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回顾与研究这段历史，对于维护世界和平、遏制战争，有着重要的历史启迪。尤其是这场灾难深重的战争，在中国长达14年，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抵御列强、抗击外侮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什么一个“一衣带水”的岛国邻邦竟有如此之大的征服“欲望”?又为什么胜利的结局却出现在国弱民贫的一方?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本文仅就兵圣孙武之论，引之探究，以窥其深奥。
一、“利益线”的失道，是造成中日百年来战争的祸根，也成了套在日本军国主义脖子上的一条绞索
早在16世纪，统一日本的武将丰臣秀吉就曾有过“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的叫嚣。时至明治维新，日本确立了军事立国，对内谋求“富国强兵”，对外则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以期实现“开拓万里波涛，布威于四方”的诏义。在这种战争“国策”的驱使下，日本制定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继之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33年后这种“大陆政策”又演变成一幅“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战争蓝图，把一个贫弱多难的中国推向了战争的最前端。在这里防护帝国的“利益线”，则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堂而皇之的“宣战书”。
“利益线”，就是当时日本首相山县有朋表白的:“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这个所谓的“邻近区域”，显然指的就是与日本相居为邻的朝鲜和中国。一个区区岛国把自己的发展空间锁定在大陆，并依此制定了“分五期征服中国与世界”的狂妄计划。在这些军阀赌棍的眼中，战争是日本获得一切生存资源、“开国进取”的唯一手段。孙子说:“合于利而动”。“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同时，他告诫人们:“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并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很显然，日本扩张主义者用刺刀画出的“利益线”是与之相背驰的。
自日本明治年间开始，中日两国间的“战祸”一烧再烧，腐败的清政府用割地和白银“息战”，日本侵略者一次次尝到武力扩张的甜头。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由军国主义演变为一个法西斯国家，也由此加剧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法西斯的残暴，侵略者的屠刀，并没有使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屈服，相反它却唤起了一个泱泱大国的觉醒。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和东北亚的人民造成了难以弥合的战争创伤，而且也让已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仍需要不断地反省这段历史。
那场战争并没有帮助日本侵略者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更没有使贫弱的中国成为“法西斯”征服世界的跳板。那么，人类究竟应以何种方式追逐自己的利益，维护其生存权益呢?当利益之争需要作出战与不战的抉择时，《孙子兵法》的许多理念，仍不失为运筹抉择的良策宝典。一则，“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这是孙武对待战争问题的一个重要理念，也可以看做是他倡导智慧双赢的经典。伐谋并不单纯是辨识敌人的计谋，置对手于死地；还有谋共生、求双赢的选择。从利益观的角度讲，“利”既是矛盾的焦点，又是矛盾的调解点，并非都要顾此失彼，更有“不战”的道理。凭“力”而争“利”，非善之善者也。利益的各方，完全可以凭智慧找到互利的平台，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绝非是一种理想的企及，更有着极其广阔的“伐谋”空间。二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这是孙武权衡国家利害的三大准则，也反映了他对用战的慎重态度。利益是极具诱惑力和排他性的，但更有长远与现实之别、大利与小利之分，因此只有把握住这个是非准则，才有可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日本军国主义“利令智昏”，以战图利，到头来只能落得国败利失的下场。三则，“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这是孙武化解矛盾、变害为利的一个重要理念，他告诫人们要辨迂直之理、多思利之害。利益的冲突，有时是回避不了的，但不是只有战才能解决问题。在孙武看来，军争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更有危。因此在处理利益得失上，强权于对方，以征服为目的是不可取的。日本军国主义一味地诉诸武力，靠铁蹄定乾坤，无异于引火烧身、自掘坟墓。四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孙武大谋略理念的精髓，也是执掌战略主动权的关键。从史学的角度看，大凡侵略者都有狂妄之心理，对占领国不屑一顾，也就很难做到既知已又知彼。这种利益关系的错觉，必然导致其战略上的误判与战术上的失策。日本军国主义百年来对华战争，屡尝甜头，进而变本加厉。殊不知，等待它的却是陷其于灭顶之灾的民族解放的波涛与洪流。
防护帝国的“利益线”，使日本军国主义有了侵略他国的借口，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条用刺刀画出的“利益线”，并没有使日本法西斯建立起大陆上的“王道乐土”，而恰恰相反，被这把刺刀伤害了的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却把这条失去人类道义的“利益线”，变成了套在侵略者头上的绞索。
二、弱国打败强国的重要启迪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历经6年的局部抗战和8年的全面抗战，实现了由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的转变，进而也书写了弱国打败强国，以弱胜强的辉煌篇章。
其一，修道而保国，高扬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正义旗帜。道为兵察之首，是为克敌之要。局部抗战的被动，是应该检讨的。然而举国抗战形势的改观，则是得益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大敌当前，以民族大义为重，成为修道保国的最大政治，进而也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巨大力量。团结抗敌、得道多助的政治优势，推动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两大战线的战略互动，不仅遏制了日军侵华的狂妄势头，而且有力地牵制了日军主力，迫使德、意、日三个主要法西斯国家结成军事同盟的计划一拖再拖，还打乱了日本“北进”和“南进”的计划，使日本逐渐丧失其战略优势，最后以绝对劣势而遭到失败。
其二，持久抗战，蓄战胜强敌之“势”。蓄势，是转换战争条件、改变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法则，“蓄势”是为了“造势”、“得势”。以战略的持久战对强敌的速决攻势，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华文化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传承再现。因弱而不敢战、不能战，只能助长强敌的嚣张。唯有反其道而行之，以持久对速决，以空间换时间，以我略制敌略。从清末就关注于中日之战的蒋百里先生，曾用一个“拖”字概括对日作战的战略。毛泽东用准确的预言，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的三阶段。就连当局者的蒋介石也对外国人坦言:“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尽管所言者对抗战的方式是有区别的，但最终的结局证明:持久战的战略是成功的。
其三，奇正相辅，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遥相呼应。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与战略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使日本侵略者领教了两大战场交相呼应、游击战、正规战奇正交织的真正厉害。15个月的战略防御，淞沪、忻口、徐州、武汉，大会战连续搏杀，空前惨烈，迫使日军停止了战略进攻，其“速战速决”占领全中国的计划随之破产。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空前活跃，八路军主力挺进冀中、冀南和山东，新四军江南主力北上与八路军2纵共同开辟苏北，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联成一起，在敌后形成了有利的战略布势。尤其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战线长达数千里，持续3个多月，歼敌4万多人，瘫痪了敌主要交通线，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支援了正面战场。更值得一提的是，形式多样的游击战、运动战与村自为战、人自为战的地道战、地雷战，不仅能动地转换着战场的主动权，而且有效地改变了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
其四，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开展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为杰出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其这场战争的伟大，也进一步印证了孙子所说的:“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的真理性。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送儿、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到处是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浪潮，到处是奋勇杀敌的壮烈景象，到处是觉醒的呼喊，爱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举国抗战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