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南段的齐长城经1995年青岛市文物局的初次勘察和1997年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齐长城考察队的再次勘察表明,它途经胶南市6处乡镇、翻越大小150余座山头、曲线距离约百余华里。现笔者作为这两次考察的亲历人，仅就手头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结合史籍中的有关记载,对沿线左关地望的确定、徐福东渡入海处徐山的考证及相关出土文物情况谈点不成熟的看法,并就教于方家。
齐长城何处是左关
左关一名最早见于清代。清咸丰七年(1857年),在今胶南市的灵山卫镇（为明代修建的灵山卫古城所在地）的古城旁出土了三件青铜器,一件像带流的水瓢,两件像带耳的铜罐,根据其铭文的不同,这三件青铜器分别被定名为左关、陈纯釜和子禾子釜。经考证,这是战国时齐国的三件标准量器,也是左关作为地名铭器最早见于文字的记载。那么,这三件量器为什么会在灵山卫古城旁出土呢?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灵山卫古城就建在战国时齐安陵邑的范围内，这个同当时琅琊邑齐名的齐东境上邑的具体位置，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战国·齐·鲁·宋》图标注,就在灵山卫一带。现在灵山卫镇北仍有安陵山一名,并在此发现过古建筑遗址；同时还出土过精美的战国青铜鬲,这一切都可和史籍记载的互为印证。而在这个通衢大邑以北不足五里处便是闻名于世的齐长城（春秋时记载中的“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的说法在战国时已不成立,因为齐早已攻城略地越过了长城)并不是闭塞的,它每隔一段便会建一些关口作为出入通道以便利于两国人员的往来,如防门、青石关、穆陵关及左关都是这样的关口。安陵邑是齐之大邑,也必然有它自己的出入口,那么这个出入口在哪里呢?在1997年的考察中,曾发现一处被考察队命名为“西峰关”的关口，“位于胶南小珠山西峰脚下,关门无存,但两侧城墙尚在”。从地理位置看,这个关口与安陵邑相近,在整个沿线再没发现其他关口的情况下，这里应该认定是左关关口,这样也就容易解释为什么左关会出土在古安陵邑的地盘下,青铜量器为什么会被命名为“左关”了,我想左关地望的初步确定,应该是1997年考察的最大收获吧。
徐山——徐福东渡入海的地方
徐山,在当地叫牛王庙山,位于胶南市小珠山以东,海拔不足百米,齐长城从其上蜿蜒而过,距齐长城入海处的东于家河不过数十里地，而往南不足十里便是灵山卫古城——也就是上边提到的齐安陵邑所在地。徐山尽管不很高,但在历史上却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在明清一些士人所著地理著作中,胶南境内比它高许多的山如大珠山(486米)、小珠山(724米)、铁橛山(595米)都未提及,而比它们矮得多也小得多的徐山和琅琊山却都作了标注,这足以证明它们在历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盖缘于徐福东渡的史实。
据清道光版(胶州志)记载:“‘徐山,徐福将童男童女入海处。’旧志据《齐乘》而未知其所本,及读《寰宇记》（即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载,徐山乃释然矣。记引《三齐记》云:‘始皇令术士徐福入海求不死药于蓬莱方丈山,福将童男童女二千人于此山集会而去因曰徐山。’”这是史书中对徐福在徐山东渡的最早记载。这些记载尽管不见于早于此的司马迁《史记》,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此前,胶南市曾分别于1993年、1996年两次召开徐福东渡研讨会,与会者众口一词认定徐福东渡始于琅琊。笔者尽管也是胶南人,但实不敢苟同这一说法,原因是徐福东渡自琅琊起始也同样不见于《史记》的确切记载,司马迁离徐福生活的年代不很远,如果徐福真的从琅琊起航,作为信史的《史记》是不会疏漏的。另外,持徐福东渡始于琅琊说的人实在是不了解徐山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优越的政治经济条件。徐山西北有齐长城环带,东去五里有可作天然良港的唐岛湾,那里离琅琊港不很远,因而无论是集结船队还是传递消息都很方便,况且还可减轻琅琊港船满为患带来的压力（始皇东巡时曾在琅琊港集结过大量船队）,因而徐福将其选为东渡集结地是再理想不过了。徐山以南的安陵邑,是和琅琊邑规模不相上下的通都大邑,这里提供的物质条件足以保证徐福的庞大船队所需,由此推断徐福东渡始于徐山说比始于琅琊说更具可信性,而近几年出土的文物也佐证了这一事实。
1995年10月,青岛市万宝实业有限公司在徐山毗邻的南坡进行工程施工中,在距地表50公分处发现一祭祀台遗址。该祭祀台面东,全部用当地出产的一种鹅卵石在土圹中填充,长约4米、宽约2米、深约2米,其上有序地摆放着钵、罐等六件褐色陶制品,是当年用于祭祀时的器物,经鉴定年代为秦汉。这些与徐福同时代文物的出土,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为徐福东渡始于徐山说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并逐渐为部分史学界人士所接受；同时也使这一学术争鸣中言论一边倒的状况有所改善,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物证的进一步增多,这一学说将成为不争的事实。
齐长城脚下出土的一件文物瑰宝
在胶南市博物馆里,现存有一件青铜器,它通高107厘米，径207厘米,器身作半球状,口沿外侈,颈内束而成弧肩,两侧对应各有一耳环,通体饰乳钉纹,圜底有三足,器内壁铸有铭文三行15字,曰:
“荆公孙铸其
善敦老寿用
之大宝无其”
根据铭文,该敦被定名为“荆公孙敦”,1996年,该敦又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该敦为战国时齐国器物,20世纪80年代初在胶南市六汪镇前六汪村征集。据原持有人讲,清光绪年间,其祖上在六汪镇山周村北的长城脚下种地时发现了这件器物,后来作为传家宝传至今日。
经考证,先秦时齐国未见人名为荆公者,仅知荆为齐东境上邑,有可能公孙以邑称氏,公孙则其名也。又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潍水》载:“潍水又北迳平昌县故城东,荆水注之,水出县南荆山埠,东北流迳平昌县故城东。”古人往往有以水名地习惯,平昌城在诸城以北今昌城一带,荆水即在此,今仍有地名曰荆沟者,概源于此。而出土铜敦的山周村离昌城直线距离不过几十里之遥,是否与此有关,值得探究。另外,联系到古文字中荆、京、景相通的情况,此器作于春秋晚期又恰与齐景公生活的年代接近,“荆公孙”例可解为“景公孙”,那么这件铜墩还可理解为景公之孙所作器,这一说法同样可为史籍记载所证实。例《晏子春秋》记载,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琊。”《说苑》也记载了景公“游于海上乐之,六月不归”的情况,而铜敦在琅琊周近出土,正为史籍记载的景公出游活动作了注脚,而事实是否果如所考,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资料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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