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这次战争是日本蓄谋挑起的。因此，对中国来说，它是一次反侵略战争，其性质是正义的。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战争指导上的失败主义，这次战争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甲午战争的爆发，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它是日本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产物。早在1868年，明冶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宜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以实行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日本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为此，明冶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扩军备战活动。1870年，开始推行军制改革，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1874年侵略台湾受挫后，明治政府深感海军力量之不足，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铁甲舰，以充实海军。1886年，发布海军公债令，开始实施第一期三年造舰计划。1888年，中国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明冶政府以超过北洋舰队为目标，又提出了庞大的第二期五年造舰计划。并先后向英、法两国购买了6艘大型新式战舰，使它的海军力量一跃而居于北洋海军之上。到1894年，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采取欺骗手段，诱使清政府派兵入朝，从而为其大规模出兵朝鲜制造借口，以促成中日直接开战。与此同时，还在外交上纵横捭阖，无所不用极。一则欺骗、麻痹清政府，以使其相信和局可保；一则分化、拉拢西方列强，以使其默许，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年7月25日，日本海军便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终于挑起了战争。
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从光绪皇帝到清政府的多数官员是积极主战的，有些官员甚至主动请缨赴敌。在海军和陆军中，还涌现出众多的誓死抗敌的爱国将士，或奋勇搏战，战功卓著，或壮志未酬，血染疆场，或被困援绝，宁死不降，表现了崇高凛然的民族节操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日军所到之处，当地群众也都自发地展开了抗日斗争。台湾人民所进行的反割台武装斗争，尤为慷慨激烈，可歌可泣。但是，无论帝党的积极主战还是爱国军民的英勇斗争，都未能挽回战争的败局。
经过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暴发户。日本向战败的中国索取赔款规平银2亿两，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和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亿3150万两，约合3亿4725万日元。另外，还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包括舰艇、轮船、汽船、军港设备、机器、枪炮、弹药、金银、粮食等等，约略计之，其价值也有1亿多日元。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有8000万日元。这次战争掠夺，使日本发了大财。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踌躇满志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亿5000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
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此，日本政府便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而作准备。早在马关议和期间，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即提出，以“扩大利益线，称霸东洋”为目的，把师团编制加以扩大，以便作为战略单位使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打败俄国远东军队的扩军计划，把师团的建制翻一番，即在原有的6个师团(1个近卫师团除外)的基础上再增加6个师团。并迅速扩大炮兵和骑兵，使其成为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的军队。
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大将也提出了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其目标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据统计，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偿金，用于陆军扩充费为5700万日元，海军扩充费为1亿3900万日元，临时军事费为7900万日元，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为3000万日元，共3亿500万日元，占偿金总数的85%。
根据《马关条约》第六款，中日两国还进行了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这次谈判历时1年，双方于1896年7月21日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二十九条。条约规定，日人在中国已开及日后约开的通商口岸有设立工厂企业的自由。本来，通过《马关条约》第六条，清政府已经为日本新开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4个商埠。在这次谈判中，中国方面提出对日人所开工厂征10%的内地制造税，而日方又以此为要挟，胁迫清政府增辟天津、上海、厦门、汉口4处租界。在日本工商界看来，以制造税而换取4处租界的设立，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成功。因为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取得了8处专管租界的设立权，比英国还多3处，其“已达100万锭并仍在駸駸发展中的各纺织公司的棉纱等各种产品，将滔滔不绝地流进这个巨大市场。”因此，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跳板”。“由于巨额赔款的流入，—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于是，日本的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892年，日本全国有工厂2767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987家，共有31916马力；而到1896年，工厂数便增到7640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发展到3037家，共有64429马力，翻了一番还多。经济力量也大为增强了。
1893年，日本全国共有703家银行，资本约1亿1000万日元；而到1898年，便增到1752家，资本3亿8000万日元，差不多翻了两番。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中国的赔款中拿出579000元用来发展钢铁，并建立了八幡制铁所，决定扩大炼钢计划，在1896年实现年产18万吨钢的目标。1898年年底，农商大臣曾弥荒助为取得廉价的铁矿石，曾计划向中国贷款，以租借中国的大冶矿山，但未成功。这是日本企图通过资本输出而获得利权的最初尝试。后来，日本政府便逐步确定了“以国家资本为中心而进行资本输出这种日本式的特殊的帝国主义政策”。
对日本来说，占领台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日本首先垄断了台湾利润最大的樟脑业，使台湾总督府财政从日本财政中独立出来。台湾殖民政权又实行所谓“无主地”国有化和进行强制性购买土地，对台湾实行资本扩张。并增加税收，对台湾人民进行敲骨取髓的压榨。连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也不得不承认，从台湾民众的纳税能力来看，其负担太沉重了。日本学者指出：“在台湾内部已经萌发的独自发展的基础，已经被这种征服性的掠夺摧毁了。”台湾完全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商品和原料市场。但更为重要的是，占有台湾使日本有了南进的基地。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山县有朋即向睦仁奏称：“我国应以本次战争为机取新领地于海外。果如斯，则为其守备必须扩张军备，更何况欲乘连捷之势趁机成为东洋盟主者乎？盖以往军备皆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若欲使本次胜利不致徒劳无效并进而为东洋盟主，则须谋取利益线之扩张。”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睦仁授意伊藤博文：“(辽东)半岛不必急取，此次战守已通晓其地理人情，为时不远，或从朝鲜或从某地再战之期仍将来临，彼时取之亦可。”日本的北进和南进虽有缓急之分，但对大陆的扩张政策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是以扩军备战为动力的，使日本迅速走向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于是，日本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它多次发动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最后终于遭到彻底的失败。可见，甲午战争的胜利也为日本的最后失败埋下了伏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终败亡的起点。
甲午战后日本的崛起，改变了远东国际形式的格局。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是英俄的对立和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桎梏。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而为亚洲强国，开始挤进了列强的行列。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沦为受列强支配、宰割的对象。本来，在远东的争衡中，英国是占据上风的。可是，甲午战争后，俄国和法国都加强了它们在远东的侵略活动，德国开始参加远东地区的争夺，美国则先是兼并夏威夷和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继而提出独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对英国在远东的传统的优势地位的挑战。于是，列强在远东地区的角逐日趋激烈，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到来。
清政府为偿付日本的巨额赔款，只能向西方列强大举外债。甲午战前的30余年间，清政府曾向英、德各国商人借债25次，总额才4100余万两。到甲午战争爆发时，这些外债绝大部分已经偿清。从甲午战争爆发到中日议和期间，清政府又向英商银行和通过德商银行借了四笔外债，共合4300多万两。以上借款虽皆以海关为担保，但数额不巨，而且其经济性质大于政治性质，对中国的危害还不是太大。清政府为偿付日本赔款而举借的外债，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先后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总计3亿两，连本带利共6亿多两。其数额之巨大是十分惊人的。这三次外债的偿还期，或36年，或45年，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如第三次续借英德洋款，合同言明：以海关税收、苏州凇沪九江浙江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本借款起债后12个月内中国保证不向他国借款，偿还期为45年，中国不得提前一次清还或改变其他还法，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通过这次借款，英、德两国便控制了中国部分重要的财政行政权，而且其期限竟然长达45年。列强假此庞大债务攫取了大量利权，使中国处于列强的枷栲压榨下长期不能自拔。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先是在1895年，德国即向清政府要求设立天津、汉口两处租界，作为还辽的报酬。1897年11月14日，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1898年3月6日，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其中，规定将胶州湾租与德国，为期99年；德国有权建造由胶州到济南的铁路，并享有铁路沿线30里以内的开矿权。这样，德国终于实现了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不仅把胶澳地区夺取到手，变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且把侵略魔爪伸向山东内地，从而控制了山东全省，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俄国以“助华”为名骗取清政府的同意，将军舰开进旅顺口，从此赖着不走。并胁迫清政府于3月27日、5月7日先后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两项条约规定俄国租借旅大25年，并有建造南满铁路的权利，使它实现了长期梦寐以求的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从而大大加强了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同年4月10日，清政府与法国互换照会，承认中国滇、桂、粤诸省领土不割让或租与他国，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借口维持大国的均势，强迫清政府于6月9日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承认九龙及大鹏、深圳二湾为其租借地，定期99年；7月1日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中国将刘公岛并威海湾内诸岛及威诲全湾沿岸以内10英里的地方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1899年8月，日军在鼓浪屿登陆，迫使清政府于10月25日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款》，取得了在厦门设立租界的权力。并企图占领整个厦门地区，将福建以至浙江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11月16日，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与法国，亦以99年为期。自从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接踵效尤。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或夺占海港，威争划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分割得支离破碎，整个神州呈现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列强的蚕食鲸吞，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将不国，何以图存？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如此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豆剖瓜分的危险，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灭洋！”农民群众最先响亮地喊出了这个口号。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帝国主义列强。早在1894年的夏秋之交，山东、安徽交界一带农民即以“灭洋”为口号而开展斗争。是年10月，有一位官员奏报朝廷道：“外患不除，内忧恐起。近闻山东曹濮、安徽颖毫各地，伏莽欲动，假‘兴华灭洋’为名。”这种斗争，起初主要是以反洋教的形式而出现的，而且范围日益扩大。一个传教士到该地区进行了调查，说起事的农民专“与天主教作敌，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聚众数万人，在曹县，城(成)武县、单县、沛县、萧县、砀山县、考城县、兰仪县所有教堂，烧毁的不少。”其后，斗争发展到山东、直隶交界一带，更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些斗争彼伏此起，最后汇合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到1898年10月24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发动起义，正式打出了“黄色而镶以黑边”的旗帜，“上标‘扶清灭洋’四字”。这次起义，可以视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从此，“扶消灭洋”便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但也说明了农民群众没有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清政府的关系。这样，在他们自发反帝斗争的实践中便产生了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高呼“灭洋”口号而盲目排斥洋人洋物；另一方面，则打出“扶清”旗帜而蒙受即将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的欺骗和利用。可见，几千年来的农民运动尽管到此时增添了反帝的内容，却仍然无法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因此，甲午战后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反帝斗争，从根本上说来并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范围。这正是“扶清灭洋”口号的历史局限性所在。
当农民群众自发反帝斗争方兴未艾之际，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发动的变法运动兴起来了。这个运动的主题是变法图强，即变封建地主阶级之法，图资产阶级之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以期中国臻于富强之境，挽救瓜分的危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公车上书”把维新思潮推向政治运动。因此，可以说，甲午战争后发生的“公车上书”，是持续了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让位于维新运动的标志。以救国为宗旨的维新运动，是在批判“中体西学”论中开展起来的。面对甲午战争后的瓜分危机，维新志士们痛切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认识到前此所谓西学，只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不过“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而已。维新运动则与洋务运动根本不同，它高举救亡图存的爱国旗帜，反复阐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哲理。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振聋发聩，激动人心，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一时蔚为社会风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然而，维新派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在理论上是虚弱的。维新变法学说是以庸俗进化论为理论基础，而其天赋人权论也只是作为论证君主立宪的理论根据，并没有由此得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论。维新派所学来的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学说，跟中国封建主义只能打几个回合，便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所击败，宣告退却了。
甲午战争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又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引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还在甲午战争期间，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即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894年11月24日。他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他在会员誓词里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性口号。《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深悉清朝统治业已腐朽透顶，不可复振，便开始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清政府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无遗，成为人民革命的众矢之的。于是，革命终于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扬弃了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反抗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注入了崭新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把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联系起来考察，认清了清政府的卖国本质，因此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必须同推翻清政府的斗争结合起来。这种认识上的升华。使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二，认为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并严格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这是革命派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其三，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这是留给我们至今仍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方法和任务提出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这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是一次重大的飞跃。
甲午战争是持续时间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一次实践。洋务运动本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富国”与“强兵”相互联系，但重点是“强兵”。洋务运动就是首先从军事工业搞起，而后推衍到民用工业的。在“自强”的口号下，洋务派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如整饬海防、建制造局、设厂造船、筹建海军等等。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远东的国际环境比较缓和，对中国实现自强是个有利的时机。在运动的前期，其效果也是明显的。在此期间，左宗棠取得了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获得大捷；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以日兵配合开化党人制造政变也遭到了失败。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法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洋务派所推行的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引进科学技术和创办新式企业，即改善生产力，却根本不想去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任何真正的社会改革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洋务派的改革却只是浅尝辄止，长期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没有进一步深化下去，因此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时光荏苒，逝波难再，其结果，是使中国失去了这次有可能实现自强的大好机遇。甲午战争的实践，终于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最后失败。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值得后来人进行认真的反思。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学术顾问、山东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