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的理论是《孙子兵法》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历代军事家都重视对势的研究和应用，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军事家，自然也不例外。虽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没有直接论述的篇章，但从其军事著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中的“势”的理论运用的非常精道，非常有创造性。
知势
《孙子兵法，势篇》云:“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唐初著名军事家李靖在与唐太宗的对话中多次谈论“势”这个话题，并形象地对“势”的作用作了精辟的解读。他说“臣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较量主客之势是知势，知势的目的在于变势。毛泽东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他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语言表述虽与古不同，但其意义还是说战争胜负一定要比较各个方面优劣势。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在长达20多年的烽火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相对他的敌人，一直处于劣势。我们的劣势，不仅是人数上，而且是武器装备上也处劣势。为了扭转这个情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把握主客体变化的主动权，在孙子所讲的五事方面下工夫，使政治、经济、军事等力量对比逐步发生变化。
第一，“道”。《孙子兵法·计篇》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又主张“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毛泽东则采取了与之相反的做法，主张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孙子处在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民众并不了解战争的目的，剥削阶级者往往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进行战争，所以，他们也不想让民众了解战争的目的或真实意图，因此他们不敢相信民众。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战争，其目的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人民，是正义的战争，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因此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这个战争称之为人民战争，这是毛泽东与孙子在“道“的理论上的一个质的不同。
第二，“地”。历代兵书都非常注重利用地形去求胜，《孙子兵法》专设“九地”、“地形”两篇，论如何利用各种地形及地域去求胜。在《地形篇》讲了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形、远形六种地形的应用，在《九地篇》讲了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衙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九种地形的应用。毛泽东在军事上对孙子所讲的15种地形的运用都非常精彩，最典型的当数在井冈山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对孙子所讲的“圮地”和“围地”的运用方法。
《九地篇》把山林、沼泽等险地称之为圮地，认为遇到圮地要迅速离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蒋介石反动派的屠杀，毛泽东选择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井冈山中部多是巍峨挺立、高峰插云的崇山峻岭，边缘地带多是冈顶浑圆的低山和丘陵，在两极地形分界处，咫尺之间往往相差达四五百米，地势急转直下，一落千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井冈山有群众革命的基础，又可以“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山地消灭敌人的战略，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依靠河湖港湾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来说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山地、河湖港湾地形复杂，敌人不了解，而我们则可以利用复杂的地形整训自己，抓住时机，迅速出击，人民群众则使敌人在山地、河湖港湾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所以毛泽东采取了利用圮地凭险守御和主动出击的战略，这是对孙子兵法的创意运用。
“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孙子主张设奇谋，令士卒迅速离开以摆脱困境。毛泽东将围地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解围措施。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从总体上看，敌人是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这是敌人对我的包围。我解围的措施是:以优势兵力，采用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方针，聚敌而歼之，变我处围地为敌处围地。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所处形势来看，每一块孤立的根据地都处在敌之四面包围或三面包围之中，都是围地，但是如果把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我们又将敌人包围了起来，使敌处围地，只要把几个根据地或游击队与正规军联合起来，又可发动大战役将敌重创。从国际上看，德、意、日法西斯包围了中、英、法，但中、英、法等和平战线又包围了德、意、日，因此，毛泽东认为围地是相对的，是可以打破的，也是可以转化的，这就大大超越了只讲解围的孙子。
第三，“将”。《孙子兵法·势篇》说“将”应具有智、信、仁、勇、严五种素质，毛泽东对五种素质的培养更具特色。
首先他把智的培养由军事为主扩展为政治与军事并重。他一贯主张“大力进行一切可能与必要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并在上井冈山不久，就在宁冈创办了红军第一个教导队。1931年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办了中央红军学校，后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并提出“三大作风”和“八字”方针，从此以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方针和校训。毛泽东的军事教育与前人区别的地方，就是他对军队骨干传授的不仅是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毛泽东曾把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的讲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作演讲的讲稿，《论持久战》是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主持编写的课本。这些内容涉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涉及军事科学知识、中国的国情以及在这个国情下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应当怎么做。通过这些学习真正使军事骨干们灵魂开窍，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军事科学知识，以悟出军事点子来，显现出其军事才能来。
其次，他把仁厚爱民、取信于民发展到宗旨思想。毛泽东把救人民于水火作为己任，所以，他特别重视军民的鱼水之情，在井冈山时期就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调戏妇女”等直接关乎老百姓利益的行动要求，作为纪律规定下来，约束红军，从而深得民众拥护。毛泽东认为人民的军队应当为人民，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从而为我们党、我们军队确立了宗旨思想。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宗旨思想，所以这支军队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毛泽东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再次，毛泽东把严与勇升华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毛泽东强调提高纪律性，强调拼搏精神，他在解放战争中指出:“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优良作风”。1969年，毛泽东又提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将带兵，最重要的是“择人而任势”，毛泽东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更重视两部分人的工作。一是优秀分子所组成的集团的先锋模范作用，他说:“在长期战争和艰苦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优秀分子的带动，提高了军队素质，从而造成了战胜敌人的优势，这是毛泽东择人而任势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二是兵民，他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认为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第四，“法”。“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毛泽东特别重视对与“法”有关的因素的分析，他号召指战员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要求红军的指战员要从战略上去看问题，去思考问题。毛泽东对战争年代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法”的建设作了非常精彩的创造性阐发和应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挽救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把战争的目的确定为“消灭战争”，但由于中国的红军力量弱小，还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于是毛泽东选择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并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毛泽东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反“围剿”的依靠力量，因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部队建制上，就有一支在红军之外的力量，就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赤卫队等人民武装，这些武装与红军积极配合作战，并积极提供情报。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积极促进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并说:“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商学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队伍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二是国民党的军队，两支军队战场各有侧重，从而分成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积极配合国民党部队的行动。同时，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所以人民也就得到了广泛的发动，从而形成了三结合的武装。
在对将校士兵的管理方面，旧军队主要靠拜把子凝聚少数骨干，靠纪律处罚督责士兵，有时靠重赏去攻坚。毛泽东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维去组建、塑造人民的军队，从为人民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军队的一切管理模式上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靠军内民主制度凝聚军心，注意抓骨干带头作用，重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了保证其先锋模范作用，他在军内建立了一个长效机制，这个机制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的领导。毛泽东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则后来发展为“党指挥枪”的原则。二是政治工作。毛泽东说:“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和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到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泽东对政治工作与军队建设的关系十分清楚。毛泽东把政治工作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军队的思想作风建设，另一部分则是民众的政治动员。三是学习。学习是政治工作中的一部分内容，也是军事的需要。
在“官道”方面，毛泽东还特别重视指挥关系的协调。他认为正规军需要统一的集中指挥，“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毛泽东将此概括为“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旧军队解决“主用”问题，主要靠征粮，粮食不及时，也时有抢粮现象，屯田得粮者间或有之。毛泽东特别重视经济工作，在井冈山上书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两文。抗日战争中，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号召干部要学会做经济工作，用自力更生的办法来解决作战部队的后勤供应问题。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就把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作为军队的三项任务，这就是毛泽东在“主用”方面的一个创举，这个创举充分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与特色。
任势
对于任势的方法，《孙子兵法》论述了三点，一是“因利而制权”:二是用虚实之法，三是巧妙运用奇正之术。毛泽东任势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具有鲜明的特色。
其一，靠群众“示形”。“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孙子兵法》专列《虚实篇》论虚实之用，其关键在于在了解敌情的基础上“示形”。“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这样做是为了达到“形人而我无形”的目的。在战争中，毛泽东总是善于充分运用人民战争的有利条件，采取多种隐形示假的方法、手段，使敌人陷于错觉和不意之中，就我之范。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示形”造势，使敌丧失其力量上的优势和主动。毛泽东把“声东击西”看作“示形”的重要方法。说:“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争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对于“声东击西”或“示形”的方法，孙子主张依靠指挥员的用间和相敌。依靠群众“示形”和依靠指挥员“示形”，是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不仅是时代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与剥削阶级军事家思维方式的不同。
其二，辨证运用奇正之术。《孙子兵法·势篇》说:“战势不过奇正”。又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关于奇正之术的运用，孙子讲了两个方面:其一，“以正合，以奇胜”。用强大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从正面钳制敌人的主力，然后出奇兵突袭敌人，打乱敌方部署，从而全局皆胜。其二，“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奇势和正势是辨证的统一，在一定情况下，奇正相互变化。
毛泽东用辩证法解释并应用奇正之术，绝妙地处理了进攻与防御、正规战与游击战的关系。
进攻与防御是一对矛盾，矛盾的结合点在于战争的目的，毛泽东把战争的目的确定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正规战相对于游击战则为正，游击战相对于正规战为奇。毛泽东说:“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为正，运动战为奇，运动的目的不是走，而是打，是避开强敌保存自己或寻找时机打击敌人。毛泽东不拘泥于奇正理论，一个战役中往往就采取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奇正变换，奇正统一等形式，可以说，把孙子的奇正理论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其三，因利而制权。孙子的兵势观是灵活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如何因敌变化呢?孙子提出了“因利而制权”的原则。毛泽东善于审时度势、虚心研究和正确分析估计战势，又依靠人民群众，便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创造了许多典型的经验。一是反“围剿”中形成的十六字诀的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个字，生动活泼地反映了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思想。战术上的主动退让，也与此有关联。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这样“及时退让，使自己完全处于主动地位。”二是诱敌深入。毛泽东认为诱敌深入是在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三是乘敌之隙。趁火打劫是我国古代兵书的要髓，毛泽东用之，说:“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善于发现有利于我的战机，乘虚而入，打败敌人。四是在强敌跟追时，采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称“打圈子”战术。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与敌周旋，达到牵制、疲惫、消耗敌人的目的。五是陷敌于死地。有陷敌水网、地道战、地雷战等形式。六是运动战以寻机歼敌并保存自己，这是毛泽东最擅长的战法。毛泽东对运动战总结了许多主动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的经验。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蘑菇战术等，其中蘑菇战术更精彩，用小兵力佯动，示形、诱敌前进，牵引敌主力，在有利于我的地域内打转，以拖垮敌人，伺机歼敌。不管什么方式，运动战的目的都在于通过“走”寻找战机，或伏击、或突袭，一般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法，到了解放战争时，为钓更大的鱼，也采取了大踏步前进或大踏步后退战略，给敌以更大假象，以歼灭更多更强的敌人。
其四，集中优势兵力，积小胜为胜。《孙子兵法·谋攻篇》曾专门论述过战争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下的战术，他认为:“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是一种静止的观察力量对比的看法，也是消极的被动处理弱军的办法。毛泽东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处于弱势，但是弱势的军队却是正义之师，承担着打倒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重任。为了人民，必须战胜这些敌人，那么最终要求必须是胜利，那就必须要由弱变强。所以，毛泽东就一反孙子消极的思维，而变为积极的思维，最终形成了集中优势兵力，积小胜为大胜的由弱变强的理论。
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独具慧眼，主张一定先打锦州。毛泽东认为，攻打锦州就击中了国民党军的要害，因为锦州切断了东北敌人与关内的联系，在战路上可以中间突破，使两翼的敌军相互孤立，从而达到了袭敌一部，伤及全身的目的。二是拣弱的打。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中的第一条就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拣弱敌，一方面是选择数路敌人中最弱的一路，首战告捷；另一方面，则是在运动战中，通过“走”的过程，调动敌人，消耗、疲惫和分散敌人，使敌发生错误，暴露弱点，然后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将由强变弱的敌人予以歼灭。
找到了合适的目标，就要集中兵力歼灭，毛泽东在此方面又创造许多经验。其一是“并力一向”。其二，狠插猛割，聚力歼敌。其三是各个击破。其四“围城打援”。其五是速战速决。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观的基础上的，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问题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共者的组合，使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军事科学中“势”的理论有了许多创意，对道、将、地、法、示形、奇正、因利而制权、不若则能避之等理论赋予了新的内容，堪成中华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的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