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兵学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关于战争的智慧精髓。与此同时，在过去数千年的战争历史当中，西方世界也积淀了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军事战略文化。可以说，东方智慧和西方兵学理论，构成了当今世界军事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
“兵之胜道先胜”。不管是源自东方还是西方，先哲前贤的战略智慧对于我们思考和筹划国家安全、国防和军事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如何在军事实践中充分利用好中华传统兵学文化的智慧，如何在东西方兵学文化的借鉴与融合中实现军事思想创新？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应该引起深入思考的问题。
——编 者
一个民族的军事理论，是该民族军事文化之魂。理论创新，是引领军事变革、军队转型的强大力量。
强军要有强军理论引领，变革首先是军事文化的前行。
1、强军需要接过优秀军事文化的火炬，照亮通向未来的路程
一个历史新纪元从这里开始。
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历史的宏声至今仍在回荡。
此时，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在追忆、在总结、在反思。他反思政治、反思人事，更反思军事。之后他对军事问题作了一段这样的评说，共军自江西以来，因兵员缺乏，武器寡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究奇正虚实，讲究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固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的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
他接着说，国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先入为主，门户各不相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
蒋介石的总结不无道理。他所说的中国传统的军事哲学，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军事谋略思想。
山东惠民，一座文化古老的小城。两千五百多年前，这里诞生了一位被誉为“兵圣”的伟大军事家——孙武。他著的不朽兵学理论《孙子兵法》，是中国乃至世界兵学宝库中最光彩夺目的明珠。
中国是世界历史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兵学理论最丰富的国家。兵书汗牛充栋，战策浩若烟海。《汉书·艺文志》把我国古代兵学分为四大门类，即：“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在这四大门类中，主体是“兵权谋”，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军事谋略。
“艺文志”对“兵权谋”的解释是：“权谋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以看出，“兵权谋”思想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实用性。
《孙子兵法》作为“兵权谋”的代表作，书中博大精深的谋略思想，闪烁着中国古代系统哲学的光辉。正如此，才具有穿越时空、照耀未来的时代价值。战争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的将军，无一不是智谋超群者；人类历史上，那些以创造伟业而开辟新纪元的统帅，无一不是胸藏宏韬大略者。在英雄的桂冠上，在胜利者的胸徽上，都透射出谋略的光彩；在胜利的凯歌中，在成功的乐章中，都荡漾着谋略的谐韵。
军事谋略是人的智慧在竞争对抗活动中的运用和展现。谋略与决策密不可分。没有决策活动，谋略就没有激发的主体。在军事对抗活动中，决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手的态势和优势，就是拨去迷雾，克服不确定性，找到走向成功的路径。
总结古今，我们给军事谋略做出一个现代定义：军事谋略是决策者在竞争对抗活动中预测未来、把握势机、随机应变、趋利避害、统筹策划的过程和智慧结晶。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持续发生，战争面貌还将不断刷新。现在是基于信息系统的精确战，下个阶段将是智能化战争。有学者预言，2025年前后，可能出现无人化战场。信息技术与新概念武器、特别是定向能武器的结合，基于自主系统的光战争正姗姗走来。科技革命滚滚向前，军事领域里的变化永远不会停止，信息化军队本质上是创新型军队。然而，军事革命愈是向前发展，愈需要思维与技术齐飞，东方智慧愈彰显出新的价值。
时代已经赋予我们新的使命，当我们向着强军目标，准备创造新的辉煌时，翻阅那卷帙浩繁的战争史册，领略那壮丽奇异、惊世骇俗的战争史诗；欣赏那纵横捭阖、安邦定国的恢宏战略；品味那云谲波诡、跌宕起伏、斗智斗谋的场景故事，怎能不激起思想的波澜，引发出理性的泉涌！
强军，需要接过优秀军事文化的火炬，照亮通向未来的路程。
2、东西方国家由于经济技术发展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军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军事理论的创造也各具千秋
军事文化之根，深植民族文化之中，在历史传承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民族的行为准则和处世方法。
一位名叫福斯特的美国人，曾撰文谈及“东西文明的哲学思考”。文中列举了他在我国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一件事：一天，福斯特的办公室飞进来一只鸽子，他积极主动地去轰赶鸽子，企图很快把鸽子逐出窗外，可是鸽子总是在屋里飞来飞去。福斯特给大楼管理人员打电话，要求他们设法把鸽子赶出办公室。待他打完电话后，发现鸽子已经自觉飞出去了。原来是他的同事在窗口放了些面包屑，吸引了鸽子。福斯特由此领悟到“东西方哲学的不同”。
其实，东西方国家由于经济技术发展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军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军事理论的创造也各具千秋。
国际象棋，堪称西方军事文化的符号；围棋，代表东方军事文化的符号。
评论家指出，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围棋下法，充分发挥了战略家的创造性。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战略思维，则是按国际象棋的思维进行战略博弈。
1997年，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击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然而，在IBM的庆祝会上，“深蓝”的设计者却承认，在围棋方面，他们设计的程序可能连中等水平的职业棋手都赢不了。善弈者谋势，这是围棋思维的高明之处。所谓“势”，一般指棋盘上具有向外辐射性的重要点位，以及由这些点位构成的有利格局。它通常和国际象棋中“实地”概念相对，“实地”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和眼前实惠，而“势”则正好相反，它看不见，但是通过作“势”，也可以在将来转化为更可观的利益。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无疑美国占的“实地”最多。但是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应当着重于“布势”。
一位棋手告诉笔者：在国际象棋中，焦点是“王”。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着如何吃掉对方的“王”这一目标。为此，国际象棋选手总会试图消灭对方的“后”“马”等有分量的棋子。这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略重心”，或约米尼所说的“决定性的转折点”。而在围棋中，对弈双方要始终把握全局。因此，不断攻击对手的战略才是围棋的重点。
评论家进一步从文化角度阐述东西方战略艺术：带有浓厚美国特色的橄榄球运动，具有激烈冲撞的显著特征。诚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言，美国的竞争心理与美式橄榄球密不可分。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指挥官还把对巴格达市中心的突击称为“红区行动”。用大卫·米基南中将的话说，“红区”这个词，就意味着进入20码线后，带球会很困难，这时就需要你发动连续而猛烈的进攻。相比之下，围棋中单项的进攻将很容易暴露自身的弱点。橄榄球的另一个特点是进攻与防守的鲜明区别，在不同状态时，所使用的队形和方式方法完全不同；而在中国的围棋中，进攻和防守是一个整体，而且随时转换。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西方人所喜欢的国际象棋赛、橄榄球对抗，都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刚性方法；中国的围棋是代表东方谋略的柔性方法。方法运用得好，能够以柔克刚。20世纪50年代，一位西方学者就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毛泽东的围棋战略》。这本书从围棋的棋理进入，解读毛泽东军事思想，颇能反映东方兵学的特色。
值得指出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民族想象力强、富于开拓，在理论的创造上也有一种不断探求“新大陆”的精神。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未来意识成了西方的一种社会意识，它无形中促使军人的眼光不断向前延伸。
3、民族文化影响着军事理论创新
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无论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不论西方人打仗，还是东方人作战，都有谋略的运用。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战争史中，都有以谋制胜的光辉事例。但是，从理论创造讲，重权谋是东方兵学的明显特点。或者比较而言，东方军人多注意谋略，而西方军人更注重技术。
《孙子兵法》这部充满着军事哲理、谋略思想的兵书在东方问世后，西方的军事著作还停留于对战史的记述。相反，当西方人早已开始注意把科学技术发展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成果源源运用于军事时，东方军事家还停留于对《孙子兵法》的注释与考证。
考察军事学术史就会发现，在军事家的思想观念中，总是渗透着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他们在总结战争经验、创造理论时，总是要按照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所规定的价值尺度做出选择，从而形成了民族军事理论的特色。
《战争论》是一部颇有盛誉的兵学宝典，被西方兵家奉为圭臬。作者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牛顿力学定律研究战争，看到了战争的一些本质问题，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同时，他以牛顿“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理论，提出的“无限暴力论”，虽然被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但与今天的军事发展则相背。
我国兵学在发展中，一方面受到《易经》和老子的哲学思想的积极影响，提出了许多充满哲理、充满军事辩证法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谋略思想和军事原则。《易经》以阴阳八卦为逻辑起点，推论世事，微妙玄机，隐韬藏略。而老子的《道德经》，实际上就是一部论述权谋的书籍。《孙子兵法》中讲的虚实、奇正等对应关系，反映出了以易演兵的思维轨迹。另一方面，我国的兵学在发展中又受到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重仕轻技。自西汉之后，轻视自然科学的儒家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从而束缚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西方从古希腊就有了阿基米德定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等，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接踵而来的有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力学定律、法拉第电解定律……有人统计，在欧洲几乎200年就要出一个科学天才，而中国则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风云历史，科学技术被知识界视为雕虫小技。这种思想反映在军事理论的发展上，就是不注意从新技术中吸取能量。中国最早发明了火药，14世纪传入西方，但直到近代，外国侵略者用洋枪洋炮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腐朽的清朝军队还仍有人视这种火枪火炮为“邪物”，提出“以鸡血狗屎破之”等可悲可笑的主张。
不错，中国有四大发明，有许多非常实用的技术创造。我国科技史上，有大量的科技实践资料，有相当充分的实际运用经验，但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不能上升到理论思维。
1883年8月15日,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作了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其中有一段涉及中国：“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运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以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这段对中国科学研究史的观察与批评，可以说入木三分，振聋发聩。我们不必计较批判的苛刻，他使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与亨利的批判相一致，在自然科学上因缺少理论思维，重实用而轻探源，技术创造始终停留于经验层面。这也就是“李约瑟之问”的谜底所在。
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具体应用水平上很高，以致有些堪称中国一绝的技术，但始终上升不到理论思维水平。其中原因很多，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所谓的“仕”，不重视研究此类问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仕”，并不是缺乏理论思维，他们多把理论思维用在了“人与人的关系”上，用在了治国安邦的“王者之术”上，用在了求取功名、进入官场上，用在了社会科学上。西方的知识分子曾为几何学上的平行线公理是否为定理，苦心求证，一代接一代，先后两千多年，最终创造出非欧几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绝对不花费那种精力的，而对于那些渗透着处世哲学、人事之理的书，却可以一代接一代去研究，种种论著，汗牛充栋。于是，淡化的“科本位”始终没有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化，日益加重的“官本位”在中国主流文化中根深蒂固。由此，军事理论远远离开了《孙子兵法》“兵权谋思想的开放性与吸纳包容性”，进行着封闭式循环。难怪唐太宗早就指出：“朕观兵书千章万句，盖莫超出孙吴。”实际上，继孙吴之后，兵家辈出，虽有一些见解独到者，但都不过是在原来的大树上增添几片叶子而已，看不出大的跳跃。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问世，使中国的兵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方法论用于军事理论的创造，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发现、也无法发现的民族解放战争指导规律，军事理论的发展终于出现了新的飞跃。
4、在不同思路的交叉点上，不同的信息风云际会，不同的知识繁花荟萃，不同的理念争锋比锐。由此形成互动与共振，最容易产生创新的雷电
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改变了理论创新之路，西方兵学中愈来愈多地渗入了东方的谋略思想。
回顾人类思想史（包括军事思想史），许多最有开拓性的创新成果，常常发生在两条不同思想路线的交叉点上。不同文化传统和哲学背景的民族，有不同的认识思路；不同的学科研究，有不同的方法思路。在不同思路的交叉点上，不同的信息风云际会，不同的知识繁花荟萃，不同的理念争锋比锐。由此形成互动与共振，最容易产生创新的雷电。
美军从独立战争到朝鲜战争之前，基本上奉行的是“火力消耗理论”——实力与实力拼搏理论。到朝鲜战争时期，国际上已出现两大集团对峙，核武器的出现给战争带来了巨大变化，革命战争对一般战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军经历了一个重新估价和重建军事思想的过程。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军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考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集中研究了克劳塞维茨、约米尼、格兰特、富勒、利德尔·哈特、隆美尔、成吉思汗、孙子和其他名家的军事思想，目的是创造一种在决战中以少胜多的新理论，结果出现了“空地一体战”。这一理论的特征是：在火力和机动之间，在直接手段与间接手段之间，以及在控制管理和掌握主动之间，取得较好的均衡。这里所说的机动，不单是机动力，更主要的是避敌强点、击敌弱点，掌握战场主动权的相关行动。总之，他们研究“空地一体战”的时候，就企图把孙子的智慧与克劳塞维茨的见解熔为一炉，从单纯的重力量，向既重力量、又重谋略转变。到了海湾战争时，他们干脆把孙子这位东方老人请到战争指挥部——前线官兵人手一册《孙子兵法》，把“上兵伐谋”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参与制定海湾战争作战计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位将军说：“美军将尽力避免与伊军正面对抗。”这是他从《孙子兵法》中悟出的。《华尔街日报》战地记者，在多国部队地面进攻之前发回的报道说：“《孙子兵法》颠倒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神圣传统……强调以谋克力。”
从海湾战争之后到21世纪初，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理论准备期，也是东西方军事文化走向融合的试验期。美军提出的“震慑”等作战理论，就是东西方军事文化融合的“新产儿”。
1995年，美陆、海、空军退役将军和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最早提出“震慑”作战设想。1996年，美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出版了由尤尔曼、前助理国防部长怀特执笔的专著《震慑：达成快速主导》。由此，“震慑”作战理论初步成形。在这本书中，先后27处引用《孙子兵法》中的名言，并把孙武“吴宫演阵”作为一个重要案例来研究。可以看出，这一理论的创造过程和实际内容，都汲取了东方兵学的智慧。拉姆斯菲尔德任国防部长时，该作战理论受到高度重视，迅速纳入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主要科研训练课题——“快速决定性作战”。
在“震慑”作战理论问世之际，美军提出的“战略瘫痪”理论、“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网络中心战”理论，都产生于新军事变革的浪潮之中，可以说都从不同角度吸纳了《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的思想。这些理论的共同点都是以控制敌认知能力、瓦解敌意志为直接目标。从作战方式上讲，都主要通过节点摧毁和结构破坏，造成使敌“难以理解”的恐怖效果，陷入“战略休克”和“心理崩溃”，丧失对抗意志；都强调以敌人的认知能力和抵抗意志为作战重心，实行硬摧毁与软打击相结合，物理毁伤与大规模心理战密切协同。在物理打击中，都强调对敌指挥中枢和控制、通信系统，进行“点穴”式打击，使敌“变瞎、变聋、变哑”，陷入战略瘫痪；都强调将陆、海、空、天、电磁多维作战空间的多种作战力量，集成为一个“系统之系统”，全方位、不间断地实施高强度的快速打击；都强调使用特殊作战手段，如具有“可怕的声、光、烟、电”等特殊的炸弹，加重敌人认知和心理上的恐怖感、灾难感。
上述美军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可以说是东西方军事文化融合中生出的“多胞胎”。很可惜，在新军事变革激情的催生中，这一窝“多胞胎”都是“早产儿”，一个个都带有先天不足的畸形。理论创造者由于缺乏对人、对社会、对民族复杂性的研究，企图用非接触、高强度的精确打击，来消除对方的抵抗意志，其结果给对方更深地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恐怖主义的“非军事战争行动”，正是霸权主义对外政策和“非对称军事行为”引发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早产儿”的畸形在于“早产”，东西方军事文化融合的方向是正确的，代表新时代的军事理论还要在这一融合中产生、完善、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理论创新，也必须在这一种融合中思考。
一个民族要发展，一支军队要前进，必须有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型的时期。从发展看，军事理论不只是研究、探寻如何赢得对抗的方略的问题，同时也要研究力量的长久发展问题。只有在力量的发展上跑到了别人前面，才能从根本上赢得对抗。
正所谓：善战者“先胜而后求战”。固然，如何使用力量、运用现有的手段去赢得对抗需要谋略，而如何创造更新的手段、发展更适合未来对抗需要的力量，同样需要兵学理论指导。我们需要在继承自己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主动克服民族文化中的消极面，走出“注释式、考证式、颂扬式”的研究方法，站在伟人的肩上思考，以未来的眼光认识历史。
兵学理论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对未来的开拓，决不可停留于对历史的回顾。开拓未来，固然要借助历史给我们筑起的舞台，但目标是走向未来。我们需要掌握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运用历史材料，但目的是寻求打开未来制胜之门的钥匙。我们不能从博物馆里取出古人的剑同现代敌人作战，而是要“熔化”古人的剑铸造新的武器。我们需要汲取西方的探索精神和不断追求新手段的意志，站在军事变革的前沿，着眼先进战斗力的发展方向，创造新时代的强军理论。这是新一代革命军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