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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操的军事才能
2014-3-12 来源: 作者:李兴斌


    关于曹操的军事才能,《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评价其能“该韩白之奇策”。应当说,这一评价是很高的。然而,还有比这更高的——王沈在《魏书》中干脆将曹操与著名的大军事家孙子和吴起相提并论。至于后人,则大多因袭了陈、王二人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些评价,并不符合实际。曹操的军事才能,虽有其长,但更有其短,从总体上看,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四句话,即:长于战术,短于战略;长于任将,短于治军;长于陆争,短于水战;长于政治,短于军事。现试分述如下:
    一、长于战术,短于战略
    只要稍微仔细地阅读一下《三国志》的有关记载,便不难发现,曹操在指挥才能方面,明显地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其一生的军事实践表明,他在战役指挥和战术行动上,正确、成功的多而错误、失败的少;但在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上,则是错误、失败的多而正确、成功的少。
    (一)有关战役指挥和战术运用:笔者根据《武帝纪》作了一个粗略统计,曹操一生亲自指挥的战役战斗行动的大约有30次左右,其中胜者占绝大多数,而败者十中不足一二,且其失败多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例如,讨董卓时败给徐荣,一是兵力太少,二是操系初次从事军事指挥活动,缺乏经验;建安二年败于张绣,实际上是由于麻痹,与指挥能力高低无关。相反,那些获胜的战例,不仅所占比例极高,而且有不少赢得十分漂亮。如建安三年之大败张绣的追兵,建安五年之利诱、击败袁绍军,建安十一年之不战而取袁氏兄弟的首级,等等,即都是如此。
    (二)有关战略谋划和战略指导:事实表明,曹操在关系全局的战略谋划和战略指导方面,既乏远见,亦少办法。
    1官渡之战,曹操在战略上始终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战前,他虽深知自己无法与袁绍匹敌,而此战意义极为重大,但就是拿不出具体办法来。为此,他焦虑不安,“出入动静变于常”,后经荀彧分析,指出己方之必胜原因,始觉心中踏实。但是,当官渡之战进入相持阶段时,曹操的信心再次动摇。他写信给留守许昌的荀彧,说打算退兵还许,荀彧回信再次为他分析当时的形势与利害,他才打消了退兵的念头,最后取得了此战的彻底胜利。所以,官渡之战曹操所以能获胜,战略上主要得益于荀彧,曹操本人并无值得称道之处。《武帝纪》记他对众将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少,色厉而胆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划不明,将骄而政令不易,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云云,应是在吃了荀彧的“定心丸”之后才可能有的见识。
    2赤壁之战不知彼己,盲目用兵,终致大败。实事求是地说,曹操夺得荆州,既是意料中事,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问题是,曹操在夺取荆州之后,应当见好就收,而不宜继续冒进。因为此时的形势,表面上看对曹操极为有利,实际上并非如此。概括地说,当时之不利于曹操的因素,至少有这样几点:(1)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靠武力和诈谋经营天下,在政治上远未赢得天下人之心。(2)操之后方不稳固,既有内忧,又有外患。(3)军事上舍长就短,以不习水战的北方士卒,南下与乘船如骑马的水乡将士争衡,而且是长途奔袭,部队极为疲敝。(4)孙、刘双方虽兵力少于曹操,但精兵也不下五六万人,而且主明、士智、将勇、卒练,面对强敌,内部团结。对这些,周瑜和诸葛亮都有深刻的认识,而曹操却无丝毫觉察。作为一个军事家,在重大的军事行动之前,如此昧于知彼和知己,是不应该的。
    3没有及时夺取关西、汉中和两川,丧失了统一中国的大好时机。荆州江南地区位于孙氏政权的上流,若为刘备所占,就会成为其心腹之患,所以他们绝不可能在此地归属未定的情况下无动于衷。而刘备当时尚无立足之地,只有夺取此地最为近捷和现实。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无强敌威胁,他们只可能鹬蚌相争,不可能联合对外。而关西、汉中与两川地区,除了马超还是个对手外,张鲁和刘璋都是庸劣无能之人,曹操若能以强兵临之,夺取这些地方当不会有太大的困难。然而,在夺取荆州江北之地后,曹操却放着这些意义重大且相对容易对付的敌人不打,偏偏去进攻自己的两个最为强大的对手,迫使他们迅速联合起来共同抗击他,实是战略决策上的一大失误。
    赤壁之战后6年(建安十九年),刘备占有益州,曹操平定陇右。次年,孙、刘瓜分荆州江南之地,曹操夺占汉中。此时,他的重要谋士刘晔和司马懿都劝他乘势取蜀,且指出刘备系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服,且其正与吴人远争江陵,实属机不宜失。然而,曹操均不采纳。不仅如此,他还在明知夏侯渊“但知任勇”、轻燥乏谋的情况下,依然让他守汉中,自己则率大军返回邺城。结果,仅仅过了三年,夏侯渊就被刘备部将黄忠所杀,汉中终为刘备所得。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曹操在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方面缺乏远见的特点。
    一个军事家在实践上的特点,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理论著述上去。分析曹操现存唯一的军事理论著述《孙子注》,其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的特点同样十分显著。对此,古棣与周英二位先生已著专文(见《长于战术·短于战略——评曹操〈孙子注〉》,载《孙子学刊》1993年第3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论述,恕不赘述。
    二、长于任将,短于治军
    (一)关于任将:《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应当说,此话大抵是符合实际的。考察曹操的军事生涯,其在使用将领方面,主要有如下特点:
    1善于发现人才。遍阅《三国志·魏书》,可知曹操部下有许多将领,本不知名或不甚知名,是经曹操之慧眼识拔后,才逐渐建立功名?而为人所知的。如田豫、陈矫、满宠等,即属此种情况。
    2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建安十五年,曹操发布《求贤令》,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实践证明,曹操任将,的确是坚持了上述方针。被他重用的将帅,出身颇杂,亲疏都有:(1)曹操自己的族人、亲属甚至儿子,如夏侯敦、曹仁、曹彰等。(2)出身细微,与己非亲非故者,如许褚、典韦、胡质等。(3)拔于行伍战阵之间者,如于禁、乐进、李典等。(4)取于败军亡虏之内者,如张辽、徐景、张郃等。这些,都是当时被列为名将写入史传者,至于那些中才以下不为史传所录者,当不知凡几。
    3各任器使,用其所长。除以上特点,曹操还能够根据将领们的特点,充分发挥其所长。例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志节任侠,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就割青、徐二州托付于霸,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不必以东方为念;文聘本刘表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就聘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等等。
    建安二十年,曹操亲征张鲁,而以张辽、乐进、李典守合肥,留给护军薛悌一函,署曰“贼至乃发”。不久,孙权率众十万围合肥,张、乐、李、薛乃共同启函,见内有一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而张辽、李典知其意。原来,一者张辽、李典、乐进素不和睦,操恐其不相统属,故预为处分;二者强敌远来,守军无救为恃,必须乘其兵势未合之际逆击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
    当然,曹操任将也有其失误之时,如任夏侯渊而夏侯渊覆亡,任于禁而于禁败降,但这不过是百密中之一疏,尚不足以掩其总体上的成功。
    (二)关于治军:现存史料中并无有关曹操治军的正面记载,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史料,作出如下判断:
    1曹操对于军队的治理与管理,既不如诸葛亮,也不如孙氏兄弟。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曾说,诸葛亮之才,“于治戎为长”。据本传载,建兴六年,诸葛亮率军伐蜀,“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建兴九年,诸葛亮再次北伐,屯田渭南,“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这些,都是诸葛亮治军有方的明证。所以,后人评论他的军队为“桓文节制之师”。据本传记载,孙策为袁术部将时,骑士有罪,藏入袁术营中,孙策依然派人前往斩之,“由是军中益惮畏之”。后来,他率部还定江东,“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反观曹操用兵,则从无此类记载。
    2曹军作战,胜则动辄“屠城”、“残戮”,败则散乱奔逃、溃不成军。据记载,兴平元年夏,曹操东征陶谦,“所过多所残戮”;初平四年,操征(陶)谦,“多杀人民”,“死者数万,泗水为之不流”;官渡之战,曹操杀袁绍士卒七万余人;建安二十年,操征张鲁,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操“攻屠之”。另据《于禁传》记载,曹操在宛城败于张绣之时,几乎溃不成军,而青州兵因操平日“宽之”,此时竟然劫掠同类。以上所述,都反映了曹操御兵乏术、短于治军的特点。
    三、长于陆争,短于水战
    曹操平生所直接或间接指挥的战事,基本上全是以马步军为主的陆上之争,其中虽然难免败挫,但终究是胜多败少,这反映了他善于指挥陆上作战的特点。
    曹操一生中只指挥了一次水战,即赤壁之战,结果是大败而归。据《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曹操曾在邺城作玄武池以操练水军,并于同年七月即南征刘表,此后不久又乘新胜之威南追刘备,欲定江南。在池中操练水军,时间又是如此之短,岂能有理想的效果?这反映了他对水战认识的肤浅和幼稚。据《周瑜传》记载,赤壁之战前夕,瑜部将黄盖献策说:“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瑜纳其计,于是盖欺操以诈降,果然以火攻大破曹军。水战以舰船为主要工具,大江之上,战船首尾相接,不备火攻,而又轻信诈降,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曹操对水战常识的无知。
    赤壁之战后,曹操与孙权曾有数次交锋,互有胜负,而曹操以不惯水战,终难获利。据《吴主传》及裴注引《吴历》记载,建按十八年,曹操率军进攻濡须口,曹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遂退军。可见,在水战问题上,曹操始终是不得要领,难有作为。
    四、长于政治,短于军事
    实事求是地说,曹操主要是一位政治家,他的军事才能远不如他的政治才能卓越和突出。曹操在政治上的过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善察时势。据《武帝纪》及王沈《魏书》载,光和末,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等联结豪杰,谋废灵帝,曹操拒绝参与,后芬等果然事败。当董卓当政之时,曹操不仅不与其合作,而且率先起而讨之,表明了他对政治形势的准确判断。建安元年,曹操果断地迎献帝至许,这是其一生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政治举措。取代汉帝虽说是曹操梦寐以求的事情,但他即使是在功业盖世之后,也仍能保持头脑清醒。襄樊之战后,孙权遣使乞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曹操说:“是儿欲踞吾著火炉上邪!”充分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与老练。
    2善用人才。曹操不仅善于使用军事人才,其实也善于网罗和使用政治人才和其他各类人才。所以,当时曹操身边人物之盛,是孙权、刘备根本无法相比的。
    3较能容人。曹操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出于种种原因,的确杀了几位不能与他在各方面始终保持一致的才智之士,如荀彧、孔融、杨修、崔琰等,这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时代,是不足为怪的。但从总体上来说,曹操还是比较能够容人的。如他不仅不杀逃亡的毕谌、叛变的魏种、翻覆无常的张绣等人,反委以重任,即是明证。
    4从谏如流。善于团结、网罗人才而不善于听取他们的忠言良策,或者虽然能够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却不辨糟粕,不识精华,不能择善而从,则与不善于团结、网罗人才没有什么区别。应当说,在这两个方面,曹操都不存在什么问题,他基本上能够做到从谏如流,择善而行。他的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都是在充分听取他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
    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曹操的政治才能确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品格和能力,他基本上都具备;相反,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却并不怎么优秀和突出——他在战略上缺乏远见卓识,在战场上果于杀戮,治军也不严谨,而且自始至终不懂水战,等等。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更不是一个杰出的大军事家。
    那么,千百年来,曹操何以会被看做是一位杰出的大军事家呢?我想,这大概与以下原因有关:(1)囿于前人(主要指陈寿和裴松之)的观点。(2)关注结果,忽略过程,片面地以成败论英雄。(3)认识上移花接木,将他人的成就和才能记到曹操头上。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学术委员、齐鲁书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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