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期。和平是发展的前提，维护和平是国际组织、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责任。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自古以来，每一世、每一代都有关于如何维护和平、怎样才能实现和平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思想。2500多年前，孙武和兵家倡导的“止战”思想，至今光彩熠熠，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
一、孙武的兵法智慧
孙子，名武，生卒年不详，春秋末期齐国人，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是兵家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学家。孙武研究兵学，讲论兵法，既有理论的创新，又有应用的价值，充满了中国智慧的光芒。他所著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举世公认的兵学经典，被誉为“百代谈兵之祖”。
可是，以往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有不少人着眼于其用兵艺术，从用兵艺术的角度，分析研究《孙子兵法》中的关于如何选将、带兵、谋划、布阵、作战等等一些具体的用兵致胜之术，推崇“兵无常形”、“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的兵法理念，认为这是孙子兵法的精髓。这一见解古已有之。曹操对于《孙子兵法》的诠释，就是把孙武倡导的用兵艺术引向诡诈一端，他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显然，这一说法有以偏概全之嫌，值得商榷。
准确地说，“兵者，诡道也”主要是战术层面的命题，讲的是在战场上兵不厌诈，用兵方式变化莫测，打法以打赢为准，只要能够打赢，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打法都是允许的。它的确能够体现出一个优秀的将军带兵打仗的智慧，也能够反映出如何应对战争变化的规律。但是，必须指出，“兵者，诡道也”，只是孙武的战术智慧的特点，而不是其战略智慧的特点。因此，这一命题并不是《孙子兵法》的全部和精髓。而且，即使单从战术上看，诡诈为道也并非作战取胜的关键因素。作战取胜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正确的运筹谋划、双方实力的对比、武器装备的优劣、士气的低落与高涨、时机的把握、地形的运用、出奇制胜的战术、后勤给养的保障，等等。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充分掌握和调动这些因素，优化组合，综合运用，才是作战取胜的关键。
兵法智慧有战术智慧和战略智慧之分。比较而言，孙武的战略智慧更值得我们重视。战略智慧是从全局的高度审视和把握用兵艺术，从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的综合把握上探讨用兵致胜之道。《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就是专门论述战略智慧的。该篇开宗明义，首先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接着阐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因素，“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认为这五个因素不可不知，“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为什么这五个因素中没有计谋呢？须知计谋是“诡道”的基本内容，这是因为：计谋在战术和战略上作用不同，计谋在战术上极为重要，在战略上却不那么重要。战略需要的不是计谋，而是比计谋更高的“庙算”。孙武所讲的“庙算”，是指对于上述五个因素综合运用的推演盘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这需要有战略的眼光和更高层次的智慧。
不少学者对于《孙子兵法》中“计”的概念，没有做战术之计和战略之计的区分。“诡道”属于战术之计，“庙算”属于战略之计。“诡道”需要有战术的眼光和智慧，“庙算”需要有战略的眼光和智慧。只有做这样的区分，我们才能够对孙武的兵法思想有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领会和把握。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手段必须从属于政治手段，作为政治手段的替代、辅助和补充。孙武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他有着政治家的视野和智慧，因此，他不是单纯地从军事的角度论兵法，不是就兵法而论兵法，而是从政治的高度论兵法。一切手段包括战争手段，无非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手段为目的服务。在孙武看来，凡是能够用别的手段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绝不用战争手段。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选择序列：“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是说，同样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兵不血刃的“伐谋”和“伐交”优先于流血的“伐兵”和“攻城”。前两种手段不仅是非暴力的、代价小的，也是合乎人道主义的。在此基础上，孙武更进一步提出了“不战”、“非战”的思想，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非战而达到战的目的，才是“善之善者”的最佳选择。这显然需要有军事家和政治家集于一身的大视野、大智慧。
综合以上论述，孙武的兵法智慧，可以分三个层面：一是战术的层面，讲究出奇制胜的“诡道”；二是战略的层面，讲究运筹帷幄的“庙算”；三是政治、军事综合考虑的层面，讲究不战而胜的智慧。
二、“止战”思想的内涵
孙武提出的“不战”、“非战”思想，主要见于《孙子兵法·谋攻篇》：“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这两句话的含义略有差别。第一句话是针对军事将领而言，意思是说：对于一个优秀的将军来说，百战百胜并不是最高明的，不交战而使敌军屈服才是最高明的。第二句话是就谋略用兵而言，谋略用兵，不必仅限于军事家，也可以是政治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敌我双方交战，不靠交战就能使对方屈服，这才算是真正的善于用兵。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部兵学经典《司马法》明确地提出了“止战”思想，其《仁本》篇说：“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止战”在内涵上与“不战”、“非战”相近，可以视为同类的概念；但是，仔细分析，又可以看出差异。首先是目的上的差异：《孙子兵法》要达到的目的是不战而胜，《司马法》要达到的目的是制止战争。其次是手段上的差异：《孙子兵法》的不战而胜采用的是非武力的手段，《司马法》的制止战争采用的是武力的手段。比较而言，《孙子兵法》追求的不战而胜，合乎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的原则。
孙武的“不战”、“非战”和《司马法》的“止战”，由于意义接近，大同小异，我们可以取“止战”以涵盖其余，统称之为孙武和兵家的“止战”思想。
止战，出于不同的目的，也有其不同的形式。我们按其实际应用，将止战分为以下几类：
（1）因为呼吁和平而提出止战。止战是为了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让人民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2）为了避免战争造成的危害而提出止战。战争往往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使得一代或数代人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3）在综合国力还不够支持战争的情况下，提出止战。战争消耗巨大，所谓“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国家贫弱，无力支持战争，止战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4）在人心不齐、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提出止战。战争必须有民意的支持，必须有君臣上下的同心协力，所以孙武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5）由于双方势均力敌而胜算无把握，或者出于战争利益的得失计算，如果得不偿失，则提出止战。战争没有双赢，打得赢则打是聪明之举，打不赢硬打是愚蠢蛮干。战争无论输赢都有一个成本计算的问题，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是战争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6）在战争时机还不够成熟，以及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的情况下，提出止战。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必须慎之又慎，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7）为了以屈求伸，赢得喘息的机会而提出止战。当暂时处于劣势的时候，或者不幸战败的时候，面对强敌，不可硬拼，这时后退一步，是为了换取时间卧薪尝胆，休养生息，以利再战。
在孙武和兵家看来，以上无论哪一种止战，都必须操之在我，由我方牢牢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止战的目的，止战也才有其实际意义。
三、“止战”思想的时代背景
孙武和兵家的“止战”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了解这个时代背景，有益于加深我们对于“止战”思想的理解。
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进入了各诸侯国相互掠夺兼并的战乱时期。长时期的兵燹战火，使得人们对于战争的危害性有了更多的认识。到了春秋后期，便出现了“弭兵”思潮及“弭兵大会”。发起并促成“弭兵大会”的，是饱受战争之苦的宋国人。公元前579年，宋国大夫华元奔走于晋国、楚国之间，说服两个争霸的大国来到宋国的西门之外，签订了停战协议，实现了短暂的和平。这是第一次“弭兵”活动。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游说晋、楚、齐、秦等几个大国罢兵息战，在宋国的蒙门之外召开了有14国参加的“弭兵大会”，签订了和约。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果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弭兵大会”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在于各国都疲惫于战争，希望求得和平以休养生息。
春秋时期，一般人的心理，都是把兵器视为凶器、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翻翻当时的文献，如《左传》、《国语》、《老子》、《尉缭子》、《文子》等等，都有“兵者，凶器也”的记载。可见这是人们的普遍性认识。老子进一步揭露战争造成生灵涂炭、田园荒芜，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所以老子反对穷兵黩武，提倡清静无为，“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老子》第八十章），主张“不以兵强天下”，即：不以武力征服天下。墨子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号召人们“兼相爱”，爱人若己，禁止攻伐，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受老子、墨子的影响，后世的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禁攻寝兵”的思想。
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可以了解到中国自古有着一个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传统。孙武和兵家的“不战”、“非战”、“止战”思想，响应了时代关于“弭兵”“非攻”的呼吁，参与创造了那个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传统。
除了要和平不要战争这个大传统之外，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武有七德”的小传统。《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论述“武有七德”，说：“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民，和众，丰财者也。”明确指出“武有七德”：
（1）禁暴，指禁止暴行；
（2）戢兵，指收拾兵器藏起来，以示不用；
（3）保大，指保卫社稷；
（4）定功，指建功立业；
（5）定民，指安民；
（6）和众，指安定各国，使天下百姓和睦相处；
（7）丰财，指保持和平环境以发展生产，增加财富。
正因为“武有七德”，中国古代崇尚文武之道，以文武之道为治国安邦之道。所谓“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既崇文，又尚武，文武并用，一张一弛，才是周全的治国安邦之道。因此，他们虽然提出了“非战”、“止战”的主张，却没有把“非战”、“止战”绝对化，不是盲目的反战主义者。他们认识到，兵和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吊民伐罪、除暴平乱和保卫社稷等许多方面，兵和战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反对不义之兵、不义之战，不反对义兵、义战。什么是义呢？从兵学的意义上说，“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黄帝四经·十六经·本伐》）。就是说，讨伐叛乱，禁止暴行，起用贤人，斥退不肖之徒，就是义。“诛暴救弱谓之义”（《文子·道德》），“执干戈以卫社稷”（《礼记·檀弓下》）也是义。因此，他们对于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义兵、义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比如称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传》）。孙武和兵家作为文武之道的“武”这一方面的主要代表，继承了“武有七德”的传统，在认可“止戈为武”，主张“非战”、“止战”的同时，又肯定了仁义之师、正义之战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认为：义兵“杀人安人，杀之可也”；义战“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暴制暴，“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可以说我们对于孙武和兵家的“止战”思想的丰富内涵有了一个大致全面、准确、完整的认识和把握。
四、如何止战
兵学、兵法都有着突出的实践性特征，孙武和兵家提出的“止战”思想同样如此。一旦置于实践的层面，问题随之而来：如何止战？止战是否可能？如何止战，解决的是止战的有效手段或方式方法问题；解决了如何止战问题，止战是否可能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本文第一部分在分析孙武的兵法智慧时，已经说过，止战不属于单纯的战术、战略层面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军事、外交综合考虑的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止战属于治国安邦层面的问题，应该上升至治国安邦的高度来审视。
止战的实质是要和平，不要战争。不要战争，不是怕战争，而是尽量避免战争以造成危害。因此，止战不是惧战。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止战必须从治国安邦的大局出发，需不需要止战？选择什么时机止战？如何止战？等等，都需要根据这个大局来做决定。因此，止战变成了复杂的博弈，它需要高超的智慧，需要政治智慧、军事智慧和外交智慧的综合运用，尤其需要文武两手并用的智慧。
（一）以“文”的一手止战
用文武两手止战，“文”的一手是主要的。以“文”的一手止战，可供选择的方式方法很多，主要的有以下三项：
（1）国家富强，政治清明，君得民心，民得宽惠，上下和谐，团结一致，戮力同心。这是实现止战的根本条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古人早就认识到了的真理。民心可用，民气可恃。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人民富庶而安居乐业，爱家爱国，和平时期团结合作，遵守礼法，从事生产；战争时期同仇敌忾，化犁为剑，勇赴战场，不怕牺牲。有了这样的人民，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据《左传》闵公元年记载，公元前661年，在管仲辅佐下称霸的齐桓公，依仗其强大的国力，乘鲁国有庆父之乱的时机，欲出兵伐鲁。齐桓公先派出一位大臣前往鲁国探视情况，这位大臣回来后告诉齐桓公说鲁国不可伐，原因在于，虽然鲁国上层发生了内乱，但整个鲁国“犹秉周礼”，秩序井然，人民同心同德。齐桓公由此而知鲁国不可动，不可取，于是打消了伐鲁的念头。鲁国不知不觉避免了一次战争。
（2）以“伐谋”的方式实现止战。孙武认为，运用谋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用兵止战的上上之策。所谓“上兵伐谋”即指此而言。以“伐谋”的方式实现止战，不仅需要运筹帷幄的谋略，也需要过人的胆识和特别的谨慎，要求高，难度大，所以在历史上较少有成功的范例。偶尔有之，也是智慧和机缘巧合而成的非常之事。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元前666年，楚国令尹子元率大军攻伐郑国，楚强郑弱，而且郑国国都空虚。兵临城下，郑国人沉着应战，一面上演空城计，一面派人请宋国、齐国驰援。楚军来到城下，见城门高悬，城内人来人往，没有一点异常的迹象。楚军迟疑不敢冒进，刚刚试探性地进了城门，其将领子元马上觉察到这是郑国设下的圈套，说：“郑国有人才啊”，立即指挥大军撤出。接着，齐、宋救郑，楚军连夜逃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施的空城计。郑国人运用空城计，不战而退楚军，给后来的兵家以莫大的启示。
（3）以“伐交”的方式实现止战。孙武将“伐交”列于“伐谋”之后加以强调，认为：运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用兵止战的上策。“伐交”需要过人的智慧、胆识和出色的外交辞令。春秋时期，郑国有过两次很有名的“伐交”止战，一次是官方的，一次是民间的。
官方的那一次外交止战，发生在公元前630年。晋、秦联军包围了郑国国都，郑国派年老的烛之武夜里潜往秦军，游说秦国国君，利用秦晋两国的矛盾，晓以利害，进行挑拨，竟然说服秦国与郑国讲和，立即撤军，成功地化解了这场大难临头的危机。
民间的那一次外交止战，发生在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赴洛邑（今河南洛阳市）经商，途经滑国的时候，与劳师远征、欲袭击郑国的秦军不期而遇。弦高急中生智，立即派人回国报告，自己则假扮郑国的使者，以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犒劳秦军。秦军见此，以为郑国早有准备，随手灭了滑国，撤军而还。郑国又一次避免了战争。
比较而言，弦高导演的这一次“伐交”止战，因为突出地体现了民间人士的机智和爱国热情，尤其令人称道。
（二）以“武”的一手止战
“文”的一手与“武”的一手，用于止战，是并列的、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以“武”的一手止战，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1）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确保国防优势，形成对于敌人的威胁力和震摄力，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实现止战的又一重要因素。战争是智慧的较量，更是实力的较量。齐桓公称霸的时期，齐国强盛，一时无两。齐桓公充当诸侯的首领，主持诸侯会盟，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各诸侯国莫不响应、顺从。孔子称赞其“一匡天下”而“不以兵车”，就是说，不战而平天下。在孙武和兵家看来，这是用兵的最高境界。
（2）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严阵以待，往往能够吓阻来犯之敌，起到止战的作用。墨子主张“非攻”，反对战争，是和平主义者，但他又是善于守城的防御专家。据《墨子·公输》篇记载，鲁国人公输般为楚国建造云梯，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日夜兼程赶到了楚国，请求停止攻宋。可是，公输般和楚王不肯罢手，他们以为有了云梯，攻宋取胜有把握。墨子不以为然，于是公输般和墨子二人在楚王面前来了一场攻与守的“沙盘推演”。二人一攻一守，十几回合下来，公输般攻城之术已尽，墨子防御之术有余。公输般使出了最后一招，说杀掉墨子；墨子说：这也没用！因为他的弟子300人持其防御之器，用其防御之术，早已在宋城上严阵以待，等候楚寇了。楚王目睹输赢已见分晓，当即宣布放弃攻宋计划。墨子的这一次止战实践，十分精彩，十分成功。
（3）以暴制暴，以战止战。在孙武和兵家看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伐兵”、“攻城”的下策。暴力与战争始终与人类历史相伴随，是人类无法克服的痼疾。独夫民贼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穷兵黩武，滥施淫威，暴虐无道，给他人制造痛苦和损失，给民族、国家制造灾难和牺牲。当和平手段不能制止独夫民贼的暴虐行为时，就必须使用武力手段，以暴制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法·仁本》篇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以战争手段保家卫国，制止暴行和不义之战，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正义性。
五、孙武“止战”思想的现代启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维护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发展的成就，是在和平的环境中取得的。因此，我们珍惜与维护和平，近几年更进一步形成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和平与发展常常受到威胁和破坏。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学习、探讨孙武和兵家的“止战”思想，至少可以感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坚定和平的信念。止战就是为了和平，和平是止战的唯一目的。世界需要和平，中国需要和平，海峡两岸需要和平。和平是人类的普遍要求。中国人民有着爱好和平的光荣传统，2500多年前就形成了“止战”思想，这是我们的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我们今天必须予以发扬光大，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道路。和平与战争不共戴天，有和平无战争，有战争无和平。维护和平，制止战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止战不是惧战。战争可以避免，我们将尽全力予以避免；战争不可避免，我们将奔赴沙场，视死如归。
（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坚持正义，永远站在正义的一边，是我们赢得民心，克敌制胜、立足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宝。拥有正义的优势，是最大的优势。仁义之师所向无敌。正义的战争必胜，非正义的战争必败。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仁者无敌”的道理。拥有正义，能够凝聚人心，号召国民，振奋精神，鼓舞士气；也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扩大同盟，增强己方的力量，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能够止战。如果有谁胆敢对于正义的一方发动不义之战，多行不义必自毙，招致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这一严重后果也可以令好战分子裹足三思，从而起到止战的作用。
（三）提升综合国力，建设强大国防。这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根本保证。古今中外，凡是强国强军都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卫本国的安全，道理很简单：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震慑侵略分子，吓阻或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在今天，我们应特别重视高端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打造一支用高端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现代化军队，加强训练，保卫国家，捍卫和平，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贡献。
（四）居安思危，不忘备战，时刻提高警惕，准备打一切形式的战争。无论规模大小，也无论形式如何，战争来了，勇敢面对，绝不后退半步。有备才能无患。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疏于备战，一旦有事，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十之八九招致失败。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惨痛教训，证实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今天，我们处在和平建设时期，一日不忘国防建设，一日不忘养兵备战，实是民族之幸、国家之福。
（五）实现止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有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是文武两手，所谓“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即指此而言。孙武所说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包括了文武两手，实际上确定了一个止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的选择序列，前两种是孙武所赞赏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段，属于“文”的一手；后两种是不得已而采用的“以战止战”的手段，属于“武”的一手。这些手段同属必要，缺一不可，然而却有高低上下的分别。这对于我们同样是极大的启示，止战必须优先采用和平手段，和平手段失效，再考虑采用战争手段。不可本末倒置，不可不按常理出牌，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都必须牢记孙武的教诲。
（作者系山东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