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一部兵书，也是一部哲学书，首开中国军事哲学之先河。孙中山先生说过：“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孙子兵法》揭示的许多战争规律和原则，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不仅在现代军事领域受到广泛重视和应用，而且已经渗透到管理、商业、体育等诸多领域。
一、辩证对待战争，主张重战慎战
《孙子兵法》开篇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战争与国家的存亡和军民的死生联系在一起，揭示了战争的本质问题，阐明了孙武对待战争的态度是现实主义和十分谨慎的。一方面，孙武非常重视战争对于国家的重大意义，是“国之大事”，告诫人们要重视战争。同时强调要常备不懈，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做好战争准备，“以虞待不虞者胜”，“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另一方面，孙武反复告诫对于战争绝不能抱轻率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因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进不进行战争，关键在于是否有利，是否合理，“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非战不可时，首先要做到“有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欲”。孙武从现实出发的重战慎战思想，受到了后世和世界各国的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利德尔·哈特发现，“孙武的现实主义和中庸之道”与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观念截然相反，而后者曾统治西方军事思想，并且在战争中，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造成不必要的流血。
二、着眼客观实际，把握战争规律
孙武所处的春秋时代是“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条祀与用兵）”的时代，而且有戎必祀，先祀后戎。而《孙子兵法》反对用祭祀来认识和指导战争，指出“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孙武认为，认识和指导战争，必须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的这一思想，揭示了战争知与行问题上的一般规律，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科学的真理’”。在了解掌握客观情况的方法上，孙武提出了多种方法：一是“庙算”。通过敌我双方“五事”（道、天、地、将、法）等影响战争的主要因素的比较，得出敌我双方七个方面的优劣短长，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并据此制定战争决策和方略。二是“用间”。“五间俱起”，充分发挥间谍的作用，去刺探和了解敌人的真实情况。三是“相敌”。孙武在《行军篇》中提出了“相敌”32法，即通过周密的战场侦察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其的分析，对故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四是“示形”。通过“策之”、“作之”、“形之”、“角之”，判明敌军计谋得失、活动规律和部署的强弱点。
三、注重矛盾转化，争取战争主动
战争是充满概然性的领域，孙武从古代战争的实际出发，比较全面地抽象和概括了战争领域存在的一系列矛盾运动，如力量的强弱、人数的众寡、兵力的专分、军队的治乱、士兵的勇险、谋算的得失、部署的虚实、战势的奇正、道路的迂直、距离的远近、用兵的利害、战法的攻守、处境的安危、人员的劳逸、时间的久速，等等。强调从矛盾对立的双方出发全面研究战争，兼顾事物的对立面，如“军争为危，军争为利”，意思是说看待争夺战争主动权问题，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的一面问题。明确提出了“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的思维方法，给人们提供了认识和解决矛盾的钥匙。《孙子兵法》在肯定这些矛盾存在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这些矛盾运动的规律，即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关于奇正，孙武提出：“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说的是奇生于正，正生于奇，奇正相互转化而无穷无尽，永无止境。又如，治乱、勇怯、强弱等矛盾，“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这是说乱与治、怯与勇、强与弱之间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关于存亡、生死问题，孙武提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在谈到有形与无形时，孙武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诸如此类的一些论述，体现了《孙子兵法》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为取得战争优势，夺取战争主动权，孙武主张要准确把握矛盾转化的时机，通过积极的努力，促使某些矛盾朝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如“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到敌疲劳沮丧、优势减弱时，再对敌作战。通过“利之”、“害之”等手段，有计划地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达到“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的目的。
四、运用矛盾规律，实施灵活指挥
《孙子兵法》认为，战争情况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夫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就是说战争像动的水一样，没有固定的形态，并指出战争的这种发展变化源于敌我双方对立着的矛盾运动，“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敌我双方动机、目的、行动等矛盾斗争是推动战争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既然战场情况在不变发展变化，战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就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战场实际情况，指挥员指挥作战，必须要着眼特点和发展，“通于九变”之利，“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类，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失”，抓住事物的矛盾运动规律，善于“因利而制权”、“践墨随敌”、“因敌而制胜”，依据作战目的和敌情的变化，不断修改完善作战计划，实施灵活指挥，牢牢掌握“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争主动权。孙武的这一思想，体现了朴素的战争发展观思想。
五、强调积极主动，夺取战争胜利
孙武非常重视保持强大的力量优势，认为是这进行战争的客观基础。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在既定客观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使敌我力量优劣强弱和主动被动发生变化。在对于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夺取战争主动权方面，孙武认为，一是要树立“胜可为”的思想。告诫将帅，在一定客观物质基础上，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胜利是可以争取的。二是要强化“诡道”的作战指导。明确提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主张摒弃陈腐观念和僵化思想的束缚，积极主动地用智用谋机动灵活地用兵，通过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孙武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是非常不易的。孙武所处的春秋时期，是一个讲究“军礼”的时代，“不列不鼓”、“以仁为胜”，反对在战争中使用“诈术”。一个典型的战例就是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墨守成规，错过了乘楚军半渡泓水而击的方略和乘楚军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的有利时机，等到楚军布阵完毕后，才向楚军发动进攻，结果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亦负重伤。三是能动创造有利态势。通过“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娇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等多种示形诱敌手段，创造有利作战态势，达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的地步，从而造成敌人处处被动，我军则处处主动。
（作者系原山东省委常委、山东省军区原政委、山东孙子研究会执行会长，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