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走好新长征路
赓续传承当好红军传人
今年十月，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参观考察时说：“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长征永远在路上。这次专程来这里，就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长征路。”以下，结合习总书记这一指示为指导，就如何不忘初心赓续传承，走好新长征路，谈八点认识和感悟，供中心全体党员学习思考。
一、不忘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之心，激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志情怀，营造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进行长征。党领导红军克服了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等错误，粉碎了上百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了雪山、草地等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跨越滔滔急流，翻过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纵横十余省，最远的行程二万五千里，胜利前进到陕甘宁地区，于1936年10月实现三军大会师。这场由30万人开始、由3万多人完成的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史诗式远征”，“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是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的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是举世无双、不可复制的悲壮与光荣”，“是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是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
长征是一座信仰的丰碑。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证明：信仰之火是红军长征永不熄灭的火炬。红军能从这里走出低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是源于对真理坚贞不屈的信仰，源于对革命务求必胜的信念。亲身参与长征的杨成武上将曾说过：“我们的指战员英勇善战，为了保卫党中央肯于牺牲一切。许多红军战士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英勇无畏的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想到的都不是自己，而是所信仰的革命事业。”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写的《长征》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真实故事。红24团的一个小通信员郑金玉，江西石城人，在长征途中，他除了背着自己的干粮之外，还背着很多宣传工具，沿途做宣传工作跑前跑后，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有一天大家没见到他，才知道他生病了，所谓生病实际上就是饿的，最后病得不能走路，他的政委把马让给他，他在马上都坐不住，最后战友们用绳子把他捆在马上拉着马走。将要走出草地的前一天，他突然在马背上说，想见政委。政委赶紧就跑过来了。郑金玉说的这段话，是记在档案里的。他跟他的政委说：“政委，我不行了。在政治上我是块钢铁，但是我实在是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我要死了，我看不到革命的胜利了。”说完这句话，他就死在了马背上，那年他17岁。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临死前想到的是“看不到革命的胜利了”，可见追求革命胜利的信仰之火在他心中的位置。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长征精神最基本的思想内核。长征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胜利。今天我们继承弘扬长征精神，就要不忘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之心，激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志情怀，高擎理想信念的火炬，奋勇向前，走好新的长征路。
聂荣臻元帅曾经这样写道：“回忆老长征，更喜新长征。长征复长征，幸福更幸福。”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会更长，任务更艰巨。”在毛泽东和老一代开国将领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30年，我们这个国家又开始了一次新的长征：迄今为止尚未结束的经济长征。与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世人瞩目一样，这次长征同样为世人瞩目。我们以连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GDP超过10万亿美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以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骄人身姿，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正是毛泽东等一代共产党人离开瑞金时怀揣的梦想，这就是长征的意义和价值。今天，我们又将开始第三次长征，这将是一次与物质的胜利同时展开的精神的远征，用习总书记的话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我们一定要胸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信念，像当年红军攻克娄山关、腊子口那样，攻克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关隘；像当年红军闯过金沙江、大渡河那样，闯过实现共同富裕途中遭遇的急流险滩。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坚信，高举实现“中国梦”的火炬，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守着初心前行，两个百年目标必成！
二、不忘红军将士“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的忠诚之心，强化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中冲锋陷阵。
毛泽东在总结长征经验时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伟大的红军长征，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形成了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踏上胜利道路，转折点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保证。这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指出：“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
真正的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实践中自然形成的。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按照“铅笔划好的路线”直线前进，实施“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有时打了3天，才走4公里，有时几天几夜睡不上觉，精疲力竭，行动迟缓，损失巨大。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多人，而且仍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事实证明，博古等人是不够格的中央领导人，无法带领红军官兵摆脱险境，走向胜利。黎平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预定的行军方向，向敌人较为薄弱的贵州北部挺进，初步显示了毛泽东正确思想的影响力。遵义会议尖锐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并解除了博古在中央负总责的权力。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稍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正在孕育形成，并给中国革命带来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拥护，既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具有丰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与朱德一起锻造了铁一般的红军队伍，创建了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一系列进攻和“围剿”，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领导者和成功实践者，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人带领广大红军官兵成功进行了三大斗争，赢得了长征的胜利：一是与强敌斗，随势而变，快速机动，灵活作战，积极主动地调动和打击敌人，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冲破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二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穿越地球上最险峻的峰峦沟壑和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爬雪山，过草地，忍受饥饿、寒冷的生理极限。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官兵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长征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三是与党内分裂行为斗，坚持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和北上抗日的民族大义，坚决抵制了坚持南下退却逃跑并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路线，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党所领导的革命大本营、抗日大本营扎根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
成功实践造就杰出领袖，杰出领袖和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广大军民进一步推进成功实践，这就是中国革命波浪式前进发展的辩证法。长征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交响，只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官兵忠诚追随、奋力高歌，才能奏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乐章。
1935年10月15日，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此时陈云正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长征情况，他在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时说，在红军部队中，党员占了百分之四十，连长以上的指挥员一律都是共产党员。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红军将士以巨大牺牲和辉煌战绩书写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领袖的坚定追随。
长征是一部由血与火、力量与智慧写就的伟大史诗，是承载中国共产党人生命密码和精神基因的历史宝库。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是一次新的长征。这场新长征虽然没有雪山草地和战火硝烟，但却面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考验，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据优势的压力，面临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面临改革开放新的难题不断增多的风险等等。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各种矛盾的凸显期，同时又面临着复杂严峻的风险考验以及某些国际压力。在这样的一个风险和机遇并存的关键发展阶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党员人数最多的大党，统一全党意志，畅通政令军令，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决维护和服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的分散主义、作风上的形式主义、生活上的奢侈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各种腐败之风，切实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到党的旗帜之下。我们要自觉用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领思想和行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增强对党中央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信赖，用高度的责任担当和赤胆忠心当好新长征的突击手和排头兵。
三、不忘红军将士“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求实之心，坚持把实事求是作为永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求实之魂彰显中华民族勃勃生机。
长征是红色的丰碑，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处理党和红军重大问题的开端，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成就的胜利之路。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正式成立，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出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中央机构人选、战略方针确定，到政策策略、战场指挥都要由共产国际批准。那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尚方宝剑。据有关资料透露，仅在1923年到1927年期间，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甚至连领导人选都必须经过他们的首肯或指定。一些同志也天真地以为，我们从西方拿来了马克思主义，照着苏俄革命的路子走下去就一定能成功。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长征为什么能够从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退，变成了一次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英勇进军？为什么能够从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和红军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始独立自主的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独立自主是被逼出来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选择。一方面，1934年9月，中共中央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报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同意。10月长征开始后，由于电台遭到损坏，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中断。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先后突破三道封锁线，当强渡湘江冲击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博古、李德指挥失当，行动迟缓，红军损失严重，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如按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此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出红军战略转移方向，急调重兵在沿途布阵，企图围歼北上的红军。把持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前进，使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面对危险时刻，毛泽东站了出来，建议放弃原计划，转兵向西到敌军薄弱的贵州开辟新根据地。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与会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主张。18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挺进贵州北部，连克七座县城，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31日晚，中央政治局再次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占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开创新根据地的战略决策，这时实际上已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三次重要会议的结果，中共中央首次独立自主确定战略转移方向，打乱了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使中央红军从被动开始转向主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否定了第三次“左”倾的领导，顺理成章地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的决定中央领导人选。后来，中共中央又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案，独立自主实施作战指挥，独立自主的选择长征落脚点，从而将红军长征一步步引向胜利。
说到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细节，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会议也有数十次之多。长征中之所以召开了那么多重要会议，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坚强的集体领导，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而是集体领导。通过党的会议做出重大决策，是党实现集体领导的一种重要形式。湘江战役后，为克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擅权妄为，猴场会议就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中央还就这一问题给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发电，要求他们建立军事集体领导，重要的军事问题都要经过军委分会讨论。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而所有这些会议和决策，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原则。
独立自主成就胜利之路，万里长征点燃求实火种，留下求实脚印，塑造了求实之魂。回顾长征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看得更为清晰：长征之前遭受的挫折、长征出发的被迫无奈、长征初期的生存危机，无不是由于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违背实事求是原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放弃湘西，转向贵州；舍弃川西，北上陕甘；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智取娄山关，突破腊子口……每一个战略转变，每一项任务完成，每一套战术运用，每一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赢得主动，都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密不可分。回望长征，“实事求是”这条真理之路，是在血火中炼出来、血水中泡出来的。
真理来之不易，长征永远在路上。今天，我们正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富国强军的新征程上。沐浴着80年前那道穿越历史的胜利之光，我们当铭记——无论我们走多远，走到多辉煌的明天，实事求是都是我们永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不忘初心，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这三大法宝，扎牢求实之根，树立求实之魂，彰显中华民族的雄姿 伟业。
四、不忘红军将士“心系民族，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高扬忠心报国、全心为民的主旋律，积极为强国强军、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新型的人民军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长征胜利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忠诚践行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摆在高高至上的地位，处处关心和爱护人民，为救国救民甘洒青春热血，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慷慨赴死，壮烈牺牲。中央红军出征时有8万6千多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余人。但为了挽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红军将士毫不退缩、前仆后继，他们掩埋好同志的尸体，擦干眼泪，又继续前进。1934年11月25日，湘江之战打响。为确保军委纵队顺利渡过湘江，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红5军团34师和红3军团18团被敌人阻于湘江以东，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第34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押送途中，他趁敌兵不备，猛然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使劲绞断，英勇殉难，年仅29岁。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将军，在贵州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胳膊，那时候正在突围，不可能坐下来疗伤，余秋里只能用绳子把伤胳膊捆在身上跑。3天后敌情缓解了，他坐在路边，自己解开绳子，胳膊因严重溃烂掉了下来，但是他活下来了。在长征中，像他们这样牺牲负伤的事经常发生，仅以中央红军为例，出发的时候有12位师长，长征过程中3死9伤。正是由于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惜牺牲生命、付出一切，红军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红军所到之处，沿途群众争先恐后地帮助红军筹款筹粮、传递消息、掩护伤员，支援红军作战，人民的倾力支持成为长征胜利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当年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特别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巨大冲击。西方一些国家还对我加紧实施“文化掘根”和“文化转基因”，通过影视、音乐等多种渠道，企图改变我国青年一代科学的价值观念。一个没有爱国为民之心的人，不可能肩负时代重任；一个没有血性和胆魄的民族，不可能创造美好未来。我们只有传承弘扬红军将士报国为民的情怀和牺牲奉献的精神，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才能奋发有为，勇于担当，积极创业，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五、不忘红军将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奋斗之心，振奋英勇无畏、百折不挠、永远奋斗的钢铁意志和顽强毅力，始终保持不畏艰难、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长征是红军将士英勇无畏、艰苦奋斗的鲜明写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长征精神的响亮音符，是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重要法宝。“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长征历史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然而红军将士以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经受住了残酷战斗和恶劣环境的考验。就其残酷战斗考验来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根本不容许红军有立脚之地和喘息之机。在重重封锁包围中，红军纵横14个省、占领100多个县城，通过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小战斗600多次，冲破了蒋介石100万“中央军”及十几个省军阀部队的围追堵截，斩关夺隘，抢险飞渡，表现了红军将士顽强拼搏、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就恶劣环境来说，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的标志性事件。红军将士“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草充饥志越坚”，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先后跨越近百条江河，征服约40座高山险峰，其中有20余座大多在海拔4000米以上，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还时常有狂风暴雪、冰雹雪崩。雪山路上,每走几步,就有战士倒下。1935年8月,红军进入川西北水草地。草地纵横数百里,被称为“死沼”“鬼谷”的泥潭和沼气带密布,稍有不慎人马就会被吞没、熏倒。而且,草地气候变化无常,狂风暴雨随时袭来,昼夜温差达30多度。正如肖华在《长征组歌》里所写：“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在这种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红军官兵始终保持着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同甘共苦,互帮互助,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种种艰辛。正是依靠这种“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一切困难所吓倒”的钢铁意志,红军将士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把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向了坦途。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楷模。“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句响亮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党和红军在长征中面临的种种艰难困苦，也集中反映了红军将士艰苦奋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纵览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尽管每一个国家、每一民族发展壮大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在困境中决不退缩，在逆境中绝不屈服,英勇无畏、艰苦奋斗、百折不饶，始终都是这些国家、民族传承久远而不衰，历经沧桑而不败的精神密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阶段,社会改革发展稳定面临诸多挑战,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我们只有始终保持红军将士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气概,挫折面前不气馁,压力面前不低头,考验面前挺得住,始终如一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开创美好未来。
六、不忘红军将士“风雨同舟、生死相依、官兵互爱、军民团结”的友爱之心，凝聚团结协作、步调一致、万众一心的强大力量，上下同欲，众志成城，去夺取新的胜利。
长征是一部官兵互爱、军民团结协作的胜利凯歌。长征途中，红军将士风雨同舟，生死相依；军民团结，情如鱼水；党群关系，血肉相连的感人故事比比皆是。
翻阅长征故事，详研长征战斗历程，我深刻感到红军将士的官兵关系，已不仅仅是“手足情，同志心”，而是统帅与士兵的出生入死、生死与共，是上到总司令下至基层指挥员的一马当先。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处处身先士卒，为人示范，形成了强大的激励和表率作用。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掌指挥权的首次大战，由于情报失误，红军一度陷入被动。朱德总司令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毛泽东没有答应。总司令把帽子一脱：“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弹雨中，炮弹就在朱德身边爆炸，抖抖身上的土，年近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起机枪冲进敌阵……聂荣臻生前回忆，“红军打仗，打的是党团员，打的是干部，每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牺牲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几乎看不到尽头的长征烈士英名录上，仅营以上的干部就有432人。
最近，我看了《解放军报》登载的“乌江架桥破天险”的文章，记载了当时的渡河总指挥王耀南的一段回忆，文中是这样写的：桥刚架好，彭德怀第一个跳了上去，准备抢先冲过乌江。黄珍紧跟其后，为保护彭德怀，他一把把彭德怀推进水里，率领3千子弟兵迎着随时射来的子弹向对岸冲去。两个战士把彭德怀扶上岸。彭德怀赶快脱了衣服和士兵们一起在火堆边烤火取暖。王耀南的袍哥、被请来编扎竹筏的刘舵把子见多识广，他长年周旋于兵痞流氓、军阀土匪之间，看见彭德怀赤身露体，与落水的士兵一起亲密无间，打打闹闹。便问：在浮桥上跑在最前面的瘦高个子是什么人？王耀南说：是个团长，叫黄珍。刘舵把子又问：团长管多少人？王耀南说：1000多人吧。刘舵把子问：那个跟团长抢着上浮桥的黑脸张飞是谁？王耀南说：他是彭德怀军团长。刘舵把子问：彭军团长是多大的官。王耀南答：彭军团长管1万人。刘舵把子挠挠头，喊了一声：天下是你们的！真的要变天了。这段回忆再现了红军将士危险时刻，临危不惧，冲在前头的场景，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红军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互相关心爱护的深厚情谊。
人民是革命的母亲，长征中军民鱼水情深也被传为佳话。由于红军所到之处，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因而，广大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是穷人的队伍，把红军称为“菩萨兵”。红九军经过云南东川一带，在当地群众帮助下，顺利攻下了东川县城。红军打开粮仓，把粮食发放给穷苦群众，并且根据群众的要求，公审处决了反动县长和一个大土豪，城内外群众对此拍手称快。在东川县城，红军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援，筹款达6万余元，不到一天半的时间，便扩大了800多个红军战士。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不仅要冒着对岸敌人的炮火，还要克服大渡河的急流险滩。而前来帮助红军的船工，在战斗打响后，冒着枪林弹雨，一桨连一桨地拼命把船划向对岸。船到河中向下滑出几十米，撞在大礁石上，面临船毁人亡的危急关头，四名船工跳进滚滚的急流里，用背顶着船，船上的船工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脱离了险境，把红军勇士们送到对岸。在红军面临茫茫草地的时候，当地一位六十多岁的藏族通司不畏艰险，带领红军在水草地行军四天四夜，终于开辟了一条可以让红军大部队通过的生命线。长征中这种军民鱼水情，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据统计，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各部队共筹集上万吨粮食，补充约2万人的兵员，沿途各族群众以各种方式支援红军作战，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障，也奠定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指导落地生根的深厚基础。
今天，我们进行新的长征，就要把长征中那种同志之间情同手足、上下之间亲如兄弟、军民之间鱼水相依、党群关系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好作风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心中扎深群众路线的思想根子，提高关心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看家本领，紧紧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干事创业，促进各项事业兴旺发达、蓬勃发展。
七、不忘红军将士“令行禁止、严守纪律”的律己之心，塑造严格要求、遵规守纪的良好形象，努力做讲纪律守规矩的模范。
长征途中，严明的纪律始终是红军与人民群众结成和保持鱼水关系的重要保障。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机关就为红军规定了明确的行军纪律，要求每个官兵：“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强买，不乱打土豪，不侵犯群众利益，与群众发生亲密关系。严厉处罚破坏纪律、违反阶级路线的分子，每连队宣传队布置时，应实行进出宣传与检查纪律。”
时任红二军团六师政委廖汉生回忆：“长征途中，二军团六师十六团第二连在一个牛圈里挖到一大缸青稞。指导员钱治安在牛圈旁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怎么处理。吃吧，怕主人家回来有误解；不吃吧，部队正饿着肚子。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形成决议，取出粮食，放入银元，并留下一张字条，郑重地署明‘中国工农红军二连’”。
1935年2月，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古蔺县境时，朱德向毛泽东讲起两件红军遵纪的事例：一是红军路过该地桔林时秋毫无犯，一是红军战士挖了群众萝卜后塞进铜元为酬金。毛泽东感慨地说：“宋史言，岳飞军‘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我们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是这样，到了总司令的四川家乡也是这样。”对此，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1935年3月6日，蒋介石致电四川军阀刘湘、潘文华：“据报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蒋介石要求刘湘、潘文华整顿军队、民团，制止腐败，以抵消红军在各族群众中的影响，但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长征途中在个别红军部队和人员身上，也曾发生过违反群众纪律、破坏军民关系的事情，但都受到严厉惩处。1935年7月，在四川毛尔盖地区，红军某部司号员贺敏仁（贺子珍之弟）擅自进入喇嘛寺，并拿走藏民若干银元。红军师部获知确实情况后，为严肃军纪，下令将贺枪毙。贺子珍后来说：“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严明的群众纪律是军民鱼水关系的守护神。敬畏纪律，秋毫不犯；执纪从严，人人平等，没有“特殊”，这是红军不同于“白军”的根本区别之一，是红军赢得人民群众喜爱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军令重如山，纪律似铁坚”，这是红军步调一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成为一支锐不可挡的钢铁队伍的关键。在新的长征路上，更需要强化党性意识、服从意识和遵规守纪观念，处处用党纪国法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确保在纪律和规矩面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要守住做人底线，不触纪律红线，不碰法律高压线。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慎独、慎微、慎始、慎终，保持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做到心中有党不忘恩，心中有民不忘本，心中有责不懈怠，心中有戒不妄为，在担当干事中成就大写人生。
八、不忘红军将士“灵活机动，以少胜多”的制胜之心，研究经典战例，解读制胜密码，提高战略素养和谋略水平。
红军长征是中国军事史上旷古未有的一次战略转移。在历时两年、辗转数万里的浴血征战中，红军在劣势中寻求生存，在被动中寻求发展，在重重包围中寻求突破，在运动中寻找有利战机有效歼敌，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得意之笔。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进逼遵义地区，对红军形成重重包围之势，毛泽东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因势利导，指挥部队千回百折、声东击西，大范围地迂回，高度机动灵活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创造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神话：一渡赤水，摆脱被动；二渡赤水，避实击虚；三渡赤水，调敌西进；四渡赤水，跳出合围。古今中外，有在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一条河上四次渡河作战的吗？没有，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了这样的奇迹！二渡赤水的遵义战役中，红军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几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而且打破了敌人歼灭我军的美梦，彻底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红军长征在军事上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当然离不开《孙子兵法》中讲的“同舟而济”“上下同欲者胜”；离不开“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死且不北”的精神；离不开“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官兵关系；离不开“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严格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深邃的战略智慧、高超的用兵谋略、正确的战略指导和红军各级指战员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敌情是作战指挥决策的客观依据。情报工作对于红军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反败为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遵义会议后，红军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但当时的形势仍然严峻，国民党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此时，红军情报人员在敌往来电文之中发现：敌军对红军的合围尚有一个不大的口子未合拢，外围空虚。红军领导据此决策，立即利用这一难得机遇从包围的空当中杀出，摆脱当面敌军，脱离绝境。情报工作，是红军长征得以胜利的关键要素。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在万里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到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找到准确的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而红军之所以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的成绩，得益于周恩来最早组建中共谍报队伍，他于1929年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了许多重要情报，还掌握了其编码规律，长征中红军电台破译率近百分之百。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军委二局在破译敌人密电方面干得非常出色，居功至伟，为保存红军实力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以看出《孙子兵法·用间篇》讲到的“上智用间”的极端重要性。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毛泽东在长征和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之所以用兵如神，总打胜仗，有如神助，靠的是其超人的智慧和妙算，但其中的奥秘则是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故而能因时而变，因事而变，因敌而变，灵活机动，以少胜多，出奇制胜，这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诀窍，也是永不过时的战争艺术。81年前，飞夺泸定桥后，刘伯承站在桥中央看着奔腾的河水感慨“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费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追求克敌制胜、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红军将士长征时的初心，今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走好新的长征路，争取更大的胜利。变换的是时空，不变的是追求。建设世界一流强国，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争取更大的胜利，让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我们坚定的追求。我们要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提高战略素养、军事素养、科技素养、创新素养”，像当年红军攻克娄山关、腊子口，闯过金沙江、大渡河那样，为了胜利一往无前，杀出一条“血路”，把五星红旗、“八一”军旗插上世界一流的高地。
今天，我讲了举世闻名的伟大长征红军将士的八个初心，即：“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之心、“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的忠诚之心、“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求实之心、“心系民族，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奋斗之心、“风雨同舟、生死相依、官兵互爱、军民团结”的友爱之心、“令行禁止、严守纪律”的律己之心、“灵活机动，以少胜多”的制胜之心。这八个初心，是红军将士80年前那段艰苦岁月的真实写照，是点燃照亮长征前进航程的火炬与灯塔，它对红军将士的激励导向作用、凝聚团结作用、教育塑造作用、启迪净化作用、鼓舞推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历史不应只是陈列，而应是精神与文化的传承。在长征复长征的新征途上，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赓续传承，创新发展，走好新长征路，当好红军传人，谱写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