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系统、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它之所以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如此持久和深远的影响，除了具有丰富的军事思想外，蕴含其中朴素而又深厚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使其更具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至今仍有重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研读《孙子兵法》不难发现，孙武的辩证思维集中体现在他对战争中一系列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深刻论述中。他认为，战争是一个双边互动、彼消此长的过程，在攻守转换的矛盾运动中，伴随着许许多多相互斗争又相互统一的矛盾方面。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提到了胜负、存亡、阴阳、远近、险易、利害、拙巧、己彼、攻守、动静、勇怯、众寡、正奇、强弱、轻重、虚实、得失、迂直等50余对矛盾方面。在论述这些矛盾时，孙武都能既一分为二，又能合二为一，有时由分析到综合，有时从综合到分析，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在所有的矛盾方面中，对“奇”和“正”的论述，尤见孙武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刻体察与灵活运用。孙武在《势篇》中提出并论述了这对范畴。他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又说，“战势不过奇正”。他认为，奇和正是克敌制胜的两种战法，是从兵力部署和运用的方法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相当于现代哲学所讲的特殊和一般。在奇正的关系上，孙武强调“以奇胜”。这是因为每次战争都不相同，这种特殊性要求战争指挥者采取不同的战法，而不能照搬以往的经验。但是，他也重视“以正合”。他认为，众多特殊的作战方法中必然寓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事物的共同性，从众多特殊的作战方法中抽取出来的一般，就可以指导新战争，产生新的特殊战法。不仅如此，孙武还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联系和相互转化。他说，“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意思是，特殊的战法可以上升为一般，一般的战法可以指导特殊，而新创造的特殊战法又可进一步丰富一般，这个丰富了的一般又可以进一步去指导新的特殊，如此辩证地发展下去，无穷无尽。
孙武虽然不是哲学家，但透过《孙子兵法》考察他认识战争、分析战争、发现战争规律所使用的观点、方法，可以看出他的战争思想是全面、深刻和辩证的。他除了善于用矛盾的观点去探索与解决战争问题外，还坚持从实际出发，运用辩证的、灵活的思维方式，思考分析战争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变化和发展规律，形成了一系列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孙武认为，事物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他说：“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没有一种事物处于常胜的地位，在一定的条件下，总要被它的对立面所战胜，军事活动也是如此。他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意即敌我双方的虚实不是固定不变的，“能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就达到了出神入化、极其高超的境地。孙武的运动观不仅表现在他一般地看到了事物的运动变化，而且他还看到了矛盾着的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他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军队组织得好，指挥有术，乱可变为治；反之，治可转而为乱。勇怯决定于势。生死也可以转化，他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所谓死地，孙武解释说：“无所往者，死地也。”《十一家注〈孙子〉》中说：“地虽曰亡，力战不亡；地虽曰死，死战不死。”这里以“死战”和“力战”为条件，从而实现了亡而复存、死而复生的转化。
二是分清矛盾主次的观点。孙武经常强调，要看到战争中矛盾的两个方面。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从战争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和死、国家的存和亡两个方面，指出战争是国家大事，战争有利也有弊。孙武在《九变篇》中对用兵的灵活机变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杂于利”，看到了有利的一面，人们对前途充满信心，事情可以顺利发展；“杂于害”，看到了有害的一面，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或转危为安，从而解除祸患。对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孙武也不是平均看待而是有主次之分。在预计战争胜负的五个条件中，他指出第一位的是“道”，说明他重政治重于军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用战争取胜，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认为后者是最佳选择。因此他提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说明他看重外交超过打仗，重视智谋超过力拼。有了全面的观点，就可以防止片面性的错误；有了重点论的观点，就可以避免均衡论的错误。这样既可以全面把握情况，又可以抓住问题的本质、主流，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赢得战争。
三是战争活动有规律的观点。战争过程虽然复杂多变，但它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武发现的著名军事规律。他认为做到了知彼知己，可以把握“知胜之道”。毛泽东对他发现的这个规律曾给以高度的评价：“战争不是神物，乃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武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孙武论兵，很重视军队的心理和士气，他有许多论述，其中不乏规律性的东西。比如，他在《地形篇》中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他认为将军和士兵的心理也是可以把握的。他说：“将军可夺心，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用自己的严整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对待敌人的惊恐，就可以从心理上治服敌人。“三军可夺气，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军队的士气，初战时旺盛，继而再战时衰减，战到后来时就消失了。“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兵法中常说的“用兵之法”，许多都是讲的用兵的一般原则、规律。如《军争篇》中说：“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追。”这些，都是对当时军事活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
四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点。孙武认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军事活动中的假象是层出不穷的，如果抓不住实质，被现象所蒙蔽，就会中敌奸计，必然失败。所以孙武看重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思想方法，并有许多论述。他在《行军篇》中说：“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水沫至”是上流下大雨，暴发山洪的现象，须待水沫稍定才能过河。接着又说：“故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敌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他一气讲了32个例子，其中有真相也有假象。不论是真相还是假象，孙武都要通过分析和思考，比如“众树动者”，是假象，那是敌人为了疑惑而增设的伪装，使我产生疑虑是实质；敌人在加紧备战，言辞却谦，是假象，企图向我进攻是实质；敌人言辞强硬又有部队向我逼近，是假象，它准备撤退是实质，等等。不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就不能克制胜敌。
五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孙武在军事研究中，看到了许多事物都有不同的特点，只有对其特点分别认识和利用，才能引出好的结果。孙武在研究战地问题时，根据地貌、距国远近、对军队、交战的影响等等的不同，把它分为九类：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在谈到将帅时，《计篇》指出，将帅必须同时具备“五德”：“智、信、仁、勇、严”。将帅不同时具备五德，就会出现性格偏执而走向反面。孙武不仅能根据事物的特点，提出不同的用兵原则，而且他还能从长远的利害关系出发，提出一些特殊的处置方法。“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他主张“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用兵以奇诈制胜，依利益而动，以分散集中为变化手段。这些都强调不能死板僵化，要灵活机变。毛泽东说：“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导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事。”没有辩证思维，便根本谈不上灵活机变。所以指挥打仗，要灵活机变，是孙武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表现。
六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孙武在研究战争时，认识到掌握战争主动权，争取战争胜利，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前面提到过，孙武有矛盾和矛盾转化的思想。他不只是看到了矛盾着的对立面，而且还看到了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创造条件，可以促使对立面转化。他说：“敌侠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其办法是“利之”，“害之”。他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有了主观能动性，就容易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他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只要通过主观努力，修明政治，保证有良好的用兵法度，就能争得战争的胜利。他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故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攻击敌人的必救之所，敌人就不得不与我战；改变敌人的运动方向，它就不可能与我作战。何处是敌人必救之所，怎样才能改变敌人的运动方向，都必须摸情况，动脑筋，即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办到。通过指挥员的能动作用，在战场上就能做到想战则战，不想战就不战，从而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者。
孙武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虽然是朴素的、自发的，但瑕不掩瑜，他的哲学思想仍是光彩夺目、极其珍贵的，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研究和继承发扬。
（作者系原山东省委常委、山东省军区原司令员，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