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我军长达半个多世纪,直接指挥过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和自卫反击作战,直接或间接指挥过400多次战役,几乎百战百胜。当有人问起他克敌制胜的法宝时，他谦逊地说:还不是靠《孙子兵法》的“知彼知己”。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也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而且是大量地吸取了古今中外一些著名的军事家的理论精华。毛泽东非常推崇孙子,称他为“中国古代大军事家”。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孙子兵法》,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窑洞里,他让叶剑英、刘鼎设法“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他细细地研读,并在他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多次引用《孙子兵法》的军事格言,阐述他的重要战略原理、原则。毛泽东对《孙子兵法》评价很高。他多次讲到,《孙子兵法》对他影响很大,并说:“孙子的规律仍是科学的真理”。特别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灵活地运用《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理,深入精辟地研究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对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孙子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毛泽东深以为然。他经常告诫我们,打仗要做到“心中有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实际上就是强调“知彼知己”的重要性。“知彼知己”,其精髓在“知”。“知”不是大概的了解,一般的掌握,而是一个很高的标准。“知”在于穷理,要真正搞清敌手,吃透自己,摸准规律,掌握规律。不仅精确地知道是什么,还要准确地剖析为什么,正确地提出怎么办?这样才能取得主动权。因为做到知彼知己才能有数,有数才能有度,有度才能有方,有方才能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做到攻无不可,战无不胜,百战百胜。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随之，“亡国论”和“速胜论”也在全国甚嚣尘上。此时，毛泽东力排众议,一语惊人,他说:“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证实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毛泽东为何有如此先见之明?原因就在于他善于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真实的信息资料,不但知己,而且知彼,做到了知彼知己。试看毛泽东对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的论述:一是敌强我弱。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当时日本年产钢580万吨,拥有作战飞机4000多架,海军舰艇1268万吨；而中国的钢产量只有9万吨,作战飞机305架,海军舰艇56万吨。日本在军事、经济力量等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所以速胜是不可能的。二是敌邪我正。日本侵华是非正义的、野蛮的侵略战争；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是正义的、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三是敌小我大。日本地小,物少、人少、兵少,当时仅有7000余万人口,100多万军队。因此,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国是大国,资源丰富,人多兵多,能够坚持长期的战争。四是敌寡助我多助。日本是失道寡助,只有德、意法西斯与其狼狈为奸；中国是得道多助,苏联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这四个因素告诉人们:敌强我弱,决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个艰苦的持久战,不可能速胜。然而由于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又注定了日本侵略者不可能在中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失败；中国决不会灭亡,必然要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强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对中国抗日战争起了重大指导作用,就连国民党的蒋介石、白崇禧也非常佩服。与毛泽东相比,“亡国论”和“速胜论”者的荒谬之处,就在于他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如此盲人瞎马,岂有不败之理。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的双方构成的。“己”与“彼”即是矛盾的双方。掌握了矛盾双方的各种信息,做到知彼知己,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决策准、效果好。正是在对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深入了解、深刻分析地基础上,毛泽东才做出了抗日战争的正确战略决策。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非常重视战略问题的分析研究和重大决策。仅1938年他就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光辉著作,毛泽东在指挥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总是善于从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按照一般常规,游击战争只是一个战术问题,但是,毛泽东以独特的视角,敏锐地发现,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作为一个战术问题的游击战争,必须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因为当时党内、国内有人轻视游击战争,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上,特别是王明回国后,在军事战略上竭力反对游击战,否认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战略高度考虑游击战争,毛泽东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避实击虚,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运用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坚持抗日战争,充分发挥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经过长达八年的持久战,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从广义上来说,战略是重大的、带全局性的或决定性的谋划。具体来说,战略具有以下六个本质特征:一是预见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如无预见,则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毛泽东用兵如神,他的预见力是惊人的,总是那么超前,准确,有战略意义,并且总是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的预言,决不是臆测,更不是巧合,而是建立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基础之上的科学,再加上他超凡的洞察力,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从而知彼知己,得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科学预见。1938年5月,毛泽东预言:抗日战争要打七八年,既不会速胜,也不会亡国,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果然,八年持久抗战,迫使日本投降,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二是全局性。战略问题是研究全局的指导规律的东西,而不是局部性的问题。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年代中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捐弃前嫌,联蒋抗日,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持久战理论。三是长期性。战略既是全局的谋划,又是长远的谋划,毛泽东提出八年持久抗战的设想,就是远见卓识的战略规划的典范。四是层次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统帅,他考虑的是全军的战略问题,而各战区、各部队则是在全军总战略的指导下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本战区、本部队的战略问题。五是阶段性。毛泽东预言:“中国抗战有七八年的可能”。这七八年是分阶段的。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么,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情况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六是可变性。战略决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发现战略决策错误,或是完成某一阶段性战略目标后,也会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设想的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就是变化的,渐进的,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
毛泽东在《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原理的指导下,在深入分析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制订了抗日战争的正确战略决策,做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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