牛洞,廓如巨室,传为孙膑饲牛于此(牛为孙膑坐骑)”。考察此洞时,发现了洞前青石之上清晰的“牛蹄印”。洞北过玉泉河至玉泉山阳,峭壁之上亦有数洞,“一名老洞,在山东偏中,有石灶、石床,谓是孙膑修炼(即隐居)之所矣”。再东不远即“孙膑炼丹洞”。其洞口都有古代建筑多为阁楼、祭台,历史上即为著名风景区。志书载：“山下有玉泉,其得名以此。峭壁奇石,翠柏苍拙,掩映如画,夏初红瘦绿肥,有树挺然秀发花开如云,深秋丹枫灿烂,彩若春花，游客观赏,流连忘返。”山南三里有山秀出群峰,志书载为“唐李卫靖公(李靖)读书堂,因名书堂崮”。史载,唐代太宗东征,兵部尚书李靖从征至此,为其研读兵书之所。我国历史上二位著名军事家都在这齐长城的险要之地择地而居,睿智的军事眼光,使后人肃然起敬。关于孙膑至此,当地留传着“诱敌深入,战胜楚军”、“功成名就,隐居于此”的多种传说。
三、齐长城对我国早期兵家思想之影响
齐长城具有最鲜明的军事特点,它是我国早期军事思想由萌芽到发展形成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它的诸历史价值中,军事价值居于首位。齐长城,是我国年代最久,保留最早的古建筑遗迹,2000年6月10日在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东方研究会举办的“中国长城文化研讨公”上被确认为“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长城遗址”,同年6月26日国务院批准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泰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时,齐长城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齐长城构筑合理,配套严谨,关、城、烽、堠兼备,是我国利用自然地形,因险制塞的早期典范,充满着智慧之光,结出了许多智慧之果。中国古代兵家多出于齐国,翻阅《史记》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书中集中描写的四位兵家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和孙膑,竟全部出自齐地。他们足以代表我国兵家的最高水平,并受到世界军事家的高度重视,真可谓地灵人杰,精英荟萃。查检谱系,我们又会发现,他们都在凝结着齐国兵家的战略和智慧的齐长城的大部完成或全部完成之后生人。我国最著名的五部兵书《孙子》、《司马穰苴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管子》、《晏子春秋》也有军事之论)也随之而诞生。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生成,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简单的,而是主观和客观规律发展的产物。经过20余年对齐长城的逐步考察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笔者认为,作为纯军事工程的齐长城的营造和使用,最能体现齐国兵家思想和兵法理论。从《管子》、《竹书纪年》、《左传》、《战国策》、《史记》、《水经注》等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典籍记载上看,齐长城的大规模修筑时间,是在齐桓公(前685年～前643年在位)时管仲相国(管仲卒于前645年)执政时期,完成于战国中期的齐宣王(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时期(不会晚于前310年)。随着周室的衰微,诸侯的割据,战争烽起,兵事骤增,继齐国以后,中原各诸侯国也相继修起了自己的长城。凡兵家兵事无一不注意敌我态势的分析,又特别注重攻守地形中地利的分析和利用,各国的战争和诸如会盟、谈判等军政要事也多在长城的关隘、河津、要道处进行。如，齐鲁的长勺之战、晋齐的钜防之役、齐鲁的峡谷之会、北杏会盟等。因此,随着长城的修筑和战事的发生发展,这些著名的军事家和兵法理论也就相继诞生了。姜尚(即吕尚)是齐国第一代国君,他在周武王时任太师(当时为国家最高武官),因辅佐武王灭商有功而首封于齐,传有兵书《太公兵法》(即后来的《六韬》),为我国兵家之祖。继姜尚以后的孙武,齐国人,大约生于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时,后入吴,为吴王阖闾的将军,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司马穰苴,齐国人,田氏贵族,齐景公时官司马,深通兵法,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马兵法》,并把他的兵法附在里面,称《司马穰苴兵法》。吴起,卫国左氏人,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为齐国贵族田氏的姻婿,善用兵,有兵法《吴子》六篇。孙膑,齐国阿城人,曾任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9年在位)军师,富有谋略,用兵如神,有著名的《孙膑兵法》问世。田忌，和孙膑同时人,为齐威王大将,有谋略善用人。由于田忌的推荐,才成就了孙膑的事业,也是齐国著名的兵家。以上所列姜尚以后至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大都生在齐地,且多在齐国任军职。孙武、司马穰苴是齐国始修长城150余年后(桓公后的九代齐景公时)生人,那时齐长城的中段沂山穆陵关地域已经修成。孙膑任齐威王军师时,齐长城已全部告竣。因齐长城是齐国用于防御外敌入侵的纯军事工程,它的关口、城障和通衢要津往往都是著名战争的发生地,这是诸兵家实践锻炼和施展才华的不可或缺的场所,为他们探索战争规律、总结军事经验、著叙兵法理论,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和环境条件。再者,历来有兵家贵“势”之说,“势”在诸兵家的军事实践中,都作为军情要素,常讲常用。而在诸“势”中,地势、位势、形势、造势又是重点。因“势”在战争中具有重要作用,以至在古齐国就产生了孙膑、田忌等“兵形势家”一派。《孙子兵法》中有“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用战者必胜,不知此用战者必败”。“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在兵战中,对“险”和“隘”的地形,“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等兵形势论叙,故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祖禹誉曰:“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辨证而论,除去“人和”的因素外,地利(势)确实是兵家取胜的重要因素。我国古代的长城就是因形造“势”的产物，它与兵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兵家用“势”的重要条件和舞台,而齐长城又是因形造“势”的先例和典范,仅是它的军事价值,就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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