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约前313~前238 ）名况，字卿。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荀子为古兰陵人，战国时先属赵国，后属楚国。兰陵原属峄县，今为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荀子15岁就游学于齐，在齐国生活了数十年，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其思想已融入齐文化之中。

荀子生活于战国晚期，在其生活的80多年间，可能目睹了七雄争霸战争以及十几次弱小国家惨遭屠戮的重大战役。其中，有些战争的始末荀子可能知之甚详，战争的惨烈必然使这位先秦大儒感受到强烈的震撼。既然战争已经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重心，面对时代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荀子不得不直面战争，提出自己对战争和军事的看法。

荀子的兵学思想具体表现在荀子写的《 荀子·议兵》篇中。荀子以其圣贤的胸怀和精深的哲理，从高远的政治和哲学角度，对战争这一突出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深邃而独到的见解。荀子在《 荀子·议兵 》篇中系统地把他的兵学思想条分缕析地讲述出来，不仅使向荀子请教军事要义的国君心悦诚服，而且使一心想在老师那里得到满意答案的高足们得到了满足，因而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启迪。

（ 一 ）“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

赵孝成王请教军事要义，引出荀子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展开了一段关于军事问题的争论。临武君说军事的要义就是根据天时、地利和侦察敌情来谋定而动；荀子却认为军事的要义在于得到人民的拥护，那些善于赢得人民拥护的才是真正的善于用兵者。即所谓：“用兵攻占之本，在乎一民。……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临武君反驳说，军事就是实力，孙子兵法所说的军力形势与人民拥护与否无多大关系。荀子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是强制推行政治意志，政治意志胜利与否就在于政治是否代表民心，所以人民拥护的军队叫做王者之兵。王者之兵作战时才能上下同心，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即所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仁人之兵……当之者溃……触之者角摧而退耳。”结果是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心悦诚服地受教于荀子。

荀子认为，单纯用赏罚势诈去威胁利诱士兵和民众，军民没有礼义忠信是终无大用的，一旦强敌兵临城下，叫他们守危城就会叛变，叫他们和强敌交战就会败北，叫他们劳苦就会奔窜流亡，甚至会对曾经向他们滥使淫威的长官进行报复。不用礼义忠信治理军队就好像是市场买卖的商业行为，无法凝聚人民，更不可能给国家带来益处。荀子与当时盛行的单纯用赏罚势诈威胁利诱的治军思想和作风格格不入，甚至耻于提及，体现了荀子择善固执、不被势力强大的污浊潮流所左右的圣贤胸襟。

儒家代表孔子和孟子虽然不是绝对地反对战争，但并未提出周详而系统的主张。荀子在继承孔孟反对不仁不义的战争、推崇仁义之兵的基础上，主张运用战争成就圣王的仁义之道，承袭了儒家兵学思想的核心原则，弥补其不足而又有发展创新，是先秦大儒中正面提出系统兵学理论的第一人。

荀子在孝成王和临武君心服口服而诚意请教时，又讲了王者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势、为将之道和王者之兵的军制问题，具体阐述了王者之兵必然能够战胜变诈攻伐之兵的道理。

（ 二 ）王者之兵的“强弱之本”

孝成王和临武君心悦诚服地问荀子怎样建立王者之兵，荀子说：“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就是说，国家强弱的根本不是军事，而是能“隆礼贵义”的贤能国君。那么，贤能的国君靠什么才能使国家实现大治呢？荀子顺应时代潮流，指出只有“礼”才是强国的根本和功名的总要，王公想要得天下，一定要依靠礼，否则连社稷都会有毁灭的危险。同时，荀子认为，兵强非胜利之道，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荀子打破世人对武力的崇拜，立场坚定地指出，那些坚甲利兵、高城深池、严令繁刑根本不足以依靠。不循由礼这条正道，即使暂时得到了最终还会被废弃。他并以楚国为例来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荀子认为，治世兵强，乱世兵弱，这是强弱之本。国家强弱的常道是在上位者足以被仰仗依靠，而在下位者可以被重用。即所谓“上足仰则下可用也，上不仰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权威值得尊重才能指挥军队，权威不值得尊重则无法指挥军队，军队指挥得动者强，指挥不动者弱，这是军队有无战斗力的根本所在。再加上在上位者能够好士、爱民、政令信、民齐、赏重、刑威、权力集中而不分散，是国家强盛之常道；反之，国家必弱。

荀子在分析强弱之效的时候，把天下的军队分为盗兵与和齐之兵两大类。盗兵包括亡国之兵、危国之兵、锐士之兵，和齐之兵包括霸者的节制之兵和王者之兵。荀子说：“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制邻敌……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皆是和齐之兵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强弱之效也。”荀子把汤武的仁义之兵和春秋时代的霸主之兵，皆列为和齐之兵。但是，荀子还说，霸者之兵并不是理想中的王者之兵，只可以称霸而不可以为王。可见，荀子尊王而不黜霸。

（ 三 ）王者之兵的为将之道

孝成王和临武君又问荀子关于王者之兵的为将之道。荀子说：“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这里，荀子说出“知弃疑”“行无过”“事无悔”三条原则。“知弃疑”是指获取战争信息以减少疑点为原则，不能在重大军事决策之时疑虑重重、犹豫不决而丧失战机；“行无过”是指把握客观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事无悔”是说无论敌方如何行动自己都不必后悔已经实施的行动，而是根据对手的变化见机而行，即所谓：“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

荀子提出，王者之兵的将军管理军队要具备“六术”。即号令严明有威，赏罚分明有信，后勤保障周全，止如磐石动若脱兔，侦查要深入细致且不同渠道相互参照印证，决战时要全军统一思想，杜绝动摇军心的言论等。

荀子又提出为将心理素质的“五权”。即不要有职位升迁私念，不要急于求胜而忘了失败的风险，不要因为自己在军队内的威信而轻敌，不要见利而忘害，考虑要周密细致但赏功要宽松。

荀子还说，王者之兵的将领要有“三至”精神，即所谓“将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就是说，王者之兵的将领宁死不做坏事，宁死不打注定要失败的仗，宁死不欺压百姓。有“三至”精神的将领，虽然不太能讨君主的喜欢，却也不容易被敌人所激怒，这样的将领堪称“至臣”。

荀子所说的王者之将还应有“敬谋无旷，敬事无旷，敬吏无旷，敬众无旷，敬敌无旷”的敬业品德。荀子用一个“敬”字，概括了王者之兵的为将之道：谨慎思虑始终如一则大吉，怠惰胜过敬谨则灭；计策胜过利欲则吉，利欲胜过计策则凶；敬谋、敬事、敬吏、敬众、敬敌这5件事都能做到敬谨以至于无限而能贯彻始终，这种将领就通于神明了。能做到“六术”“五权”“三至”“五无旷”的将领就是王者之兵的神将。即所谓：“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旷，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这是荀子心目中理想的将军形象。

（ 四 ）“人师”能使“四海之内若一家”

陈嚣问荀子：“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子的弟子陈嚣对荀子提出质疑：既然老师您的军事理论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为什么还要参与战争呢？战争就是争夺利益，战争一爆发，免不了就是杀人与争夺。而仁义以爱人为本，怎么能有“人师”呢？荀子回答说，仁者爱人，因为爱人所以厌恶别人的害人；义者循理，因为循理，所以厌恶别人扰乱理法。所以，仁者用兵是为了禁暴除害，不是为了争夺和杀人。

荀子说：“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这就是荀子绝不答应放弃武力的原因。荀子认为，禁暴除害的仁义之兵，所到之处用至高无上的仁义精神教化民众，就会像及时雨一样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达到近悦远来、兵不血刃的境界。历史上的唐尧伐驩兜、虞舜伐有苗、大禹伐共工、商汤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都是以仁义之兵替天行道，所以才出现了近者亲、远方慕、兵不血刃、远迩来服的盛况。

荀子认为，“人师”就是爱民的军队。“人师”从将领到士兵都要视死如归，以服从为第一，立功为其次；不杀老弱，不猎禾稼；对敌军投降的不抓，抵抗的消灭，逃跑的不追。战争不是杀百姓，而是消灭残害百姓的敌人，平暴安民，所以称为“人师”。征服敌国，杀贼诛乱，要使敌国的百姓不但不产生仇恨报复之心，而且都奔走相庆安乐无忧，出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没有不拥护的，“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和悦局面。可见，要求用军事手段达到教化统一的目标，是荀子兵学思想的独到之处。

（ 五 ）“大化至一”与“大凝之道”

当时，秦国凭借壮盛的军功，兼并六国势在必得。李斯是荀子门生中相当著名的人物，他以现实的国际形势对荀子的仁义之兵提出质疑：“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李斯认为，秦军并非仁义之兵，只是便宜从事，就能兵强海内，威行诸侯。荀子则义正辞严地说：“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便者，大便之便也。”荀子指出李斯所谓的便宜从事，其实是不便之便，只有仁义之兵才是大便之便。

荀子认为，王者之师必须以“大化至一”为己任。那么，什么是“大化至一”呢？荀子说：“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故民归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为者化。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属为之化而公，矜纠收缭之属为之化而调，夫是之谓大化至一。”荀子主张在军事刑赏之前，要先“厚德音”“明礼义”“致忠信”“尚贤使能”，然后制定政令，统一风俗，再施以刑赏之道，则百姓就像流水趋下一样归服你，这时用圣王的仁义之道教化百姓，就能感化一切顽劣暴戾之徒，就能使那些出自旁门左道的个人意志服从于国家和集体的意志，就能使那些原本自以为是而纠缠不清的事情得到调和。这就是大化至一。以德行教育配合政令的推行，则军事上的赏与罚、攻与守，自然如水到渠成。

荀子对李斯道出兼并他国的三种方法和不同结果：王者以德兼人，得地而权愈重，兼人而兵愈强；霸者以力兼人，得地而权愈轻，兼人而兵愈弱；富者以财兼人，得地而权愈轻，兼人而国愈贫。因此“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荀子说这番话，一是教育自己的学生李斯要为实现大一统，建立“王政”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二则旨在使那些迷信武力、羡慕功名、醉心于威行霸道的君主和臣子们幡然醒悟，迷途知返。

对此，荀子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大凝之道”：“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得之则凝，兼并无强。……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就是说，兼并别的国家并不难，把征服的国家凝聚起来，让他们能安居乐业、循仁蹈义、忠君孝友才是最难的事。他并且举例说，燕国侵占了齐国，耗费了巨大国力，因为不能凝聚齐国民心，最后还是被齐国的田单赶出齐国了。韩国数百里富饶的土地归予了赵国，由于赵国不能凝聚这片土地上的民心，结果被秦国夺走了。所以凝聚一个国家比兼并一个国家更难，更重要。荀子认为，只有实行王道才能对一个国家实现兼凝，否则将徒劳无功。

当时的秦国兵强海内，战功彪炳，威行天下，最足以欺愚惑众，对荀子仁义之兵的兵学理论似乎是一种讽刺。然而荀子以道德的勇气和哲学的智慧，指出秦国的军功并非以仁义为之，虽然有胜，却常常害怕天下的诸侯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是所谓的末世之兵。荀子让李斯明白王者的兼人之术，懂得只有礼才是强国之本、功名之总，唯有礼义德音才能使百姓大化至一，只有以德兼人，凝士以礼，凝民以政，方为王者的大凝之道，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后来秦国的发展史证明了荀子的理论是正确的：秦国虽然凭借强兵霸行兼并了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由于缺失和不懂“大化至一”与“大凝之道”，结果成了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

总之，荀子兵学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用“仁义之兵”成就圣王的仁义之道，在建立“四海之内若一家”的霸业之后，继而通过“大化至一”与“大凝之道”，实现理想中“天下为一”的“王政”。

（本文摘自《齐鲁兵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