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强我弱是抗日战争的一个基本特点，因此，抗日战争是一场非对称作战。这场非对称的抗日战争的结果是，我军不仅驱逐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而且从抗战前的5万余兵力发展到抗战胜利后的近127万余正规军，268万余民兵，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我军非对称作战实现了人民要求抵御外侮、谋求民族解放之利，实现了发展革命的进步力量之利，神合了《孙子兵法》“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利动”思想。因此，以《孙子兵法》“利动”思想探讨我军抗战中实施非对称作战的历史经验，对于更科学、深刻地认识抗战历史，以凸现其历史地位；对于更生动、丰富地展现《孙子兵法》中揭示的战争制胜规律，以指导未来战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合“道”之利，动员团结一切力量，实施非对称作战
《孙子兵法》说:“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孙子主张战争要符合“道”。合“道”则能带来战争之利。
抗日战争的合“道”之利，就是符合战争正义性之利。这个“道”就是战争的正义性，符合正义性的战争必能最终取得胜利。这是对《孙子兵法》“利动”思想的开掘，即，符合战争的正义性就行动，不符合战争的正义性就停止。这也是我军取得非对称作战胜利的首要的历史经验。建立在战争正义性的合“道”之上，我党我军展开了以动员团结一切力量为主线的合“道”之举，取得了实施非对称作战之利。
合“道”之利，我党我军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抗日政治动员。毛泽东在1937年5月8日发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同年8月25日，毛泽东发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提出了十大救国纲领，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平等自由的新中国’”，“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后，造成了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毛泽东说:“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我党我军在抗战中普遍、深入的抗日政治动员，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道”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合“道”之利，我党我军团结了国民党实力派共同抗日。国民党内部存在许多不同程度要求抗日的地方实力派，这有利于壮大抗日力量。我军充分利用抗战的正义性质，对驻防西北的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西北军，老牌军阀阎锡山等，实施又逼又拉的心理战，有效地团结他们于抗日统一战线之中。纵观抗战史，我党我军团结国民党实力派共同抗日，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道”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扩大了力量基础。
合“道”之利，我党我军促进了抗战军民的大团结。我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通过大生产运动和拥政爱民等活动，促成了军民的大团结。保证了“民”“上”的“同意”，发展了抗日进步力量。人民军队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模范行动，极大地教育和团结了民众，密切了军民联系。1942年底开始的拥政爱民活动，以“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的问题”为指导，实现了军爱民、民拥军，根据地军民空前大团结，保证了对日军持久斗争的胜利。我党我军在抗战中促进抗战军民的大团结，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道”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凝聚了力量基础。
合“道”之利，我党我军发展了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我军在抗战中通过积极作战，至1940年底，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即已分别发展到40万人和88万人，实现了人民抵抗外侮的愿望，获得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和热烈响应，促成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壮大。1937年9月，朱德亲率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在地方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迅速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普遍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到1940年5月朱德奉召回延安时，华北各地已建立了晋察冀等10余处抗日根据地。我党我军在抗战中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道”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壮大了力量基础。
我党我军顺应全国各界抗战民意，从“道”上引导人民的正义战争观，团结人民于抗战愿望中，从而获得了合“道”之利，实现了“上下同欲”，变敌强我弱的非对称作战为我强敌弱的非对称作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合“谋”之利，精心制定战略策略，实施非对称作战
“谋攻”思想是贯穿《孙子兵法》的主线，是东方兵学的特征。《孙子兵法》主张“上兵伐谋”，因其可达“兵不顿而利可全”之果。抗日战争的合“谋”之利，就是符合谋略之利。这是对《孙子兵法》“利动”思想的开掘，即，符合谋略就行动，不符合谋略就停止。这也是我军取得非对称作战胜利的重要的历史经验。建立在战争谋略的合“谋”之上，我军展开了以精心制定战略策略为主线的合“谋”之举，取得了实施非对称作战之利。
合“谋”之利，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原则。毛泽东在领导我军抗日战争的实践中，以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睿智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其一，毛泽东提出了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毛泽东合理地设想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指明了战略方向。毛泽东提出，“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还为贯彻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提出了诸多具体的作战原则。其二，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项战略原则，将其作为“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他又提出了“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作战思想。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原则，有效地增进了抗日战争的合“谋”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确立了战略思想。
合“谋”之利，谋划兵力部署，进行战略布局。抗战之初，从敌强我弱的情况和所处的战场地理环境等战略形势出发，我军精心谋划兵力部署，曾数易战略布局的落棋点。1937年，毛泽东明确了既有利于侧击敌人，又有利于保存自己；既有利于配合正面战场，又有利于保证独立自主态势的布局原则。面对华北战局的变化，我军的布局谋划从燕山山脉易至恒山山脉又易至太行、太岳山脉。虽然最后华北沦陷，但我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角顺利完成了战略展开，形成了与正面战场遥相呼应又保持独立自主的崭新战略区域，实现了在华北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布局意图。老一辈军事家谋划兵力部署，进行战略布局，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谋”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勾画了战略蓝图。
合“谋”之利，开展对敌工作，瓦解敌军。随着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我军开展了对日、伪军的瓦解和争取工作。1937年9月，我军发出《告日本海陆空军宣言》，区分日军士兵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实质。号召日军士兵联合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同年10月，朱德、彭德怀就宽待日军战俘发布命令，明确了不杀俘、保证安全、予以医治、愿回家者给予路费的四大原则。日军士兵虽深受军国主义教育和武士道精神毒害，但经过战争接触和对我军政策的了解，日军中不断地有觉醒士兵志愿参加八路军，并成立了反战组织。针对抗战中有大量的中国军队投敌而为伪军的情况，我各抗日根据地部队积极有效地开展了争取伪军工作。抗战中，我军开展对敌工作，瓦解敌军，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谋”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拓宽了战略空间。
我党我军精心制定战略策略，从“谋”上指导军队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变敌强我弱的非对称作战为我强敌弱的非对称作战，终于“把这些部分的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三、合“战”之利，灵活运用作战方式，实施非对称作战
《孙子兵法》说:“战道必胜……战之可也。”抗日战争的合“战”之利，就是符合战争规律之利。即，符合战争规律就行动，不符合战争规律就停止。这也是我军取得非对称作战胜利的重要的历史经验。建立在战争规律的合“战”之上，我军展开了以灵活运用作战方式为主线的合“战”之举。取得了实施非对称作战之利。合“战”之利，根据敌情变化灵活主动歼敌。毛泽东指出:“灵活性……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我军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军在“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上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战术及作战方式，积局部优势和主动，逐渐造成战略的优势和主动，靠主观指导的正确，转换了敌优我劣态势为我优敌劣的态势，取得了非对称作战的节节胜利。抗战中，我军根据具体情况因敌变化地灵活运用战术，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战”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创造了取胜前提。
合“战”之利，依托复杂地形广泛开展游击战。1937年9月，毛泽东致信彭德怀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游击战的进攻性和流动性十分显著，只有依托复杂地形，才能掌握游击战的主动权，打有把握的必胜之仗。1938年3月我八路军129师利用太岳山脉作掩护，以一团兵力包围山西长治地区的要地黎城，吸引邻近涉县、潞城之敌来援。而以主力一旅埋伏于敌必经的神头岭地区，经激战，全歼增援的日军1500余人，创造了依托山地，实施“围点打援”战术的游击战范例。对于利攻难守的平原地形，我军也通过发挥创造力，探索有效的游击战战法，实现非对称作战。地道战便是典型战法。1941年6月，冀中军民依托村落挖掘地道，与敌巧斗。这种地道后来发展为能打、能藏、能住、能走的完善的攻防兼备的半永久性工事。地道战既是我抗日军民的伟大创造，又对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起到重大作用。抗战中，我军依托各种地形，广泛开展游击战，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战”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开辟了取胜途径。
合“战”之利，配合正面战场深入敌后作战。抗战初期，我军为配合较能积极战斗的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作战，采取深入敌人兵力薄弱的后方，以伏击、袭击等战法打击日军，取得了显著战果。我军平型关大捷，在政治上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在军事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钳制了进攻山西的日军第5师团，打乱了敌右翼战略迂回计划，有力支援了友军的作战。此后，我军切断日军交通，阻断其供给及增援，保证了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我军奇袭阳明堡机场，使忻口国民党军阵地未遭日机轰炸。国民党军正面防御部队士气大振，连续发动了反攻。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我军顺理成章地向更深远的敌后展开兵力，攻虚击弱，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战”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增添了取胜战果。
我党我军灵活运用作战方式，从“战”上指导军队灵活机动地作战，在深入分析敌我双方优劣的基础上，采取最有把握、最有利的作战方式，变整体的敌强我弱的非对称作战为分散的我强敌弱的非对称作战，实现了作战方式上的非对称作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通过合“道”之利，形成了战争的政治力量基础；通过合“谋”之利改变了敌我军事力量不平衡的态势；通过合“战”之利，实现了敌我总体力量的彼消我长。从而变敌强我弱的非对称作战为我强敌弱的非对称作战，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合“道”之利，合“谋”之利，合“战”之利，既神合又开掘了孙子的“利动”思想。可见，抗日战争我军非对称作战的胜利，就是一部“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利动”作战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