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戎马一生，身经200余战,为中国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并写下了100余万字军事著作；翻译、编校了数百万字外军论著。在他的军事理论武库中,不仅珍藏着有关战略、战役、战术、军队指挥、教育训练等军事学术理论武器,而且处处都体现出审计重谋,以智克敌；谋形造势,先胜后战；示形动敌,创造战机；巧用诡道,出奇制胜等决策技巧和指挥艺术,形成一个独具特色而又完整的谋略思想体系。
一
重权谋的兵学传统,早在我国春秋时期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刘伯承作为中华民族的赤子,深谙我们民族军事传统的这一精髓。他从中国革命战争是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悉心探索强弱转化规律，寻求以弱胜强的途径，很自然地就把目光注视在以“重权谋”见长的古代兵法上。他曾研究过大量的古代军事典籍，而其中最重视最喜欢的就是以《武经七书》为代表的兵家权谋类著作。他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时,把《孙子兵法》列为学院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学员必修的课目之一。他在给学院部分领导和教员讲解《孙子兵法》时,着重提示讲解的是谋略、兵势、奇正、虚实、主动性和灵活性、知彼知己等六个方面的重要理论原则。这些都是古代军事谋略思想中核心问题和本质问题。在组织战役法教学之前,亲自指导教员将《孙子兵法·势篇》译成白话文并亲自撰写按语发表在校刊上,供学员学习参考。这些都说明,刘伯承研究古代兵法始终是抓住“重谋略”这个主线进行的。
他在借鉴古代谋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创性的谋略理论，即坚持斗智与斗力相结合,以智谋弥补力量的不足,并把这一思想贯彻于他的作战指挥的始终。刘伯承经常讲,打仗不仅是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谁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好,谁智高一筹,指挥巧妙,谁就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因此,他在作战指导上特别强调巧胜,强调把斗智放在首位,寓斗智于斗力的全过程。他在运用隐真示假、避实击虚、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趋利避害、欲擒故纵、声东击西等兵家智谋方面,可以说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二
在军事领域,刘伯承是“通古今之变”的佼佼者。“无古不成今,知今必鉴古”,这是他论述古今关系经常引用的一句俗语。刘伯承的杰出之处,不仅是承认“古今之变”,而且对如何实现古今之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进一步发展深化了这一史学理论的内涵。刘伯承研究古代兵法,一贯的指导思想是学以致用。他常说,“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他反对信而好古,钻进故纸堆里爬不出来的学究作风。他曾讽刺那些食古不化的人是“军人其表,书生其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毛色其美，捕鼠无能”。他主张要以务实的态度，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力求将古代兵法知识用于斗争实践中去。
“求实用”必以“攻书”为前提。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深邃的谋略思想,仍然有其现代化意义的内涵。这种蕴涵的发现,在于研究者把握住现实与历史的契合点,从而引起共鸣。1947年4月,他同随军记者谈话曾深有体会地说,他看《三国演义》,读到关公败走麦城最后被杀,难过得哭了。真是“看三国流泪,替古人担忧”。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刘伯承研究历史典籍是非常投入的。正因为他对古籍研究得深透,所以与古人常常是灵犀相通,每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油然闪现出历史上相关的画面,得到某种启发,通过联想,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邯郸战役大捷后,针对一些基层干部滋长的居功自傲情绪,他以古代兵法中“王者之道,厚爱其民”的道理教育部队,并利用发生在邯郸(战国赵国国都)的典故,排演《将相和》的戏,以此促进军内的团结。在遂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时,他用《史记·赵奢列传》中“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的寓意,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口号,极大地振奋了军心士气。他对历史上的智囊人物、兵家名将的道德人品、奇谋方略,以及重要战争战例的谋略运用、成败得失,都有深刻的了解,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正因为有这种心灵上的沟通,才有运用上的巧妙结合、得心应手。
刘伯承在治学的过程中,还继承和改造了孔子“博事于文,约之以礼”的旧博约观,提出“博事古今中外军事,约之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博,就是具有丰富渊博的军事知识；约,就是以正确的观点方法去鉴别取舍,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同时也包括化繁为简,抓住精神实质。约而不博,就会孤陋寡闻,如同无米之炊；博而不约,就会学不当用,劳而无功,徒然当个古董鉴赏家。
得道深者,方能浅言。由于刘伯承坚持博而约的治学原则,所以能做到厚积薄发。他拥有渊博的古典知识,但在他的军事著作中从不搞反复的旁征博引,总是画龙点睛,恰到好处。深奥的古代兵法原则,在他笔下变得浅显易懂。枯燥的理论,在他那里变得生动活泼。甚至陈腐的东西他可以使之变得生机盎然。
比如他讲部队训练的重要性时,引用孔子“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和诸葛亮的“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的论点,经他化繁为简，概括为“不教而战，是谓弃之；教而后战，是谓善之”十六个字，旨在阐明:用没有经过训练的部队作战，等于白送死；只有严加训练,才是爱护士兵。还有许多深奥的兵法原则,他都以通俗的语言或比喻转述出来,一语道破禅机。如兵法强调“以众击寡”,他借用“杀鸡用牛刀”的俗语解释,内中一切蕴涵都揭示无余。他把“势险、节短”的造势用势原则,用水鸟俯冲入水可以捉到比它体重大几倍的鱼的比喻来说明这一原则的奥义,使人无不心领神会。
刘伯承和毛泽东在自己的军事著作中都曾引用过岳飞的一句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解释其中的“妙”,就是灵活性。刘伯承解释其中的“心”,就是辩证的方法。两者的解释结合起来,就是以辩证的方法灵活对待和运用兵法原则。这个解释在于告诉人们,“通古今之变”的核心是一个“变”字,没有变,就没有真正的沟通。谋略传统不是沉睡在遗存的文献上的东西,而是通过现实生活的多种媒体转化为现代人本身的东西,它只有与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相吻合,才能继续流传下去。刘伯承在对待军事文化传统上,主张师古而不泥古,不以古人的定论为金科玉律,反对胶柱鼓瑟、“圆凿而方枘”的教条主义态度。
他在《论战术战略的时代性与我们红军目前对战术战略的认识问题》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详尽的论述。他说:拿战术战略来说,有些同志并不从现实军事艺术的发展和我们现在的实际环境来活用战术战略,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更有些好博学的同志,把本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传。他说:“这并不是说那些书,一个字都不合现代的事实,而我们着重要知道的就是物质是重要的,环境是迁移的,昨天的正确战术到今天不一定是正确的了。”他还结合红军中部分干部表现出“怕有伤亡打滑头仗”、“左顾右盼举棋不定”、“反对追击”种种现象分析说,这与古代兵法上善用兵者“不折一矢,不损一卒”、“全师而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教不无关系,恐怕还受“庞涓追孙膑死于马陵道”、“司马懿害怕空城计”、“陆逊追困八阵图”等历史故事的影响。他从古今军队、战斗队形、通信手段、保密措施、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入手,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具体分析,告诉人们为什么要灵活地、辩证地运用战术战略,不能照搬硬套。
三
从上述刘伯承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沟通古今不是简单地对号入座,而是学习、运用、创新三位一体的结晶。刘伯承一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创建了他造诣高深的谋略思想,构成一家之言,他的实践活动更具有现身说法的作用。
由于刘伯承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刻苦攻读,广泛涉猎军事历史知识,加上他深刻的理解力,造起一座智慧的宝库。这些知识烂熟于心,可供随时检索和调用,他无论撰写军事论著、起草军事文书,还是给部队作报告,都经常引用古代兵法、战例、历史典故和成语掌故来说明问题,并做到信手拈来而又恰到好处。
在刘伯承的论著、言论中,引用《武经七书》等古代兵法观点之处,不胜枚举。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引用《论语》、《孟子》、《周易》、《周礼》、《管子》、《韩非子》，以及诸葛亮、曹操、魏征、岳飞、岳珂、梁启超等人物的言论,借以分析政治、军事、地理形势,研究军事关系、军民关系、教育训练等问题。他还大量引用《史记》、《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书记载的人物事迹,总结用人用兵的成败得失。就连古典诗词曲赋和军事题材小说中的章句、情节,无不广泛征引使用。这些古人、古书的智慧,在刘伯承手中都成了有用的武器。
他还善于从不同角度理解运用古兵法,从矛盾双方观察问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孙子兵法》中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刘伯承用兵不仅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强调部队要协调一致地行动,发挥部队整体威力,而且还从矛盾对立面考虑问题,悟出破“率然之阵”的战法,提出“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的野战进攻作战原则。在刘伯承的军事论著和作战实践中,类似的理论建树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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