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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争天下 止战为民——孙武的“止战”思想
2014-3-12 来源: 作者:张明友


    当今世界正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期。和平是发展的前提,维护和平是国际组织、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责任。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自古以来,每一世、每一代都有关于如何维护和平、怎样才能实现和平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思想。2500多年前,孙武和兵家倡导的“止战”思想,至今光彩熠熠,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
    一、孙武的兵法智慧
    孙子,名武,生卒年不详,春秋末期齐国人,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是兵家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学家。孙武研究兵学,讲论兵法,既有理论的创新,又有应用的价值,充满了中国智慧的光芒。他所著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举世公认的兵学经典,被誉为“百代谈兵之祖”。
    可是,以往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有不少人着眼于其用兵艺术,从用兵艺术的角度,分析研究《孙子兵法》中的关于如何选将、带兵、谋划、布阵、作战等等一些具体的用兵致胜之术,推崇“兵无常形”、“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的兵法理念,认为这是孙子兵法的精髓。这一见解古已有之。曹操对于《孙子兵法》的诠释,就是把孙武倡导的用兵艺术引向诡诈一端,他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显然,这一说法有以偏概全之嫌,值得商榷。
    准确地说,“兵者,诡道也”主要是战术层面的命题,讲的是在战场上兵不厌诈,用兵方式变化莫测,打法以打赢为准,只要能够打赢,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打法都是允许的。它的确能够体现出一个优秀的将军带兵打仗的智慧,也能够反映出如何应对战争变化的规律。但是,必须指出,“兵者,诡道也”,只是孙武的战术智慧的特点,而不是其战略智慧的特点。因此,这一命题并不是《孙子兵法》的全部和精髓。而且,即使单从战术上看,诡诈为道也并非作战取胜的关键因素。作战取胜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正确的运筹谋划、双方实力的对比、武器装备的优劣、士气的低落与高涨、时机的把握、地形的运用、出奇制胜的战术、后勤给养的保障,等等。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充分掌握和调动这些因素,优化组合,综合运用,才是作战取胜的关键。
    兵法智慧有战术智慧和战略智慧之分。比较而言,孙武的战略智慧更值得我们重视。战略智慧是从全局的高度审视和把握用兵艺术,从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的综合把握上探讨用兵致胜之道。《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就是专门论述战略智慧的。该篇开宗明义,首先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接着阐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因素,“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认为这五个因素不可不知,“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为什么这五个因素中没有计谋呢?须知计谋是“诡道”的基本内容,这是因为:计谋在战术和战略上作用不同,计谋在战术上极为重要,在战略上却不那么重要。战略需要的不是计谋,而是比计谋更高的“庙算”。孙武所讲的“庙算”,是指对于上述五个因素综合运用的推演盘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这需要有战略的眼光和更高层次的智慧。
    不少学者对于《孙子兵法》中“计”的概念,没有做战术之计和战略之计的区分。“诡道”属于战术之计,“庙算”属于战略之计。“诡道”需要有战术的眼光和智慧,“庙算”需要有战略的眼光和智慧。只有做这样的区分,我们才能够对孙武的兵法思想有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领会和把握。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手段必须从属于政治手段,作为政治手段的替代、辅助和补充。孙武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他有着政治家的视野和智慧,因此,他不是单纯地从军事的角度论兵法,不是就兵法而论兵法,而是从政治的高度论兵法。一切手段包括战争手段,无非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手段为目的服务。在孙武看来,凡是能够用别的手段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绝不用战争手段。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选择序列:“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是说,同样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兵不血刃的“伐谋”和“伐交”优先于流血的“伐兵”和“攻城”。前两种手段不仅是非暴力的、代价小的,也是合乎人道主义的。在此基础上,孙武更进一步提出了“不战”、“非战”的思想,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非战而达到战的目的,才是“善之善者”的最佳选择。这显然需要有军事家和政治家集于一身的大视野、大智慧。
    综合以上论述,孙武的兵法智慧,可以分三个层面:一是战术的层面,讲究出奇制胜的“诡道”;二是战略的层面,讲究运筹帷幄的“庙算”;三是政治、军事综合考虑的层面,讲究不战而胜的智慧。
    二、“止战”思想的内涵
    孙武提出的“不战”、“非战”思想,主要见于《孙子兵法·谋攻篇》:“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这两句话的含义略有差别。第一句话是针对军事将领而言,意思是说:对于一个优秀的将军来说,百战百胜并不是最高明的,不交战而使敌军屈服才是最高明的。第二句话是就谋略用兵而言,谋略用兵,不必仅限于军事家,也可以是政治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敌我双方交战,不靠交战就能使对方屈服,这才算是真正的善于用兵。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部兵学经典《司马法》明确地提出了“止战”思想,其《仁本》篇说:“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止战”在内涵上与“不战”、“非战”相近,可以视为同类的概念;但是,仔细分析,又可以看出差异。首先是目的上的差异:《孙子兵法》要达到的目的是不战而胜,《司马法》要达到的目的是制止战争。其次是手段上的差异:《孙子兵法》的不战而胜采用的是非武力的手段,《司马法》的制止战争采用的是武力的手段。比较而言,《孙子兵法》追求的不战而胜,合乎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的原则。
    孙武的“不战”、“非战”和《司马法》的“止战”,由于意义接近,大同小异,我们可以取“止战”以涵盖其余,统称之为孙武和兵家的“止战”思想。
止战,出于不同的目的,也有其不同的形式。我们按其实际应用,将止战分为以下几类:
    (1)因为呼吁和平而提出止战。止战是为了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让人民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2)为了避免战争造成的危害而提出止战。战争往往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使得一代或数代人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3)在综合国力还不够支持战争的情况下,提出止战。战争消耗巨大,所谓“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国家贫弱,无力支持战争,止战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4)在人心不齐、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提出止战。战争必须有民意的支持,必须有君臣上下的同心协力,所以孙武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5)由于双方势均力敌而胜算无把握,或者出于战争利益的得失计算,如果得不偿失,则提出止战。战争没有双赢,打得赢则打是聪明之举,打不赢硬打是愚蠢蛮干。战争无论输赢都有一个成本计算的问题,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是战争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6)在战争时机还不够成熟,以及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的情况下,提出止战。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必须慎之又慎,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7)为了以屈求伸,赢得喘息的机会而提出止战。当暂时处于劣势的时候,或者不幸战败的时候,面对强敌,不可硬拼,这时后退一步,是为了换取时间卧薪尝胆,休养生息,以利再战。
在孙武和兵家看来,以上无论哪一种止战,都必须操之在我,由我方牢牢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止战的目的,止战也才有其实际意义。
    三、“止战”思想的时代背景
    孙武和兵家的“止战”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了解这个时代背景,有益于加深我们对于“止战”思想的理解。
    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进入了各诸侯国相互掠夺兼并的战乱时期。长时期的兵燹战火,使得人们对于战争的危害性有了更多的认识。到了春秋后期,便出现了“弭兵”思潮及“弭兵大会”。发起并促成“弭兵大会”的,是饱受战争之苦的宋国人。公元前579年,宋国大夫华元奔走于晋国、楚国之间,说服两个争霸的大国来到宋国的西门之外,签订了停战协议,实现了短暂的和平。这是第一次“弭兵”活动。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游说晋、楚、齐、秦等几个大国罢兵息战,在宋国的蒙门之外召开了有14国参加的“弭兵大会”,签订了和约。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果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弭兵大会”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在于各国都疲惫于战争,希望求得和平以休养生息。
    春秋时期,一般人的心理,都是把兵器视为凶器、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翻翻当时的文献,如《左传》、《国语》、《老子》、《尉缭子》、《文子》等等,都有“兵者,凶器也”的记载。可见这是人们的普遍性认识。老子进一步揭露战争造成生灵涂炭、田园荒芜,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所以老子反对穷兵黩武,提倡清静无为,“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老子》第八十章),主张“不以兵强天下”,即:不以武力征服天下。墨子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号召人们“兼相爱”,爱人若己,禁止攻伐,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受老子、墨子的影响,后世的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禁攻寝兵”的思想。
    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可以了解到中国自古有着一个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传统。孙武和兵家的“不战”、“非战”、“止战”思想,响应了时代关于“弭兵”“非攻”的呼吁,参与创造了那个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传统。
    除了要和平不要战争这个大传统之外,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武有七德”的小传统。《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论述“武有七德”,说:“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民,和众,丰财者也。”明确指出“武有七德”:
    (1)禁暴,指禁止暴行;
    (2)戢兵,指收拾兵器藏起来,以示不用;
    (3)保大,指保卫社稷;
    (4)定功,指建功立业;
    (5)定民,指安民;
    (6)和众,指安定各国,使天下百姓和睦相处;
    (7)丰财,指保持和平环境以发展生产,增加财富。
    正因为“武有七德”,中国古代崇尚文武之道,以文武之道为治国安邦之道。所谓“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既崇文,又尚武,文武并用,一张一弛,才是周全的治国安邦之道。因此,他们虽然提出了“非战”、“止战”的主张,却没有把“非战”、“止战”绝对化,不是盲目的反战主义者。他们认识到,兵和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吊民伐罪、除暴平乱和保卫社稷等许多方面,兵和战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反对不义之兵、不义之战,不反对义兵、义战。什么是义呢?从兵学的意义上说,“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黄帝四经·十六经·本伐》)。就是说,讨伐叛乱,禁止暴行,起用贤人,斥退不肖之徒,就是义。“诛暴救弱谓之义”(《文子·道德》),“执干戈以卫社稷”(《礼记·檀弓下》)也是义。因此,他们对于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义兵、义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比如称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传》)。孙武和兵家作为文武之道的“武”这一方面的主要代表,继承了“武有七德”的传统,在认可“止戈为武”,主张“非战”、“止战”的同时,又肯定了仁义之师、正义之战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认为:义兵“杀人安人,杀之可也”;义战“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暴制暴,“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可以说我们对于孙武和兵家的“止战”思想的丰富内涵有了一个大致全面、准确、完整的认识和把握。
    四、如何止战
    兵学、兵法都有着突出的实践性特征,孙武和兵家提出的“止战”思想同样如此。一旦置于实践的层面,问题随之而来:如何止战?止战是否可能?如何止战,解决的是止战的有效手段或方式方法问题;解决了如何止战问题,止战是否可能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本文第一部分在分析孙武的兵法智慧时,已经说过,止战不属于单纯的战术、战略层面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军事、外交综合考虑的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止战属于治国安邦层面的问题,应该上升至治国安邦的高度来审视。
    止战的实质是要和平,不要战争。不要战争,不是怕战争,而是尽量避免战争以造成危害。因此,止战不是惧战。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止战必须从治国安邦的大局出发,需不需要止战?选择什么时机止战?如何止战?等等,都需要根据这个大局来做决定。因此,止战变成了复杂的博弈,它需要高超的智慧,需要政治智慧、军事智慧和外交智慧的综合运用,尤其需要文武两手并用的智慧。
    (一)以“文”的一手止战
    用文武两手止战,“文”的一手是主要的。以“文”的一手止战,可供选择的方式方法很多,主要的有以下三项:
    (1)国家富强,政治清明,君得民心,民得宽惠,上下和谐,团结一致,戮力同心。这是实现止战的根本条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古人早就认识到了的真理。民心可用,民气可恃。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人民富庶而安居乐业,爱家爱国,和平时期团结合作,遵守礼法,从事生产;战争时期同仇敌忾,化犁为剑,勇赴战场,不怕牺牲。有了这样的人民,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据《左传》闵公元年记载,公元前661年,在管仲辅佐下称霸的齐桓公,依仗其强大的国力,乘鲁国有庆父之乱的时机,欲出兵伐鲁。齐桓公先派出一位大臣前往鲁国探视情况,这位大臣回来后告诉齐桓公说鲁国不可伐,原因在于,虽然鲁国上层发生了内乱,但整个鲁国“犹秉周礼”,秩序井然,人民同心同德。齐桓公由此而知鲁国不可动,不可取,于是打消了伐鲁的念头。鲁国不知不觉避免了一次战争。
    (2)以“伐谋”的方式实现止战。孙武认为,运用谋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用兵止战的上上之策。所谓“上兵伐谋”即指此而言。以“伐谋”的方式实现止战,不仅需要运筹帷幄的谋略,也需要过人的胆识和特别的谨慎,要求高,难度大,所以在历史上较少有成功的范例。偶尔有之,也是智慧和机缘巧合而成的非常之事。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元前666年,楚国令尹子元率大军攻伐郑国,楚强郑弱,而且郑国国都空虚。兵临城下,郑国人沉着应战,一面上演空城计,一面派人请宋国、齐国驰援。楚军来到城下,见城门高悬,城内人来人往,没有一点异常的迹象。楚军迟疑不敢冒进,刚刚试探性地进了城门,其将领子元马上觉察到这是郑国设下的圈套,说:“郑国有人才啊”,立即指挥大军撤出。接着,齐、宋救郑,楚军连夜逃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施的空城计。郑国人运用空城计,不战而退楚军,给后来的兵家以莫大的启示。
    (3)以“伐交”的方式实现止战。孙武将“伐交”列于“伐谋”之后加以强调,认为:运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用兵止战的上策。“伐交”需要过人的智慧、胆识和出色的外交辞令。春秋时期,郑国有过两次很有名的“伐交”止战,一次是官方的,一次是民间的。
官方的那一次外交止战,发生在公元前630年。晋、秦联军包围了郑国国都,郑国派年老的烛之武夜里潜往秦军,游说秦国国君,利用秦晋两国的矛盾,晓以利害,进行挑拨,竟然说服秦国与郑国讲和,立即撤军,成功地化解了这场大难临头的危机。
    民间的那一次外交止战,发生在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赴洛邑(今河南洛阳市)经商,途经滑国的时候,与劳师远征、欲袭击郑国的秦军不期而遇。弦高急中生智,立即派人回国报告,自己则假扮郑国的使者,以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犒劳秦军。秦军见此,以为郑国早有准备,随手灭了滑国,撤军而还。郑国又一次避免了战争。
    比较而言,弦高导演的这一次“伐交”止战,因为突出地体现了民间人士的机智和爱国热情,尤其令人称道。
    (二)以“武”的一手止战
    “文”的一手与“武”的一手,用于止战,是并列的、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以“武”的一手止战,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1)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确保国防优势,形成对于敌人的威胁力和震摄力,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实现止战的又一重要因素。战争是智慧的较量,更是实力的较量。齐桓公称霸的时期,齐国强盛,一时无两。齐桓公充当诸侯的首领,主持诸侯会盟,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各诸侯国莫不响应、顺从。孔子称赞其“一匡天下”而“不以兵车”,就是说,不战而平天下。在孙武和兵家看来,这是用兵的最高境界。
    (2)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严阵以待,往往能够吓阻来犯之敌,起到止战的作用。墨子主张“非攻”,反对战争,是和平主义者,但他又是善于守城的防御专家。据《墨子·公输》篇记载,鲁国人公输般为楚国建造云梯,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日夜兼程赶到了楚国,请求停止攻宋。可是,公输般和楚王不肯罢手,他们以为有了云梯,攻宋取胜有把握。墨子不以为然,于是公输般和墨子二人在楚王面前来了一场攻与守的“沙盘推演”。二人一攻一守,十几回合下来,公输般攻城之术已尽,墨子防御之术有余。公输般使出了最后一招,说杀掉墨子;墨子说:这也没用!因为他的弟子300人持其防御之器,用其防御之术,早已在宋城上严阵以待,等候楚寇了。楚王目睹输赢已见分晓,当即宣布放弃攻宋计划。墨子的这一次止战实践,十分精彩,十分成功。
    (3)以暴制暴,以战止战。在孙武和兵家看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伐兵”、“攻城”的下策。暴力与战争始终与人类历史相伴随,是人类无法克服的痼疾。独夫民贼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穷兵黩武,滥施淫威,暴虐无道,给他人制造痛苦和损失,给民族、国家制造灾难和牺牲。当和平手段不能制止独夫民贼的暴虐行为时,就必须使用武力手段,以暴制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法·仁本》篇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以战争手段保家卫国,制止暴行和不义之战,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正义性。
    五、孙武“止战”思想的现代启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维护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发展的成就,是在和平的环境中取得的。因此,我们珍惜与维护和平,近几年更进一步形成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和平与发展常常受到威胁和破坏。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学习、探讨孙武和兵家的“止战”思想,至少可以感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坚定和平的信念。止战就是为了和平,和平是止战的唯一目的。世界需要和平,中国需要和平,海峡两岸需要和平。和平是人类的普遍要求。中国人民有着爱好和平的光荣传统,2500多年前就形成了“止战”思想,这是我们的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我们今天必须予以发扬光大,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道路。和平与战争不共戴天,有和平无战争,有战争无和平。维护和平,制止战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止战不是惧战。战争可以避免,我们将尽全力予以避免;战争不可避免,我们将奔赴沙场,视死如归。
    (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坚持正义,永远站在正义的一边,是我们赢得民心,克敌制胜、立足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宝。拥有正义的优势,是最大的优势。仁义之师所向无敌。正义的战争必胜,非正义的战争必败。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仁者无敌”的道理。拥有正义,能够凝聚人心,号召国民,振奋精神,鼓舞士气;也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扩大同盟,增强己方的力量,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能够止战。如果有谁胆敢对于正义的一方发动不义之战,多行不义必自毙,招致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这一严重后果也可以令好战分子裹足三思,从而起到止战的作用。
    (三)提升综合国力,建设强大国防。这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根本保证。古今中外,凡是强国强军都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卫本国的安全,道理很简单: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震慑侵略分子,吓阻或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在今天,我们应特别重视高端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打造一支用高端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现代化军队,加强训练,保卫国家,捍卫和平,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贡献。
    (四)居安思危,不忘备战,时刻提高警惕,准备打一切形式的战争。无论规模大小,也无论形式如何,战争来了,勇敢面对,绝不后退半步。有备才能无患。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疏于备战,一旦有事,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十之八九招致失败。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惨痛教训,证实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今天,我们处在和平建设时期,一日不忘国防建设,一日不忘养兵备战,实是民族之幸、国家之福。
    (五)实现止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有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是文武两手,所谓“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即指此而言。孙武所说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包括了文武两手,实际上确定了一个止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的选择序列,前两种是孙武所赞赏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段,属于“文”的一手;后两种是不得已而采用的“以战止战”的手段,属于“武”的一手。这些手段同属必要,缺一不可,然而却有高低上下的分别。这对于我们同样是极大的启示,止战必须优先采用和平手段,和平手段失效,再考虑采用战争手段。不可本末倒置,不可不按常理出牌,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都必须牢记孙武的教诲。
    (作者系山东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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