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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利动”思想与抗日战争我军非对称作战
2012-2-8 来源: 作者:施芝华


    敌强我弱是抗日战争的一个基本特点,因此,抗日战争是一场非对称作战。这场非对称的抗日战争的结果是,我军不仅驱逐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而且从抗战前的5万余兵力发展到抗战胜利后的近127万余正规军,268万余民兵,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我军非对称作战实现了人民要求抵御外侮、谋求民族解放之利,实现了发展革命的进步力量之利,神合了《孙子兵法》“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利动”思想。因此,以《孙子兵法》“利动”思想探讨我军抗战中实施非对称作战的历史经验,对于更科学、深刻地认识抗战历史,以凸现其历史地位;对于更生动、丰富地展现《孙子兵法》中揭示的战争制胜规律,以指导未来战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合“道”之利,动员团结一切力量,实施非对称作战
    《孙子兵法》说:“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孙子主张战争要符合“道”。合“道”则能带来战争之利。
    抗日战争的合“道”之利,就是符合战争正义性之利。这个“道”就是战争的正义性,符合正义性的战争必能最终取得胜利。这是对《孙子兵法》“利动”思想的开掘,即,符合战争的正义性就行动,不符合战争的正义性就停止。这也是我军取得非对称作战胜利的首要的历史经验。建立在战争正义性的合“道”之上,我党我军展开了以动员团结一切力量为主线的合“道”之举,取得了实施非对称作战之利。
    合“道”之利,我党我军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抗日政治动员。毛泽东在1937年5月8日发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同年8月25日,毛泽东发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提出了十大救国纲领,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平等自由的新中国’”,“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后,造成了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毛泽东说:“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我党我军在抗战中普遍、深入的抗日政治动员,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道”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合“道”之利,我党我军团结了国民党实力派共同抗日。国民党内部存在许多不同程度要求抗日的地方实力派,这有利于壮大抗日力量。我军充分利用抗战的正义性质,对驻防西北的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西北军,老牌军阀阎锡山等,实施又逼又拉的心理战,有效地团结他们于抗日统一战线之中。纵观抗战史,我党我军团结国民党实力派共同抗日,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道”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扩大了力量基础。
    合“道”之利,我党我军促进了抗战军民的大团结。我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通过大生产运动和拥政爱民等活动,促成了军民的大团结。保证了“民”“上”的“同意”,发展了抗日进步力量。人民军队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模范行动,极大地教育和团结了民众,密切了军民联系。1942年底开始的拥政爱民活动,以“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的问题”为指导,实现了军爱民、民拥军,根据地军民空前大团结,保证了对日军持久斗争的胜利。我党我军在抗战中促进抗战军民的大团结,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道”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凝聚了力量基础。
    合“道”之利,我党我军发展了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我军在抗战中通过积极作战,至1940年底,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即已分别发展到40万人和88万人,实现了人民抵抗外侮的愿望,获得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和热烈响应,促成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壮大。1937年9月,朱德亲率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在地方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迅速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普遍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到1940年5月朱德奉召回延安时,华北各地已建立了晋察冀等10余处抗日根据地。我党我军在抗战中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道”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壮大了力量基础。
    我党我军顺应全国各界抗战民意,从“道”上引导人民的正义战争观,团结人民于抗战愿望中,从而获得了合“道”之利,实现了“上下同欲”,变敌强我弱的非对称作战为我强敌弱的非对称作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合“谋”之利,精心制定战略策略,实施非对称作战
    “谋攻”思想是贯穿《孙子兵法》的主线,是东方兵学的特征。《孙子兵法》主张“上兵伐谋”,因其可达“兵不顿而利可全”之果。抗日战争的合“谋”之利,就是符合谋略之利。这是对《孙子兵法》“利动”思想的开掘,即,符合谋略就行动,不符合谋略就停止。这也是我军取得非对称作战胜利的重要的历史经验。建立在战争谋略的合“谋”之上,我军展开了以精心制定战略策略为主线的合“谋”之举,取得了实施非对称作战之利。
    合“谋”之利,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原则。毛泽东在领导我军抗日战争的实践中,以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睿智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其一,毛泽东提出了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毛泽东合理地设想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指明了战略方向。毛泽东提出,“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还为贯彻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提出了诸多具体的作战原则。其二,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项战略原则,将其作为“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他又提出了“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作战思想。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原则,有效地增进了抗日战争的合“谋”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确立了战略思想。
    合“谋”之利,谋划兵力部署,进行战略布局。抗战之初,从敌强我弱的情况和所处的战场地理环境等战略形势出发,我军精心谋划兵力部署,曾数易战略布局的落棋点。1937年,毛泽东明确了既有利于侧击敌人,又有利于保存自己;既有利于配合正面战场,又有利于保证独立自主态势的布局原则。面对华北战局的变化,我军的布局谋划从燕山山脉易至恒山山脉又易至太行、太岳山脉。虽然最后华北沦陷,但我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角顺利完成了战略展开,形成了与正面战场遥相呼应又保持独立自主的崭新战略区域,实现了在华北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布局意图。老一辈军事家谋划兵力部署,进行战略布局,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谋”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勾画了战略蓝图。
    合“谋”之利,开展对敌工作,瓦解敌军。随着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我军开展了对日、伪军的瓦解和争取工作。1937年9月,我军发出《告日本海陆空军宣言》,区分日军士兵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实质。号召日军士兵联合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同年10月,朱德、彭德怀就宽待日军战俘发布命令,明确了不杀俘、保证安全、予以医治、愿回家者给予路费的四大原则。日军士兵虽深受军国主义教育和武士道精神毒害,但经过战争接触和对我军政策的了解,日军中不断地有觉醒士兵志愿参加八路军,并成立了反战组织。针对抗战中有大量的中国军队投敌而为伪军的情况,我各抗日根据地部队积极有效地开展了争取伪军工作。抗战中,我军开展对敌工作,瓦解敌军,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谋”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拓宽了战略空间。
    我党我军精心制定战略策略,从“谋”上指导军队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变敌强我弱的非对称作战为我强敌弱的非对称作战,终于“把这些部分的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三、合“战”之利,灵活运用作战方式,实施非对称作战
    《孙子兵法》说:“战道必胜……战之可也。”抗日战争的合“战”之利,就是符合战争规律之利。即,符合战争规律就行动,不符合战争规律就停止。这也是我军取得非对称作战胜利的重要的历史经验。建立在战争规律的合“战”之上,我军展开了以灵活运用作战方式为主线的合“战”之举。取得了实施非对称作战之利。合“战”之利,根据敌情变化灵活主动歼敌。毛泽东指出:“灵活性……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我军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军在“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上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战术及作战方式,积局部优势和主动,逐渐造成战略的优势和主动,靠主观指导的正确,转换了敌优我劣态势为我优敌劣的态势,取得了非对称作战的节节胜利。抗战中,我军根据具体情况因敌变化地灵活运用战术,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战”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创造了取胜前提。
    合“战”之利,依托复杂地形广泛开展游击战。1937年9月,毛泽东致信彭德怀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游击战的进攻性和流动性十分显著,只有依托复杂地形,才能掌握游击战的主动权,打有把握的必胜之仗。1938年3月我八路军129师利用太岳山脉作掩护,以一团兵力包围山西长治地区的要地黎城,吸引邻近涉县、潞城之敌来援。而以主力一旅埋伏于敌必经的神头岭地区,经激战,全歼增援的日军1500余人,创造了依托山地,实施“围点打援”战术的游击战范例。对于利攻难守的平原地形,我军也通过发挥创造力,探索有效的游击战战法,实现非对称作战。地道战便是典型战法。1941年6月,冀中军民依托村落挖掘地道,与敌巧斗。这种地道后来发展为能打、能藏、能住、能走的完善的攻防兼备的半永久性工事。地道战既是我抗日军民的伟大创造,又对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起到重大作用。抗战中,我军依托各种地形,广泛开展游击战,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战”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开辟了取胜途径。
    合“战”之利,配合正面战场深入敌后作战。抗战初期,我军为配合较能积极战斗的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作战,采取深入敌人兵力薄弱的后方,以伏击、袭击等战法打击日军,取得了显著战果。我军平型关大捷,在政治上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在军事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钳制了进攻山西的日军第5师团,打乱了敌右翼战略迂回计划,有力支援了友军的作战。此后,我军切断日军交通,阻断其供给及增援,保证了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我军奇袭阳明堡机场,使忻口国民党军阵地未遭日机轰炸。国民党军正面防御部队士气大振,连续发动了反攻。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我军顺理成章地向更深远的敌后展开兵力,攻虚击弱,有效地增进了抗战的合“战”之利,为我军实施非对称作战增添了取胜战果。
    我党我军灵活运用作战方式,从“战”上指导军队灵活机动地作战,在深入分析敌我双方优劣的基础上,采取最有把握、最有利的作战方式,变整体的敌强我弱的非对称作战为分散的我强敌弱的非对称作战,实现了作战方式上的非对称作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通过合“道”之利,形成了战争的政治力量基础;通过合“谋”之利改变了敌我军事力量不平衡的态势;通过合“战”之利,实现了敌我总体力量的彼消我长。从而变敌强我弱的非对称作战为我强敌弱的非对称作战,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合“道”之利,合“谋”之利,合“战”之利,既神合又开掘了孙子的“利动”思想。可见,抗日战争我军非对称作战的胜利,就是一部“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利动”作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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