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起
    孙武两千多年前辉煌于吴地、死后又葬于吴地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杰出代 表人物。他撰著的兵学名著《孙子兵法》，依然是当代军事家们进行战略思考时必须要遵循的战略原则。然而，这位当代有兵圣之称的军事天才，却又是个学术界不断讨论着的热点人物。其中有一主要论题是：历史上有否孙武其人？
    这种讨论，早在千年以前就已开始了。南宋学者叶适最早对《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的孙武提出了疑问，从而否定历史上有孙武其人，其主要理由就是《左传》中无孙子的记载。
    叶适“在《习学记言》中说，春秋时‘颖考叔、曹刿、烛之武、专诸之流，微贱残暴用事者，左氏未尝遗，而武功名章灼若此，乃更阙；又，同时伍员、宰喜否一一诠次，乃独不见武邪？’由   此，他认定历史上根本无孙武其人；《孙子兵法》则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所谓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之词，不足为信。稍后于叶适的陈振孙，附和叶适的观点，认为‘孙子事吴阖闾，而事不见于《春秋传》，未知其果何人也。’（《直斋书录解题》）明清两代，亦有人与叶、陈持相同观点。如姚际恒即说：孙武之名‘不见于《左传》’，而《左传》于吴事最详，如孙武有‘灼灼之功’，左氏是不至于如此疏漏的。（《古今伪书考》）”
（转引自戚文、周铁强、颜剑华著《孙子兵法十日谈》，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因此，从南宋的叶适、到清代的姚际恒，他们否定历史上有孙武其人，其主要理由就是《左传》中无孙子的记载。
    三十年前，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的抄写年代，比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史记》还要早数十年以至上百年。因此，时至今日，“历经多年的探讨，学术界对《孙子》的作者问题已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孙子兵法》系春秋时孙武所著，但是经过后人的编订。”（戚文、周铁强、颜剑华《孙子兵法十日谈》）
    既是历史实有孙武其人，而《左传》未载孙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就成了孙子研究中的一个无法解答的哥德巴赫猜想了。而历代的学者，显然都想解开这一问题。
    如：
    明代宋濂《诸子辩》说：“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书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年间，大国者秦楚，小国者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
    校理《孙子十家注》的孙星衍认为，“孙子大破楚军，‘入郢’，‘威齐晋’后，功成不受官，战功归于伍子胥，所以《左传》不载其名。”
    《<孙子兵法>考辩》的作者关锋说：“吴僻处南隅，《左传》本以鲁史、晋史为主，吴入破楚入郢，北威齐、晋的武功，以统帅伍子胥显，而不记孙武之事，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史科学》一文中亦认为，《左传》不载孙武，可能是因为《左传》对北方史实记载较详，对南方则不免有些遗漏。
    上述转引自《孙子兵法十日谈》一书的历代学者之言，多少言及了《左传》不载孙子的原因。
本文试图换一个角度，即把《春秋经》、《左传》撰著的这些史官及其话语权运用的撰写、记录行为放在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及共中原文化与长江“蛮夷”文化冲突的角度上来加以考察，以期从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对《左传》不载孙子事作一种新的阐释。
    二、关于文明背景的叙述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历来有多种说法。
    建国以来，“苏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学区、系、类型的观念，将全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分作六大区……他认为，以往所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其它地区文化只是在它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种的特点和途径发展着，二者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顾潮、顾洪《以探索禹的神性和来源为例评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方法》，载《传统文化研究（二）》，古吴轩出版社1993年出版）
    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说：“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有一元与多元两种说法。一元的说法是传统的，历来的正史都是按照这一模式而写下来的……如果将其落实于地域性，则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明最早发生在中原地区，黄河流域才是中国文明的摇篮，可近半个世纪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间，多元论在学术界越来越占优势。这主要得自于田野考古的一系列成就。从考古材料中，人们看到，早在新石器时期，在中华大地上，文明的生长点犹如满天星斗，亦如山花遍地。迄今发现的文化遗址就有七千多处。各地区的文化自成形貌，各具特色，根本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点传播开来。”
    除了上述一元与多元的说法外，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叶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提出了“长江文明”的概念。李学勤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过去说起中国历史文化，总是讲黄河流域是文明的摇篮。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由之向外传播，以至各地。还有不少著作，把这种看法同文明兴起于大河流域的理论联系起来。西亚的文明初起于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埃及的文明发祥于尼罗河流域，印度的文明繁盛于印度河、恒河流域，而中华文明则在黄河流域产生和兴起。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
    叶书宗、马洪林、朱敏彦主编的《长江文明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更是明晰地提出“中华文明是长江和黄河的两河文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中国古代典籍对上述中华远古时期的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论述中，显然是把黄河文明视为正宗。这首先是历代治史者都强调“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的传统观念。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和《史记•夏本纪》排列了黄帝后的世系表，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指说世系表中的“少昊（挚）、高阳（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这就以帝王世纪的固定形式，从血缘上解说了“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
    其次，历代治史者将黄河流域的华夏族（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中称之为“黄帝族”）视为中华民族的正宗，而把黄河流域四周的种族分别称之为北狄、东夷、南蛮、西戎，视他们为野蛮的种族。中原文化为保持自己的这种文化优势意识，理所当然地不承认周边地区的任何文明状态。李学勤先生在《长江文化史•序言》中指出：这种文化“偏见的出现，也是有着历史的原因的。虞夏商周各代王朝，建都皆在黄河一带……只是到东周时期，王室衰落，强调‘尊王攘夷’，在华夏与蛮夷之间，划下了严格的文化界限。”
    再次，对文明和文化概念古今认识不同。王昆吾《中国史前文明研究的地理学方法》（载《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6月出版）一文中说：“‘文明’是一个与‘文化’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名词。‘文化’指的是人同自然相适合的方式，‘文明’指的是这些方式的成果表现；文化的发展体现为人类生存方式的转换，文明的发展则体现为其成果的积累。”因此，今日的考古学家主要是从远古人类同自然相适合方式的成果以及这种成果的积累而留存于今日的实物来判定一种文化是否“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一标准与中国古代文化观念对文明的判定，非但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甚至可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世界文明史》（李世安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前言里说：“在古代，我国很早就开始使用‘文明’一词，《易经•乾卦》中就已经有‘天下文明’之句。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此疏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文章而光明也。’此后，在中国的典籍中，虽然‘文明’也开始指人文的意义，但主要指儒家的德治与教化思想，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文明’一词的意思。”
    儒家把文明和文化等同于教化，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对披着头发，衣襟向左开等等凡与中原习俗相异者，皆视为“夷狄”的缺少教化的野蛮习俗。孔子《论语•宪问篇》有一句名言：“微管仲，舌其被发左衽矣。”这意思说，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南宋朱熹注《论语》时，对“被发左衽”句指为是“夷狄之俗”，并说孔子此篇乃是赞扬管仲“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赵杏根《论语新解》（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说“中原服饰之俗则是右衽”，并对“被发左衽”句，更详细地解为“此解受夷狄统治，具体指楚、越、吴诸侯国吞并或控制中原诸诸侯国。”
     三、关于《经》、《传》和《左传》的撰者
    古时各国名书虽通名春秋，又各有其专名，如晋之史书称《乘》，楚之史书称《木寿杌》等。只有鲁国国史专名《春秋》。由于《鲁春秋》与孔子的特殊关系及其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鲁春秋》后来演变成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经》。
    《春秋》称经，解说《春秋》的书称为传。现存《春秋》三传中，《左传》详于记事，为史学。《公羊传》和《谷梁传》解经和发明经义，属经学。
    《左传》撰者，诸说不同。现引近十年国内出版的《左传》相关著作的研究文章以说明。
    （一）王守谦、金秀珍、王凤春《左传全译•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传说《左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编写的。但是《左传》作者到底是谁？两千余年以来，众说纷纭，到今天还是个悬案。”“当前《左传》研究者大多认为：《左传》可能是战国初期人，根据春秋时代各国史料编写成的。刘大杰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说：‘我们可以说《左传》的时代是战国初期，作者是佚名了。’”
    （二）李维琦、陈建初、李运富、唐生周、覃遵祥、萧谒川注泽《春秋左传•前言》（载《十三经今注今泽》，岳麓书社1994年4月出版）在言及“《左传》的作者及其流传”时说：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孔颖达疏引沈氏说：《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西汉本《孔子家语》的篇名）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著《严氏春秋》的严彭祖要早于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两处说法小异，但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而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人。《论语•公冶长》也曾论及左丘明其人：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或者象某些文献所说的那样，左丘明是当时鲁国一个颇有声望的史官，孔子相当尊重其人，故引其言以自重。”
    （三）顾宝田、陈福林《左氏春秋译注•前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左传》……旧说为春秋末年鲁国太史左丘明所撰。清代今文经学家多认为是汉代刘歆伪造，现代学者看法不一，比较倾向于战国初年六国称王前所作，与鲁国史官左丘明有密切关系。”
    综上诸说，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左传》的撰者，与鲁国和鲁国史官的关系密切：《左传》撰写时间大概为战国初年。
    四、春秋后期吴、鲁国家关系的走向以及对鲁国史官和《左传》撰者话语权运用的影响
    鲁国是周初周王室的一位重要成员周公旦的长子伯禽的封地。相传周朝的礼乐典章制度即系周公旦所作，因此称为“周公礼乐”。西周初年，经周成王特许，后世的鲁国国君可以动用天子礼乐祭祀周公旦，因此，西周的文化礼制在鲁国保存得最为完备。《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访问时说“周礼尽在鲁矣”说的就是这情况。
    春秋后期，勾吴国和鲁国相邻的国家关系其一表现为军事的冲突双方为争夺生存空间，间接或直接地发生战争。如：《左传•成公七年》记载吴王寿梦时期（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尚未崛起的勾吴国与鲁国为争夺小国郯国，两国曾间接地发生过一场战争。而吴人取胜的结果让鲁国朝野震惊异常，其时，鲁国大夫季文子曾大声疾呼：“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吾亡无日矣！”（《左传•成公七年》）中原各国不整顿军队，以致蛮夷国家现在向中原国家进攻了。而没有人对此担忧，这是因为没有善君的缘故……我们不久就要亡国了。”
   《左传•哀公八年》记载吴王夫差时期两国为争夺邾国，更是直接地发生了战争。
    随着勾吴国的崛起和强大，鲁国愈来愈感到来自南方这个“蛮夷”邻国的威胁。鲁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鲁襄公出访晋国，见了晋国国君竟反常地以事天子之礼而行跪拜大礼，其原因就是担任鲁方礼宾客的孟献子解释说的，“以敝邑介在东表，密迩仇雠，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首？”       （《左传•襄公三年》）我们鲁国地处东边，紧挨着仇敌。我们国君只能是惟君是望，指靠着贵国国君了，因此，又岂敢不行跪拜大礼。
    “密迩仇雠”这几个字，固然也包括着齐国，但毕竟把互为接攘的吴、鲁两国紧张的关系、鲁弱吴强和鲁国欲借晋而牵制勾吴国以及鲁国对勾吴国的担心、恐惧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吴、鲁国家关系所表现的另一点则为文化（中原文化的鲁文化与长江“蛮夷”文化的勾吴文化）的冲突和碰撞。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勾吴国以实力支撑，对有“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之称的鲁国，采取了文化挑战的方式。
   其典型案例就是《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的“吴来徵百牢”事件。
    所谓“百牢”，就是用牛、猪、羊各一百头为享燕品。
    唐代司马贞《司记索隐》：“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礼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吴徵百牢，夷不识礼故也。子贡对以周礼，而后吴亡是徵也。”按这一说法，周礼规定的吴王“吴子”，只能享受“五牢”的待遇。
    而按《周礼•秋官•掌客》的规定：“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
    “吴来徵百牢”《左传•哀公七年》勾吴国方面要求鲁国给予“百牢”级别的规格来接待吴王夫差。
    在天子只能享受“十二牢”的待遇的情况下，本该享受“五牢”待遇的吴国，竟狮子大开口地要求超级别的“百牢”，究其本质。这其实已是一种文化的挑衅了。对此，鲁国大臣“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鲁国的子服景伯回答说：“先王从没有制定过这种礼仪啊！”吴国人回答说：“我们在访问宋国时，宋国就是用这种‘百牢’的规格来招待我们大王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按此推测说：“吴过宋时，得百牢。”）因此，鲁国在接待规格上总不能落在宋国后面吧！况且，你们鲁国过去接待晋国大夫时，接待规格就已超过了‘十牢’。既如此，那接待我们吴王，用‘百牢’的规格，不也是可以的么！”
    被吴人抓住短处的鲁国大夫“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子服景伯说：“晋国的范鞅贪婪而背弃礼义，恃仗大国的地位来威胁我们，所以敝国以‘十一牢’的规格来接待他。贵国大王如果以礼义向别国发布号令，那么该享受何种级别的接待规格，本来是有数目规定的；如果贵国也像晋国一样抛弃礼义，那就比他们更过分了。周朝统治天下而制定礼数，规定上等物品的数目不超过十二，认为这是上天的最大数。现在你们背弃周礼说非要‘百牢’才行，我们也只有照你们要求的办了。”
    “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鲁国大臣子服景伯说了这么多，可吴人不听他的任何解释。子服景伯说：“吴国将要灭亡了！抛弃天道而违背根本。我们鲁国如果不答应他们，他们一定要恃强加害我们鲁国。”于是，就给了他们“百牢”级的接待规格。
    这一事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长期遭受中原文化的歧视使得吴国国君一直生活在文化自卑之中。《吴越春秋•卷二》记载“寿梦元年（公元前585年）”吴王寿梦出访中原诸国，并与鲁成公会见时的情景，从而表述了在中原文化优势意识的窘迫下，其时吴国君主出访时所具有的文化自卑心理。
然而，当二十五世吴王夫差再与鲁哀公会面于鲁国并“徵百牢”时，吴国已是西伐强楚、南服越国、此刻又走在向北发展、欲霸中原的道路上。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春秋时承受长江文明而军事强盛的国家在中原诸国文化优势意识的窘迫之下，产生文化反弹意识者绝非是勾吴国一个。被中原诸国也视为“蛮夷”的楚国人在向中原挺进时，即遇有过相同的文化窘迫。而楚王的态度则是“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老子就是蛮夷，就是不按照你西周的礼法等级给封号命名！”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吴国强行“徵百牢於鲁”时，“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喜否，以礼诎之”时，“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我是个纹身的蛮夷，你不要用“礼”的那一套说教来责难我！吴王夫差此处的“我文身”和昔日楚王的“我蛮夷”，几乎表达的是同一种文化情感了。
    孔子在《左传•定公十年》中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边远国家不能觊觎中原，夷人不能扰乱华夏。因此，被看作是“蛮夷”的勾吴国，随着它的政治筹码的增多、军事及其经济实力的增强，非但不会引起中原国家对其文化上尊重，恰恰相反，这一切在文化优势意识笼罩下的鲁国，只会将北上争夺霸权的勾吴国视之为“裔谋夏”及“夷乱华”了。
    上述所谓“百牢”级的接待规格，吴国在宋国时已经得手，而到了鲁国时，吴国人故伎重演，其主观上向中原文化挑战的故意已很明显，与中原文化较量的意识也已经很强了。这种寻衅般的文化挑战，究其根本，它反映的是春秋时期的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蛮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和冲突。
    上面提及的勾吴“蛮夷”文化的挑战以及“吴来徵百牢”后鲁国对吴国的经济义务导致的鲁国提高征税额度的“用田赋”（《春秋经•哀公十二年》），其后又被勾吴国裹胁着参加对齐国的战争，所有这些来自吴国的文化、经济、军事范畴内的多重压迫，一方面给鲁国知识阶层留下了心理伤痛；另一方面，又必然地刺激他们中的鲁国史官等借着掌握历史记载话语权之手，有意或无意地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对勾吴文化进行打压，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由此，我们看到下列的现象：
    （一）在《左传》中，涉及到吴国与中原国家的关系，若是中原国家对吴国失礼，《左传》不载。相反，如吴国对中原国家失礼，则必记载。
如：《左传•哀公十二年》载“吴徵会于卫”吴国召集卫国参加诸侯的会见时，卫国国君因为担心吴人报复，《左传》这才不得不透露出卫国当时对吴国的作为：“初，卫人杀吴行人且姚”当初，卫国人处死了吴国主管外交的高级官员且姚。
当卫国国君卫出公因此对参加这一诸侯会见感到担心害怕，并和卫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大夫子羽商量这件事时，无论是子羽，还是另一位卫国大夫子木，开口都是“吴方无道”吴国现在正是无道的时候。
不仅如此，子木的话中，还说什么“长木之毙，无不摽也。国狗之瘈，无不噬也。而况大国乎？”（《左传•哀公十二年》）大树死了倒下，遇着的东西没有不砸坏的；疯狗发了狂，没有不咬人的，更何况是一个大国呢！”
《左传》撰者在实录卫人对勾吴近乎谩骂的同时，却对“卫人杀吴行人且姚”这一严重的外交事件，无论是上述的“初”即昔日，抑或是本年，《左传》皆不作记载，夭口不谈。
由上例可见，这已不是一种记录上的疏漏，而是在文化思想指导下的对材料处理的有意识的行为了。
（二）出于中原文化的优势意识和对长江流域“蛮夷”文化的鄙视及蔑视，《左传》撰者对吴国王室之事的记载，非但令人匪夷莫思，且往往有头无尾。
如：吴王僚执政时期的“吴大子诸樊”。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楚大子建之母在 ，召吴人而启之。冬十月甲申，吴大子诸樊入 ，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楚国被废的太子建的母亲住在娘家 城，暗中召来吴国人并为他们打开城门。冬季的十月十六日，吴国太子诸樊潜入 城，带走了楚国夫人和她的宝器返回了吴国。
关于楚太子建母亲、楚平王原配夫人被吴人接至吴国事，《史记》说是公子光从“居巢”迎楚夫人，并将之接至吴国。
《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僚“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
《史记•楚世家》：楚平王“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
《吴越春秋》说是公子光迎楚夫人，但地点是从郑国。
《吴越春秋•卷三》：吴王僚“八年，僚遣公子（光）伐楚，大败楚师，因迎故太子建母于郑。”
而《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说是从 地迎楚夫人，迎接者为“吴大子诸樊”吴王僚的长子、吴太子诸樊。
寿梦的长子名诸樊，后为二十世吴王。因此，吴王僚不管是寿梦的庶子，抑或是馀味的儿子，这位二十世吴王的诸樊都是他的哥哥，或者是老伯伯，且为先王。既然是这么一种关系，那么，吴王僚的儿子竟然也取名为“诸樊”，那就让人费解了。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对这“吴大子诸樊”也充满了疑惑，说：“吴子遏，号诸樊，王僚是遏之弟子（弟弟的儿子，即指是馀味之子），先儒又以为遏弟（诸樊的弟弟。此处指即使宗《公羊传》中僚系寿梦庶子的相关记载，僚也是诸樊的庶弟）何容僚子乃取遏号为名，恐传写误耳，未详。”
不仅如此，这位也叫做“诸樊”的“吴大子”（吴太子），匆匆地跑进历史，竟只是为了完成迎接楚国第一夫人抵吴的使命。其后，就再也没了踪迹。即使公子光使专诸刺王僚，勾吴国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左传》也没这位王储“吴大子”的任何一点记载。
再如：《左传•定公六年》提及的另一位“吴大子终累”，也是突兀出场让其率兵打败了楚国的舰队，活捉了楚国七名高级将领后，倏地也没了个踪迹。甚至在阖庐与越人战负伤而“还卒于陉”（《左传•定公十四年》）阖闾死在了陉地后，非但没有这位王储的叙述，却又突兀地冒出“夫差使人立于庭”。接着在《左传•哀公元年》让夫差以“吴王”的身份出现于史。至于那位“吴大子终累”的下落及其间吴国的内政变化，《左传》并无点墨记载。
（三）联系到《左传•哀公元年》的一段话：“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杜预注曰：“嫌夷狄不与华同，故复发传。”这意思是，对吴入越事，因为吴国没有报告胜利，越国也没有报告失败，所以《春秋经》里不记载这件事了。对《春秋经》未记而史学著作《左传》里记载的这件大事，杜预的解释是，因为蛮夷不像中原国家那样懂得要“告”报告，所以吴入越这件事，就只在《左传》上记载了。
（四）与对吴国记载情况相反的是，对与鲁国的安危有关的人物，即使是一个农民，《左传》也堂而皇之地给予记载。
《左传•哀公八年》记载吴国伐鲁时，鲁国的流亡者公山不狃给吴军带路，“故道险，从武城。”故意走险路，经过鲁国的武城。接而下，公山不狃的良苦用心却被一个农民给全毁了。“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吴竟田焉，拘曾阝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起初，武城有个人靠着吴国边境种田，抓住一个浸泡菅草的曾阝人，说：“为什么把我的水弄污浊了？”等到吴军到来时，被抓的曾阝人为他们带路，来攻打武城。
由此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史学著作，《左传》的编纂思想中已客观存在着文化的歧视。因此，《左传》对吴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屡作如此有头无尾的记载，撰者的作为即使以前面引文所说，“吴僻处南隅，《左传》本以鲁史、晋史为主。”（关锋《<孙子兵法>考辩》）以及“《左传》对北方史实记载较详，对南方则不免有些遗漏。”（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科学》）都只怕是难以解释通了。本文在这里强调的结论只能是一个：鲁国史官和《左传》撰者出于一种文化歧视中原文化的优势意识指导下和对长江流域“蛮夷”文化的采取的鄙视及蔑视态度，故而在撰史过程中，对“蛮夷”的史事，或是随心所欲，掉以轻心，不当回事；或是以中原文化的价值观念作为剪裁标准，并有意识地“不书”不作记载了。
我们在这里只能对鲁国的史官和《左传》的撰者们进行分析。《左传》的上述记载，也只能是这种编纂指导思想的结果了。
五、《春秋经》和《左传》撰者记写人物史事的标准分析
（一）通常的道德标准
鲁国的史官和《左传》的撰者在记写人物事件时，必然要遇到一个录用人物的道德标准问题，即什么样的人方可录写进《春秋经》和《左传》？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有一段评论，就《春秋经》的本年有“黑肱以滥来奔”的记载，专门谈及了《春秋》记录人物史事的标准。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黑肱非命卿，故曰贱。”
《左传》上句的意思是：邾国的黑肱叛国投鲁，并将邾国的滥邑献给了鲁国。他地位低贱而《春秋》记载了他的名字，是看重土地的缘故。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接着记写了孔子以君子的名义所发表的评论：“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
“君子”说的这段话的意思是，名声的不可不慎重就像这样。反倒不如没有名声。带了土地叛变，即使这个人地位卑贱，也一定要记载地名，以此为记载下这个人，并彰扬他的恶名，最终因为不合道义而永远无法磨灭他在历史上的坏名声。所以君子一行动就要想到礼仪，做事情要考虑到道义。不为图利而违背礼，也不做不符合道义的事而内疚。有的人求名反而得不到，有的人想要掩盖反而使恶名远扬，这就是惩罚那些不符合道义的人。
说了上述的道理后，接着“君子”列举《春秋传》记载的实例予以进一步阐释说：“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左传•昭公三十一年》）齐豹担任了卫国的司寇，保有世袭大夫的地位，但因做事情不符合道义，他就被《春秋经》上记载为“盗”了。邾国的庶其、莒国的牟夷、邾国的黑肱带着土地出逃投献，只是为了谋取食禄而已，并不追求名声。可是他们虽然地位卑贱，但在《春秋经》上却一定要记载他们的名字。这两种情况都在《春秋经》上给予了记载，就是要惩罚放纵而去掉贪婪。
齐豹“作而不义”的事情指他杀了卫灵公的兄长公孟絷。《春秋经•照公二十年》记载为：“秋，盗杀卫侯之史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对之注曰：“齐豹作而不义，故书曰盗，所谓求名而不得。”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前面所说的，有的人求名反而得不到的情况。
而后面三个人的情况，却都是想要掩盖，但由于《春秋经》记载了他们，反而使他们恶名远扬。
关于“邾庶其”，《春秋经》中并无“邾庶其”的记载，而惟有“莒弑其君庶其。”（《春秋经•文公十八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对之注曰：“称君，君无道也。”因此，《春秋经•文公十八年》中的“庶其”，无论是国别、还是身份，都与《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中说的“邾庶其”不同。可见，“邾庶其”或许是《春秋经》、《左传》中的漏笔，也或许是《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中的误笔。
而“莒牟夷”事见《春秋经•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左传•昭公五年》也记载为：“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非卿而书，尊地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曰：“尊，重也。重地 ，故书。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左传》上文的意思说，夏季的时候，莒国的牟夷以牟娄、防地和兹地三邑的土地投献鲁国。牟夷不是卿，但《春秋经》记载了他的姓名，是因为重视土地的缘故。
“邾黑肱”的情况，前已述。
对这三个《春秋经》给予了记载的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说：“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来适鲁者。三人皆小国大夫，故曰贱。”杜预这一注释明确说明，春秋时期叛逆者很多，可为什么偏偏要记上了这三个人呢？这是因为这三个人带了土地跑到鲁国去。鲁国史官一来情况清楚，二来不让这三个“窃邑叛君”的人能“求食”而“不求其名”，故记之而彰其恶。同时，鲁国的史官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不因为你向我鲁国投献了土地，我就拿了你东西手软。
说了以上二类情况的例子后，《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中的“君子”继续评论道：“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单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若窃邑叛君，惟徼大利而无名，贪冒之民，将置力焉。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如果自己亲身经历艰难而使在上位的人陷于危险，他反而声名显扬，发动祸难的人，就会为此而奔走。如果盗窃国土背叛国君，求取大的私利而不记载他的名字，那么贪求利益的人，将会尽力去干坏事了。因此，《春秋传》里记载齐豹叫做“盗”，也记载三个叛逆人的名字，用来惩罚不义，斥责恶行不合礼仪，这是善于记述的。”
由上可以看出，鲁国史官和《左传》撰者录写人物的标准是对“动则思礼”和“行则思义”中“礼”、“义”的态度。违背“礼”、“义”者，无论是欲求不畏强御之名的齐豹，还是“不求名”而只想求实例的“三叛”，都要记而载之。反之，当是“动则思礼”和“行则思义”者当记之了。
（二）记写吴国人物史事的文化标准
我们谨从叶适《习学记言》提及的载于《经》、《传》的与吴国有关的人物，分析一下《春秋经》、《左传》撰者记写吴国史事及人物的文化标准。
前引叶适在《习学记言》中提及的几个与吴国有关的人物“专诸之流，微贱残暴用事者，左氏未尝遗，而武功名章灼若此，乃更阙；又，同时伍员、宰喜否——诠次，乃独不见武邪？”
对这几个人物，我们试一一论述：
专诸因其“微贱残暴用事”的身分和弑君行为，在中原史官眼里，这正是表现了“蛮夷”地区的缺少教化，更何况，它与吴王僚的死直接有联系，故不可阙失。对这害史事材料，吴即使不告，（很难设想，阖闾上台后，会向周史官或鲁史官报告策动政变的经过）还是要书之于策。故《春秋经•昭公二十七年》有“夏四月，吴弑其君僚”的书策记载。
而伍员（伍子胥）、宰喜否（伯喜否）皆为楚地“蛮夷”之人，这二人的先人（伍参、伍举、伍奢和伯州犁、 宛）等，皆为楚之名臣，世代仕楚，《左传》中已屡有记载。且作为体现吴国对外政策的代表人物，伍员体现了阖闾时期勾吴国对楚国的整个外交及军事的动向；而伯喜否则体现了夫差时期勾吴国对鲁、晋等国的整个外交及军事动向，并充当了勾吴国与鲁国对话的首席代表，多次与鲁国的代表子服景伯、子贡等进行对话。
（三）《左传》对流亡于勾吴国的政治流亡者的记写
流亡至吴的别国人，春秋后期《左传》中有记载的是楚人申公巫臣父子、伍子胥、伯喜否等；齐人有被逐的首相庆封以及邾国茅成子等，而鲁人流亡于吴且《左传》有记载的就是叔孙辄和公山不狃。
楚人申公巫臣父子、伍子胥、伯喜否等，来到吴国，都对吴国的政治、军事，施加过较大的影响。《左传》也对之加以一阐述。
而齐人庆封，在与齐国的其他贵族的争斗中也曾得势秉政，担任了齐国首相的职务。然而他“好田而耆酒，与庆舍政，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薄 氏，易内而饮酒。”（《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他喜欢打猎和喝酒，把国家政务都交给儿子庆舍去处理，而他自己带上妻妄财物迁移到卢薄 家里，和卢薄 交换妻妄并饮酒作乐。
从此类喝酒打猎，交换性伴侣的记写来看，鲁国的史官和《左传》的撰者在笔下早已把他处理成一个颇受谴责的乱贼臣子了。他在齐国的与田（陈）氏等的争夺中失势而奔吴后，吴封之于朱方。楚灵王时，楚国伐吴，攻打下朱方后，“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左传•昭公四年》）这个从中原来到吴国的乱贼臣子死于“蛮夷”的刀下。显然，这种结果是鲁国的史官和《左传》的撰者所乐于记载的。
邾国的茅成子，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并非是流亡于吴国，而只是来向吴国报讯的。当鲁国对邾国动用武力，茅成子来到吴国说服吴王夫差出兵伐鲁，接着，“吴子从之”、“吴为邾故，将伐鲁。”（《左传•哀公八年》）因此，对这么个直接损害鲁国国家利益的茅成子，鲁国的史官和《左传》的撰者当然不会不记载他。
而与吴国伐鲁战争有关的两个鲁国的流治流亡者，也因此而浮出水面。他们就是叔孙辄和公山不狃。
公山不狃，《论语•阳货》篇中作公山弗扰。
此二人均为鲁三桓中季孙氏家臣，因不得意于季孙氏，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他们与阳虎共执季桓子，“公山不狃以费叛季氏”，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鲁国堕三都时，“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到他们奔齐后，就再也没提他们了。然而，在《左传•哀公八年》的记载中，此二人此时却在吴国出现。《左传》并未记载他们二人流亡于吴的经过。显然，《左传》撰者认为没有必要写这两个鲁国的政治流亡者。而在吴王夫差伐鲁的事件中，他们二人对“蛮夷”吴国的不合作态度，这才是《左传》予以记载的真正原因。
以吴国当时的国力和威望，中原国家流亡于吴国者远不止上述诸人，而《左传》均不作记载的原因，无疑存在着一个录用与否的价格标准，这就是他要么站在中原文化的立场上，对中原国家给予了实质性的帮助，如叔孙辄和公山不狃；或者是他们原本在中原地区事情做得就颇大，不记载他们历史就不完整了，如齐庆封；或者对中原国家给予了实质性的危害，和邾国的茅成子。
综观以上，鲁国的史官和《左传》的撰者，对凡是来自“蛮夷”楚国的人，其记载并无文化的禁忌。而对来自中原国家的人，则依一定的价值标准而取舍之。
六、《左传》未载孙武之原因探讨
因此，我们再来看孙武。
无疑，孙武就是上述“流亡于吴国者远不止上述诸人”中的一个。
就孙武流亡到吴国来说，《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上所说的“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参《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来看，孙武介入的战争，只是“西破强楚，入郢”。从破楚吴军返归后，孙武从上述典籍中没了踪影来看，孙武是时已离开了吴国的军界。而在吴、齐艾陵之战以及与晋人争霸的黄池盟会上，即使记载过孙武的《吴越春秋》、《越绝书》等都再也没提到孙武了。因此，《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说“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只是指他昔日的作为在他离职后，依然产生着影响而言。并非是实指孙子还在为吴国的军界效力。
从上可以看出，作为春秋时从齐国来到吴国的孙武，也只是在伐楚之战中参与了指挥，对中原文化和中原国家并无直接的帮助或是危害。至于孙武撰写《孙子兵法》事，后世典籍记载的伍子胥也著有《兵法》，阖闾也著有《兵法》，但《左传》中都未提及。限于鲁国史官和《左传》撰者的认识水平，他们更注重的是对能体现周代礼制和教化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而不会把这些用于杀伐征战的《兵书》放在一个多高的地位上。
前文曾引《孙子十日谈》中清代姚际恒说的一段话：“孙武之名‘不见于《左传》’，而《左传》于吴事最详，如孙武有‘灼灼之功’，左氏是不至于如此疏漏的。（《古今伪书考》）”
然而，当我们对春秋后期，“《左传》于吴事最详”作一番分析，则会看到其中记载最多的当是吴、楚之间的抗衡。大大小小的几十次战争，涉及到吴国与中原国家的诸多关系。百多年中，历吴王寿梦、诸樊、余祭、祭昧、吴王僚和阖闾及夫差。同时，吴、楚对抗又是晋国“联吴制楚”政策指导下的结果，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中原文化对勾吴文化作了有限的宽容，勾吴国也与中原国家建立了盟国的关系。而吴、楚两个长江流域的“蛮夷”国家之间的战争，既减轻了楚国对中原国家的压力，也吸引了中原文化的极大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左传》作较多的记载，则是很正常的了。就记载的历史人物而言，这一时期，《左传》与上述情况有关联而作较多记载的人物是楚国奔晋后又抵吴的亡臣申公巫臣和楚亡臣伍子胥、伯喜否等。
其次，《左传》中记载较多的是夫差时期的吴国与越国、鲁国、齐国的国家关系及与晋人的称霸。其中，凡涉及与鲁国国家关系的各类冲突，在鲁国史官和左传撰者笔下记载甚详，则是不难理解的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左传》中未记载孙武应当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假如，孙武指挥的是一场伐齐且攻陷下齐国国都的战争，那鲁国的史官和《左传》的撰者，或许就会以前文所说的“以险危大人”（《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从而要记载他并以之惩罚他的不合道义了。至于若是孙武指挥的是一场伐鲁且攻陷下鲁国国都的战争，那鲁国的史官和《左传》的撰者，就更不会放过他了。
要是那样的话，那后世就不会为《左传》不载孙子事而争论来争论去了。
只是，历史拒绝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