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问世之后，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独具特色的性质、结构和功能引起了军事界广泛的关注。2500多年来，兵学家们不断地在探索它的底蕴，发掘它的价值，弘扬它的思想，实践它的理论。而在这一过程中，对它军事思想及其体系的正确解读一直是学者们十分关注的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
最早对《孙子兵法》进行文化解读的是刘向、刘歆父子，他们分别著有《别录》和《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对各家的评语就是以《七略》为蓝本写成的。《孙子兵法》被归入《兵书略·兵权谋》，其定义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这一定义，就把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权权谋学派的特点和主体内容，勾勒无遗。东汉末年曹操又在其《孙子略解》中对《孙子兵法》逐篇进行了题解，深化了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如释《形篇》，“军之形也。我动彼应，两敌相察，情也。”释《势篇》，“用兵任势也”。何等简切明了，准确精当。
其后，唐宋注家李筌、张预等人对《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从《计篇》到《用间篇》是一个逻辑严密、结构谨严的整体。以位于《计篇》之后的《作战篇》为例，李筌曰：“先定计，然后修战具，是以《战》次《计篇》之篇也。”又如，张预曰：“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篇》。”
清代著名注家邓廷罗对《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更作了明确的阐述，他在《兵镜备考》中写道：“孙子一书，自《计篇》迄《用间篇》，如同条，如共贯，原始要终，层次井井，十三篇如一也。至一篇之中，节有旨，句有义，亦靡不纲举目张，主宾互见。”日本著名兵学家山鹿素行论述得更透彻，他说：“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其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始计》《用间》二篇，知彼知己、知地知天之纲领，军旅之事，件件不可外知矣。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一串也，争、变、行军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
不过，这种把《孙子兵法》十三篇视为井然一体的看法却遭到了银雀山竹书《孙子兵法》篇题木牍的质疑：木牍《行军篇》排在《军争篇》之前，《虚实篇》排在《行军篇》和《军争篇》之后，《用间篇》排在《火攻篇》之前。这就表明，用传本的篇次论证《孙子兵法》的体系是缺乏坚实依据的。
其实，要探索《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学术体系仅仅从其篇章结构的布局和衔接去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古代的兵学家中，唐朝的李靖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几大主要兵学范畴的探索上，所谓“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明以来，《百战奇法》、《兵经百篇》等也都是着力于兵学概念研究的重要兵书。这一研究路径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和清王朝的解体，加之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文化的侵略，因而受到严重的冲击，终究未成体系而夭折了。这是对中国古典兵学一次带有宿命性的根本打击，中西兵学文化在制度、器物和观念形态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激烈碰撞，于是中国古典兵学面临消亡的危险。
20世纪中期以来，以郭化若、陶汉章、李浴日、萧天石等为代表的一批军事学家，从现代军事学术的角度对《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体系重新进行了归纳，打破了旧有的学理和方法，使人耳目一新。郭化若在《孙子今译》一书中认为，《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在对战争的认识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重视战争、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要求有备无患的思想，以及把政治列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以“五事”“七计”全面考察战争的观点；在军队问题上，主要表现在将帅和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即以智、信、仁、勇、严为将帅标准以及“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要求；在作战指导上，主张进攻速胜、争取主动、灵活机动以及强调野外机动作战等。他的这一观点，基本上沿袭其1939年所著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可以参照。
又如，萧天石在其所著《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一书中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国家指导原则、政治战指导原则、经济指导原则、外交指导原则、精神战指导原则、间谍战指导原则及先知、目的、计划、安全、速战速决、歼灭战、包围战、闪击战、主动、反击、集中、奇正、虚实、因敌、诡变、机动、协同、简单、秘密、利动、火攻、各种地形之战斗、统御和任将等30个方面。
但是，在我们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局限性。影响所及，不仅表现在军事学术上，也反映在其他方面。最突出的是对《孙子兵法》哲学思想的分析。我们知道，辩证法讲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转化以及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从现象看本质等等。如果套用哲学框架去套《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势必把《孙子兵法》固有的民族特色丢掉了，把它最精粹、最本质的哲学特征丢掉了，诸如“全”的智慧、“变”的原则、“和”的精神等等最具民族性的特征大都遗失了。同样，对《孙子兵法》政治军事学的本质、人伦军事学的特色也置于视线之外了。
这些问题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也认识到了。在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刘庆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在《〈孙子〉兵学体系初探》一文中从军事思想体系、思维形式体系、思维方式体系三方面予以分析，认为其军事思想体系由战争准备理论和战争实施理论两大部分构成，思维形式体系由战争问题、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三个基本军事范畴群构成，思维方式体系由逻辑思维方法、定量分析方法、朴素系统方法、原始辩证思维方式构成。这是很有见地的。
在《孙子兵法》哲学思想研究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陈学凯的《制胜韬略》，他从战争知行观入手，把孙武的“知彼知己”、“形势”、“虚实”等几大概念、范畴重新进行拆解组合，从而将唯物论和辩证法令人信服地体现出来。
我在学习和研究中对这些问题也有所思考。早在1988年，我在拙著《孙子兵法新论》中对《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那完全是基于《孙子兵法》本身的军事命题提出来的，即安国全军的慎战论、谋深虑远的先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威加于敌的伐交论、纵深奔袭的突袭论、攻虚击弱的易胜论、示形动敌的致人论、因利制权的任势论、兵以诈立的诡道论、奇正相生的阵法论、用兵八戒与十围五攻的方法论、令文齐武的治军论、五德兼备的将帅论、因粮于敌的后勤论、九地六形的军事地理论、刚柔皆得的战道论等，简称十六论。
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如何把握，专家学者们在探讨，我也一直在思考。2002年，我又在拙著《徜徉兵学长河》中提出一个观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本身的逻辑体系应该是概念范畴体系，其骨架是六大范畴：“全破”、“庙算”、“虚实”、“形势”、“奇正”和“赏罚”，这一切目的都是为了“争利”。
孙武的概念范畴体系主要是两个层面：一是知胜之道，二是致胜之道。简而言之，要点如下：知胜之道：利害、慎战、庙算、知胜；致胜之道：全破、先胜、速久、形势、主客、示形、虚实、专分、奇正、因敌制胜。
孙武的治军思想是其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其核心是“令文齐武”、信赏明罚等等。这只是对其概念范畴体系的初步分析。它那客观整体的思维方法，刚柔相济的制胜之道，特别是它论兵而不黩武，知兵而不好战，重战慎战的战争观更有着丰富的内容，深厚的内涵。
总之，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文化解读问题，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而且也都在努力探索，力争作出科学的论断。
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呢?如此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呢?略而言之，它关系到东西方军事文化比较问题，关系到“洋为中用，以中为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面对新的世纪，面对飞速到来的信息时代，《孙子兵法》乃至中国古典兵学能否实现和如何实现现代性转型。总之，它关系到中国古典兵学资源的当代价值实现问题，是必须深入研究，争取尽早解决的。
在中国兵学的形成过程中，《孙子兵法》是重要的源头之一，它哺育了无数的兵家，惠及百代。我们中国人应当理直气壮地认识到，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兵学不仅在中国学术史上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是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认识到中国古典兵学这一学术独立性，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也就是说，它的萌生、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它是中国的本土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化。中国古典兵学有自己肝胆俱全的兵学要素，有自己别具特色的军事用语，有自己独立不依的知识体系。而开创这一体系的兵学鼻祖是孙武，被奉为兵学经典的著作是《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也好，古典兵学也好，既然它是中国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那么，我们如果用现代西方的军事学体系去规范它、套取它，毫无疑义，肯定会有削足适履之弊。因为东西方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任何简单类比、嫁接都将会是劳而无功的。
《庄子》关于“混沌”开窍的故事是发人深省的。它说：南海的帝王叫儵，北海的帝王叫忽，中央的帝王叫混沌。儵和忽常常到混沌那里相会，混沌总是热情接待他们。儵和忽商量报答混沌的美意，说：“人都有七窍（一口、两耳、两目、两鼻孔），用来看、听、饮食、呼吸，唯独他没有，我们试着替他凿开。”一天凿一窍，到了第七天，混沌竟然死了。儵忽即倏忽，取其敏捷快速之义，“混沌”取其纯朴自然之义；前者喻其有为，后者喻其无为，二者性质不同。庄子这个寓言，寓意“有为”伤了“无为”。
我们在解读《孙子兵法》军事思想学术体系的时候，不要学儵忽，好心办了坏事。因为现代西方军事学的学理不同于东方古典兵学的学理，二者的性质、特征以及价值取向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是不能简单类比的。
然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西方军事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已领先我们100多年了。晚清时，古代兵法几乎被逐出兵坛，弃如敝屣。后来虽有好转，但毕竟形同纸花，聊供摆设。这只要翻一翻我军《军语》（1982）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兵法的“黄花”景象。在5000多个辞条中，除了“知彼知己”等个别词语外，其余古代军事用语几乎都没有收录。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在古代军事文化的现代性转型的研究上，一方面，差距还相当大，因此，面对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只能被动地接受其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军事学术及其话语体系经过对中国100多年来的浸润，已成为我们约定俗成的公认的概念范畴。比如，“进攻”类中，现代军语只有“进攻”、“战略进攻”、“战役进攻”……而没有“主客”；只有“主攻”（主要突击）、“助攻”（辅助突击），而没有“奇兵”、“正兵”。毋庸置疑，中国许多传统的东西过时了，陈旧了。更何况战争发展了，建军、作战、装备以及战争样式都不同于古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因此，许多军语都是新的事物，新的名称。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新的概念，新的语言又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吸收，必须应用的，不能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否则，我们就无法与西方军事界进行交流，无法做到洋为中用。
显而易见，在军事学术领域内，东西方文化碰撞问题相当激烈。在对《孙子兵法》进行文化解读时所遇到的核心问题，就是东西方文化碰撞问题，其次才是古今文化差异问题。在对待东西方文化问题上，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既不失中国特色，又取人之长，学人之优。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拒斥世界新的思潮就会落后，丢掉中国特色（“固有之血脉”），就会死亡。最好的参照是中医，另一个参照是中国的绘画。个中的道理不必细述。中国兵学与中国医学、中国画学一样，它那独立不依的知识体系是不可放弃的，而它面对新的潮流，学习西方，与时俱进，也是必须坚持的。
当然，军事学同医学、画学等等相比，毕竟要复杂得多。古典兵学的现代性转型，一般而言，它首先要完成古与今的转变，然后再完成中与西的结合。在古与今的转变中，它要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理清源与流的关系，寻绎发展演变的脉络。在中与外的结合中，根本的是吸收，是融合，是“和而不同”，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换言之，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全盘东化，而是东西合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着这样的精神，来研究探讨《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学术体系，使之既保持其古典的本色，又能为21世纪崭新的军事科学增添亮色，显示出中国5000年军事文化的深厚底蕴。唯其如此，中国兵学才能立于世界兵学之林，并与西方兵学共同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室主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